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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视野 要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做好准备，你必须理解，为什么它将与大多数专家告诉你的不一样。这需要仔细研究社会变革的隐形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尝试了一种非正统的分析方法，称之为“大政治研究”（megapolitics）。在之前出版的两本书《血流成河》（Blood in the Street）以及《大清算》（the Great Reckoning）中，我们提出来，社会变革的最重要原因，不存在于政治宣言或者已故经济学家的声明里，而是隐藏在改变权力的运行边界的要素之中。通常来说，气候、地形、微生物和技术的微妙变化，会改变暴力的逻辑；它们变革了人们组织生计及自我保护的方式。 请注意，我们理解世界变化的途径，与大多数预测型专家的都大相径庭。我们不会假装，在某个特定的“主题”上，比那些在上面投入了整个职业生涯、积累了高度专业知识的人，懂得还要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是任何方面的专家；与此相反，我们是从外面看进去，堪称门外汉。我们是在做出预测的主题的“周边”进行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到必然的边界划在哪里。当边界发生变化，社会必然随之改变，无论人们是否心甘情愿。 在我们看来，理解社会演进的关键，是抓住决定是否使用暴力的成本要素和回报要素。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阶段，从狩猎部落到庞大帝国，都是由大政治的各个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流行的说法就是“自然法则”。无论何时何地，生命都是复杂的。羔羊和狮子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边缘展开互动。如果狮子突然更加迅猛，就能捕获现在抓不住的羊羔；如果羊羔突然长出翅膀，狮子就会饿死。利用和抵御暴力的能力，是左右边缘地带生命体的关键变量。 把暴力放到大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完全有必要的。对暴力的控制，是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的最大困境。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所写到的： 人们之所以诉诸暴力，是因为能够得到回报。可以说，一个人如果想要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别人的。一支军队夺取油田和一个暴徒抢夺钱包，完全是一回事。就像威廉·普莱费尔所说，权力“总是寻求通往财富的最现成的道路，那就是攻击已经拥有财富的人”。 繁荣富裕所面临的挑战，正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掠夺性暴力能收获丰厚的回报。战争可以改变一切，它改变规则，改变资产和收入的分配，甚至生杀予夺。暴力确实好使，就是这一点，让它难以被遏制。 从这些角度思考，帮助我们成功预测了一系列的事态发展；而这些发展，是消息灵通的专家们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例如，1987年出版的《血流成河》，是我们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大政治革命的最初尝试；当时我们认为，技术的变革正在破坏世界权力的平衡和稳定。我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美国的优势正在下降，这将导致经济失衡和经济危机，可能再次发生1929年式的股灾。这个观点遭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否定。然后短短6个月内，1987年10月，全球股市迎来了本世纪内最猛烈的抛售和震荡。 我们告诉读者，等着看共产主义的崩溃吧。这一次，专家们又笑了。然而，1989年，“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柏林墙倒塌，从波罗的海到布加勒斯特，共产主义政权被民主革命扫荡一空。 我们解释道，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从沙皇手里继承的多民族帝国，将会"不可避免地分崩离析"。1991年12月底，锤子镰刀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不复存在。 在里根政府进行军备竞赛的高峰期，我们指出，世界即将迎来全面的裁军。人们要么觉得荒谬，要么觉得不可能。然而，在随后的七年里，出现了一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裁军。 当北美和欧洲的专家都指着日本，相信政府可以成功地控制市场时，我们不以为然。我们预测，日本金融资产的繁荣将以破产而告终。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日本的股市崩溃，价值被腰斩。我们还认为，它最终的低点，可能相当于甚至超过，1929年股灾华尔街遭受的89%的损失。 从中产家庭到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投资者，当每个人都相信房地产只涨不跌的时候，我们警告说，房地产的崩溃即将到来。四年之内，由于房地产衰退，全世界的房产投资者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 早在专家们还没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在《血流成河》中指出，蓝领工人的收入在下降，而且肯定将长期持续下降。在我们今天写这本书的时候，差不多十年后，沉睡的世界才终于开始意识到这是真的。美国的平均时薪已经低于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时的水平。1993年，按定值美元计算，美国年平均时薪为18808美元；1957年，当艾森豪威尔第二次宣誓就职时，美国的年化平均时薪为18903美元。 虽然事后证明，《血流成河》里的预测惊人地准确，但是仅仅在几年前，它还被那些固守传统思维的人认为是无稽之谈。1987年，《新闻周刊》的一位评论家， 把我们的分析斥为是“对理性的不假思索的攻击”，反映出工业社会后期封闭的精神氛围。 你可能会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新闻周刊》和类似的出版物，会认识到我们的分析路线的价值，看到它揭示出一些关于世界变化的真知灼见。根本没有。 和《血流成河》一样，《大清算》的第一版也遭到敌视，被嗤之以鼻。多家类似 《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断然否定我们的分析，认为它们就是“你的笨阿姨”在唠叨。 随他们笑吧。事实证明，《大清算》中预测的，并不像传统的卫道士所假称的那么荒谬。 我们延伸了对苏联灭亡的推论，探讨了俄罗斯及其他前苏国家面临的问题，如日益严重的内乱，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 我们阐释了1990年代将是缩减规模的十年，其中就包括，政府及商业实体首次在全球范围缩减规模。 我们还预测，对收入再分配的条件要进行重大的调整，重新定义，福利水平将大幅降低。从加拿大到瑞典，都出现了财政危机的苗头，美国的政客们也开始谈论“结束我们所知的福利”。 我们预测并分析，“世界新秩序”将被证明是“世界新乱序”。早在波斯尼亚的暴行占据新闻头条之前，我们就警告，南斯拉夫将陷入内战。 在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前，我们指出，非洲即将崩溃的政府，会导致那里的一些国家事实上被接管。 我们还预测并论述了，激进的伊斯兰教会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与西方对抗的主要意识形态。在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和世贸中心被炸毁的几年前，我们就点明了，为什么美国面临的恐怖袭击将会激增。 在洛杉矶、多伦多和其他城市的骚乱登上新闻头条之前，我们就预见了，城市中少数族裔的犯罪亚文化，将导致暴力犯罪四处弥漫。 《大清算》还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论点，没有得到完全证实，或者说没有达到我们预计的发展水平。例如： 我们认为，日本的股市会沿着1929年后华尔街的道路走下去，导致信贷崩溃和经济大萧条。不过，虽然西班牙、芬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超过了30年代的水平，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也确实经历了局部的萧条，但是没有出现30年代全世界经济内爆的系统性信贷崩溃。 我们曾预测，前苏联指挥控制系统的崩溃，会导致核武器扩散到一些小国家、恐怖组织和犯罪团伙手中。令人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至少没有达到我们担心的程度。不够据新闻报道，伊朗在黑市上购买了几件战术核武器。 更令人担忧的是，《伦敦时报》于1998年10月7日报道，"根据一家主要的阿拉伯报纸的消息，流亡的沙特亿万富翁、恐怖主义领袖乌萨马·本·拉登，已经从前苏阵营的某中亚国家获得了战术核武器"。也就是说，这些从前苏流出的核武器，目前还没有正式确认部署或使用。 我们还论述了，“禁毒战争”会反过来颠覆警察和司法系统，特别是在毒品泛滥的国家，如美国。每年收获数百亿隐形的垄断利润，使得毒贩有能力也有动力，去腐蚀表明上很稳定廉洁的政府。虽然世界上的媒体偶尔会刊登一些报道，暗示毒资对美国政治体系高层的渗透，但这远不是故事的全部。 见他人所不见 尽管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或者根据现在已知的情况看是错误的，但我们的预测成绩甚是可观，经得起检验。1990年代所发生的、未来的经济史要处理的很多课题，在《大清算》中都有预测或预计和解释。我们的预测，并不是对趋势的简单外推或延伸，而是认识到二战后被视为正常的东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背离。我们 曾经警告过，1990年代将与之间的50年迥然不同。翻阅1991年到1998年的新闻头条，不难发现，《大清算》的预测几乎每天都在得到证实。 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孤立的现象，或者一时一地的麻烦，而是来自同一条断层线的冲击和震荡。旧秩序正在一场大政治的地震上颠簸，而这场地震将颠覆原有的体制，改变有头脑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毫无疑问，暴力决定着世界的运行和变化，并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这一点。在大多数政治分析家和经济学家看来，暴力好像只是一种轻微的刺激，就像在蛋糕周围嗡嗡作响的一只苍蝇，而不是烘焙它的厨师。 另外一位研究大政治的先驱 实际上，关于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有清晰思考的人少之又少，以致于关于大政治分析的著作，只需一张纸就能列完。 在《大清算》中，我们借鉴了一本大政治分析的经典，并详细阐述了其中的论点。这本书是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的《强盛国家衰落的永恒原因》（An Enquiry into the Permanent Causes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owerful and Wealthy Nations），出版于1805年，早已被世人所遗忘。另外，弗里德里克·莱恩（Frederic C. Lane）的作品，是我们的出发点之一。莱恩是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关于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写了几篇相关文章，洞若观火，清晰透彻。其中最全面的应该是“有组织暴力的经济后果”，发表在1958年的《经济史杂志》上。除了少数专业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外，鲜有人阅读，大部分看过的人好像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普莱费尔一样，莱恩的著作，也是写给当时还不存在的读者的。 对信息时代的洞察 早在信息时代之前，莱恩就发表了他的作品，探讨暴力和战争的经济意义。他写这些东西，并不是提前预见到了微处理技术及其他技术革新；但是，他对暴力的洞察，为我们理解信息革命下的社会重构，建立了一个框架。 莱恩为未来打开的窗口，来自于他窥视过去的窗口。他主要研究中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威尼斯，一个在暴力的世界中崛起又沉沦的贸易城邦。在思考威尼斯兴衰成败的过程中，莱恩注意到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你认识未来。他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决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的问题上，怎么组织和控制暴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相信，莱恩关于对暴力的竞争的分析，会对我们理解信息时代的生活变迁有诸多启示。但是，这么抽象的不时髦的观点，不要指望大多数人能注意到，能跟得上的人就更少了。世人的注意力，都盯在充满谎言的政治辩论和刚愎浮夸的名人身上，大政治的蜿蜒迂回，依然无人理会。 普通的北美人，可能会浪费百倍的时间在O.J.辛普森和莱温斯基身上，相比于他们对微处理技术的关注。而正是这些技术，将淘汰他们的工作，颠覆他们赖以获得失业补助的政治制度。 期望的幻觉 并不是只有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才有这种忽视根本重点的习性。各式各样的专家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民族国家的一个假象，认为是人们持有的观念决定了世界变化的方式。一些看上去老谋深算的分析家们，沉溺于各种解释和预测，把历史的重大变迁理解为是人们的期望推动的。就在我们写《再见，民族国家；你好……未知？》的时候，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很显著地反映了上述推理，作者是尼古拉斯·科尔切斯特。不只是这篇文章的主题——民族国家之死，也就是我们讨论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科尔切斯特 把他自己作为一个标杆，来反射我们的思维方式与常规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科尔切斯特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作者身份是《经济学人》情报部的编辑部主任。 如果有谁可以对这个世界形成一种现实的观点，那应该是他。而他在文章中多处明确指出，从逻辑上说，“世界政府的到来”势不可挡。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民族国家已经摇摇欲坠，没办法再控制经济的力量。 在我们看来，这种假设近乎荒谬。仅仅因为一种治理方式失败了，就认为某种特定的新型治理方式必然会出现，这简直就是谬论。按照这种推理，海地和刚果早该有更好的政府了，因为他们之前的政府明显不行。 在北美和欧洲少数思考上述议题的人中间，科尔切斯特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 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是更宽宏的大政治力量，决定了某种政治制度的实际可行性。本书的重点就在于此。把正在塑造新千年的技术纳入视野，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世界政府，而是微型政府，甚至更接近无政府的状态。 人人按规则行事，而暴力在决定规则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就这一主题的严肃分析，我们看到了几十本云遮雾罩的书，里面写的都是小麦补贴；还有几百本神神道道的书，都在讲货币政策。对于真正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这种思考上的不足，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为什么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权力的配置能保持相对的稳定。睡在河马背上的小鸟，不会想到失去栖息地，直到河马活动起来。 梦境、神话和幻想，在为所谓的社会科学提供信息方面发挥的作用，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 暴力的角色，在关于经济公正的大量文献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关于经济的公正与不公正，已经有数以百万级的文字在述说、在描述，每一页都可以用来仔细分析，暴力如何塑造了社会，并设定了经济运行的边界。然而，现代语境下关于经济公正的表述，却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社会是由一种强制性工具支配的，这种工具如此强大，它可以夺走生命中一切的美好，然后重新分配。而事实上，这种权力只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几代人身上；现在，它正在衰退。 社会保障的老大哥 在20世纪，工业技术的发展，使政府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手段。有一段时间，政府对暴力的垄断越来越高效，留给个人自主的空间越来越小，看上去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在本世界的中叶，没有人会期望主权个人的胜出。 根据当时看到的证据，20世纪中期一些最睿智的观察家确信，民族国家权力的集中，将会导致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极权统治。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年出版）中，老大哥看着每个个体徒劳地挣扎，想维持他们自主和自尊的余地。而这似乎是一场必败的抗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以更学术性的视角论述了，自由在被一种新的控制经济的方式所剥夺，国家正在成为一切的主宰。 这些作品，都是在微处理技术出现之前写的。而微处理，以及它孵化的一系列其他技术，提高了小型团队乃至个人独立于中央权威运作的能力。尽管哈耶克和奥威尔这样的观察家都目光如炬，但他们过于悲观。历史已经展开了它的惊喜。共产主义极权勉强撑过了1984年。如果政府能够成功压制微处理技术的解放力，下一个千年，还将出现一种新型的农奴制。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将看到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及个人的自主和自治。我们的父辈所担心的事情，也许将被证明根本不是问题；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永恒不变的社会特征，现在看起来注定会消失。无论必然性给人类的选择设定的边界在哪里，我们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然后重新组织生活。 做预测的风险。 毫无疑问，就社会组织以及将组织紧密连接起来的文化，试图对它们深层次的变化做出预测和解释，会使我们小小的尊严受到威胁。人们做出的大多数预测，如果放到很长的时间范畴内，读起来都很蠢。而且他们设想的变化越剧烈，下场越难堪。世界没有终结。臭氧层没有消失。即将到来的冰河世纪，融化在全球变暖之中。与所有的警报相反，石油也没有枯竭。安特罗伯斯先生，《九死一生》（the Skin of our teeth，一部戏剧，关于人类生活的三部曲，译注）中的普通人，避开了冰冻，躲过了战争和经济崩溃的威胁，并且无视专家报告的警示，自然地老去。 大多数“揭示”未来的预言，很快都沦为了笑料。即使为了自己的面子，人们有很强的动机做出尽可能清晰的思考，但是，前瞻性的眼光也往往被证明是短视的。1903年，梅赛德斯公司说，“全球的汽车数量永远不会达到100万辆，原因很简单，全世界不可能有100万名技工，能够被训练成司机。”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本应该闭嘴的，但是没有。我们不害怕站在队伍中，迎接应得的嘲笑。如果我们大错特错，后人可以尽情嘲笑，假如有人记得的话。敢于表达，就甘冒犯错的风险。我们还没有僵。硬无用到害怕犯错的地步，远远没有。我们宁愿冒险提出可能对你有用的想法，也不想因为事后回顾起来可能有些夸大或尴尬，而憋在心里不说出来。 正如阿瑟·克拉克睿智地指出，预测未来经常会失败，两个首要的原因是缺乏勇气和缺乏想象力。在这二者当中，他写到：缺乏勇气似乎更加常见。有时候，即使给定了所有相关的事实，那些冒牌的预言家也看不出来，它们指向一个必然的结论。有些失败是如此滑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我们对信息革命的探索，与未来的现实在哪些方面不符，这当然不可避免，但原因更多是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而不是缺乏勇气。预测未来始终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为它激发人们的怀疑。也许时间会证明，我们的推断谬之千里。但是，与诺斯特拉达穆斯不同，我们不会假装自己是预言家。我们不会在一碗水里搅动魔棒，或者使用占星术。我们也不会写神秘的诗句。我们的目的，是就某些对你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供一份清醒、独立的分析。 我们的观点可能被视为异端，正因为如此，我们感到有义务讲出来，不然的话，它们就没机会被听到。在工业社会晚期封闭的精神氛围中，思想已经不像它应有的那样，可以通过当前的媒体自由地传播。 本书是我们一起写的第三本，它出于建设性的精神，延续了《血流成河》与《大清算》，分析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大变革的各个阶段。这是一场思维的练习。本书重点探讨工业社会必然死亡，社会将以新的形式重构。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会看到惊人的发展悖论。一方面，随着主权个人的崛起，我们将看到一种新式自由的实现，并有望见证生产力的彻底解放。与此同时，我们期望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死亡。20世纪成长起来的、被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关于平等的保障，也势必随之烟消云散。我们预计，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代议制民主，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网络市场上新的民主选择。如果我们推论正确的话，下个世纪的政治，将比我们已经习惯的政治更加多样化，但重要性会大大降低。 我们相信本书的论点并不难理解，尽管它穿越的领域类似知识上的荒郊野岭和穷街陋巷。如果书中有什么地方晦涩难懂的地方，那不是因为我们在耍机灵，或者在含糊其辞，像某些所谓的预言家发表的神秘声明。我们绝不会模棱两可。如果我们的论点不够清晰明确，那是由于我们写作能力的不足，没能把引人注目的观点表达得浅显易懂。和大多数预言家不同，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甚至复制我们的思路。它不是出于灵异的遐想或者行星的回旋，而是基于老派的、不讨人喜欢的逻辑。正是基于逻辑，我们认为微处理技术必将颠覆和摧毁民族国家，同时创造出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一种簇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到来，比你想象的更早更快；但你至少可以预见到其中的一些细节，这既有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 预测未来的讽刺性 几个世纪以来，第二个千年的结束，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年前，圣·马拉奇就把年定为最后审判的日期。美国通灵师埃德加·卡伊斯在年说，在年，地球的轴心将发生移动，加利福尼亚将裂为两半，纽约市和日本将没入大海。日本的火箭科学家板川秀夫在年宣布，年月日，众行星将排列成“大十字”，地球将遭受大范围的环境灾害，人类生命因此终结。 这些天启式的幻觉，后来遭到无尽的羞辱和嘲笑。公元年，虽然是一个气势磅礴的整数，但也只是西方采用的基督教历法的一个随意产物。其他文化中的历法和纪年系统，计算每个世纪和千年的起点与此不同。例如，按照伊斯兰历法。 公元年就是年，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年。按照中国历法，每年一个轮回，公元年只是另外一个龙年；它是一个连续周期的一部分，向上延伸到过去的几千年。不过，人们对年的特别关注，不仅仅因为神学。这一年之所以被看重，除了基督教传统的加持，也受到本世纪中期信息技术局限性的影响。所谓的问题，也就是计算机的千年虫危机，它是潜藏在数十亿行代码中的逻辑缺陷，可以在千禧年的午夜关闭工业社会的基本元素，给人类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接近于末日状态。因为大量的计算机和微处理器使用的，是早期计算机保存和回收的软件。当时每兆字节的内存空间价格达到万美元，比黄金还要昂贵。为了节省宝贵的空间，早期的程序员只用一年的最后两个数字来记录日期。这种两位数日期的惯例，被广泛应用到了大型计算机的软件当中，乃至大部分的个人计算机和嵌入式芯片。微处理器几乎可以控制一切，从录像机到汽车点火系统、安全系统、电话、控制电话网络的交换系统、工厂、发电厂、石油公司、化工厂、管道等的过程和控制系统等等。因此，1999年缩写为两位数就是"99"。问题是，当“00”出现在2000年的时候，很多计算机会把它读成1900年。这可能导致大量没有调整过的计算机和其他数字设备，无法识别日期栏中的2000年。 这种情况会引发大规模的数据破坏，它也意外启发了未来信息战的新潜力。在信息时代，潜在的对手可以通过引爆“逻辑炸弹”，破坏底层数据，进而瘫痪建立在该数据之上的关键系统，从而克敌制胜。比如，在一项军事演习中，如果你能攻击对飞机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就不需要再击落它了。破坏数据，和使用物理武器一样，都能瘫痪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认真思考一下，就很容易发觉，它潜在的影响极其深远。例如，1997年12月14日《伦敦邮报》报道，由于担心航空运输控制系统会出事，全球的航空公司计划在2000年1月1日，取消数百次航班。据波音公司称，有大量飞机需要进行千年虫修复。很多设备如果在一个无效的日期记录一个事件，就会导致混乱。操作飞机的线性计算机控制系统，如果在编程运算中得出结论，飞机的最后一次关键维护是在1900年，就很可能出现故障，甚至进入一个错误的死循环而崩溃。 逻辑炸弹会导致有缺陷的控制系统失灵，由此带来的致命反馈效应，可能会使很遗憾地使千年之交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要知道，即使你很幸运，没有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坐在半空中的航班里，你也会被很多进入错误循环而关闭的设备所影响。 我们建议你避免使用不符合2000年标准的心脏起搏器，或避开醉酒的千禧狂欢者可能引起的事故。如果心脏起搏器关停，电话系统可能也一样，所以救护车永远也不会来。如果你不是住在巴西或乌克兰，你也许习惯了拿起电话或打开车载电话，就能自动获得拨号音；所以，令人高兴的是，你不用关心电话系统运作的技术细节。但事实上，电话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是高度依赖日期的。所有通话的日期和时间，都会被记录在一个日志上，这对计费至关重要。如果在1999年12月31日的11：59:30时，你打了一个一分钟的电话，在而12点整的时候，系统把你的通话时长计成了超过99年，从而发生错误和崩溃都是可能的。虽然长途电话公司正在花费巨资升级交换机，以使其符合2000年的要求，本地服务供应商大概也在做同样的事，但如果有哪怕一小部分公司未达到标准而停机，也会使整个网络受到影响。在2000年1月1日，如果你能获得一个拨号音，你就已经很幸运了。 用千年虫专家彼得·代·雅格的话说，“如果我们不能打电话，那我们就什么都干不了。我们的电子专注，我们的交易，还有银行业务。”而千年虫故障的后果可能远不止这些。 今天还没有人知道，关键系统因千年虫问题而崩溃的话，波及面会有多大。1976年以后制造的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其中的嵌入式系统都不能重新编程，如果它们对日期敏感不能运行，就必须更换。也许你不会与戴着不符合要求的心脏起搏器的人，发生交通事故，因为他们的汽车可能也无法启动。嵌入式系统还广泛存在于所有类型的发电厂、水厂和污水处理系统、医疗设备、军事设备、飞机、离岸石油平台、游轮、警报系统和电梯。虽然很多微处理器组件的功能对日期不敏感，但它们内部的操作可能依赖于一个时钟，而这个时钟受千年虫的影响。 Y2K问题最初成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政府和大公司的大规模指挥控制系统，涉及到部署在大型计算机上的超高交易量。因为它们在大型机上运行，而大多数软件都是几十年前开发的，基本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彼得·雅格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关于Y2K的警报时，主要就是针对需要升级的大型多处理器主机的操作系统。雅格先生担心，所有使用着脆弱系统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即使在几年前开始了崩溃修补计划，可能也找不到足够多精通COBOL的程序员，来完成对日期敏感代码的修补和替换。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爆发，而且很多系统的操作者才刚刚开始评估它们的脆弱性，所以，你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大量的大型机系统无法顺利运行到2000年。 这无疑是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按照现在的经济机构，除了使用计算机处理，没有其他的选择。大多数企业，如果它们的规模大到需要主机来处理业务，那么它们的生存都依赖于交易量，这么大的交易量是19世纪的老式文书系统无法管理的。如果这些企业不得不恢复到使用纸张，那它们只能完成正常交易量的一小部分。这种程度的业务下跌对收入的冲击，将危及所有公司的生存，除非是资本化程度最高的公司。 几乎所有与钱相关的东西——发票、采购和工资系统，加上库存控制和执行标准都会被破坏。大量的数据将会丢失，因为计算机遇到Y2K问题时，可能会崩溃或喷涌出虚假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系统能够立即崩溃，而不是以复合的方式破坏数据，直到发生大规模的故障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当一个备份工具把源自1999年4月7日的文件，复制到2000年4月1日的更新系统中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准。计算机会不会把一份“1900年”（其实为2000年，译注）1月4日的保险单支付收据，理解为该保单已经违约一个世纪，从而使该保单被取消并从文档中被删除？对于那些跨越新千年的贷款，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计算机是否会要求支付百年的利息？你的银行和经纪公司是否会保留你账户余额的准确记录，并及时为你提供资金证明？这些只能算是千年虫问题给你带来的一些有趣的窘境。这可能是千年虫问题中最具破坏力的部分。这不是晚发几天工资造成的不方便，而是将会血流成河。在你的关注清单上，最重要的是如果千年虫故障导致电力中断会发生什么。没有电，即使大多数没有受到千年虫影响的系统也无法运行，如你的冰箱、冰柜，甚至是你的热源。千年虫的兼容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核电站安全的访问和控制功能。例如，核设施的工作人员需要佩戴计量检测工具，测量他们在核电站中受到的辐射量。这些工具被定期分析，辐射量的数据会保存在计算机系统中，然后计算机控制着工作人员能够进入核设施。显然，如果计算机发生故障，那么这些精心设计的控制措施，原本旨在确保运行安全和正常维护的，将全部化为泡影。而更严重的是，核管理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许多与安全无关的，但极为重要的计算机系统，主要是关于核电站的数据库和数据收集，对日期很敏感。传统型发电站在千年虫问题面前也非常脆弱。首先，以煤为动力的工厂很容易受到影响，因为把煤运送到锅炉的地面运输系统会出问题。在1997-1998年的冬季供暖季节，煤电运营商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会被迫减少产量，因为南太平洋和联合太平洋铁路系统合并后，西部煤炭的铁路运输变慢了。问题就在于两家铁路公司使用的计算机控制和调度系统之间不兼容。根据联合太平洋公司发言人的说法，尽管联合太平洋技术公司一直被认为是，开发计算机化运输控制系统的行业领导者，但整合这两个系统却成为了一场“噩梦”。由于编程上的困难，该铁路公司无法准确跟踪货运车辆的移动。联合太平洋公司不能顺利完成与南太平洋公司的合并，这是一个很坏的兆头，说明千年虫逻辑炸弹，对交通、电力和其他经济方面，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然而，对电网最大的担忧在于，整个系统都受到敏感的监测和计算机控制，以便将电力从过剩的地区转移到不足的地区。这个过程必须由计算机仔细监控，防止电力浪涌和系统故障。所有电力传输都要记录时间和日期，用来确定供电时长，这点与电话很像。虽然用来连接的是重型的机械继电器，但它们是由计算机控制着。这些计算机对负载平衡至关重要，但它们可能会因为与电话网络相同的原因而失灵。实际上，北美的电力负荷分配控制系统，是通过T-1线路和电话微波链接联网的。因此，如果电话网络出现故障，你就知道，电力也会瘫痪。要记住，1998年1月加拿大的经验表明，一旦大面积停电，要让系统重新运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停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会很麻烦。 千年虫与核武库 对于现代经济体来说，寒冬时节停电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并有可能威胁到健康，特别是对那些依赖电热源和医疗设备的人。但是，最坏的情况可能比这还要糟。据克林顿总统的Y2K转换委员会的负责人约翰·科斯基宁说，美国的军事武器库可能会在1999年12月31日午夜时分停止运作。虽然科斯基宁表示他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但他补充说，“有些事需要担心。”关于核导弹，需要担心的是，“如果数据出问题，它们真的会爆炸。” 当然，这种担忧同样或更加适用于俄罗斯的核导弹。破产的俄罗斯，要把系统升级到符合2000的要求，比美国更难。而且有证据表明，俄罗斯还没有认真对待Y2K的转换问题。虽然人们会祈祷不要发生意外发射，但毫无疑问，2000年之交很可能会加剧全球的不稳定风险，原因很简单，就是很多国家的军事通信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就像科斯基宁所说：“如果你正在某个国家里坐着，突然间你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你的通讯方式也都失灵了，你会更加紧张。”因此，这一点也应该列入你的千年虫顾虑清单。逻辑定时炸弹可能导致真正的炸弹被发射，这一事实，突出了信息战对中央指挥控制系统的威胁。 如果恐怖分子想攻击任何中央系统，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在1999年12月31日行动，因为这是各种系统最脆弱的时候。不仅通信系统最紧张，还有可能出现电力故障，车辆无法启动，警察、救援和救护车、911服务无法工作，等等。而且，很多你现在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功能，如空中交通管制，可能都会停止运转。没电意味着没水；污水处理系统会停工；交通灯会熄灭。在交通系统崩溃后的几个小时内，超市的食物会被买光（或抢光）。根据美国城市的最近经验，你可以认为，没有点，没有水，很多人没有暖气，没有灯光，以及与紧急服务相关的部分通讯，包括警察和救援，所有这些加起来就等于没有了人类文明。虽然没有人能确定Y2K问题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它可能导致街头抢劫和暴乱，特别是如果人们得知，大范围的工资、福利和养老金都将无法发放。 “我们不再是旧日的自己，而是开始成为新的样子。” ——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DE FIORE） 关于新千年的不详预感，并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和基督教信仰相关的神学，但它确实落在菲奥雷的约阿希姆（基督教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修士）的千年传说之中。约阿希姆的沉思使他相信，基督只是“历史的第二中枢”，而另外一个中枢也注定要打开。哲学家迈克尔·格罗索（Michael Grosso）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信息革命正在引导人类的历史，朝着实现西方世界预言的愿景前进；他称之为“科技启示”。不管技术的发展有没有受到千年愿景的影响，千年虫问题，都是西方主流关于时间想象的一个产物。它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补充了人类关于末日的梦境、遐想和幻觉，或者是对幻觉的数字解释，就像牛顿对但以理预言的润色。 这些直觉上的跳跃，始于一种特定的视角，就是把基督的诞生看作是历史的中心。还有超级整数（指2000）的心理暗示作用；所有的股票交易员都知道，超级整数有别具一格的影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第二个千年，必然成为拥有直觉的人们的想象焦点。 一个批评者很容易指出上述预言的愚蠢之处，他甚至都不用攻击天启和最后审判之类的神学概念，这些概念赋予了预言强大的力量，但是它们含糊不清、充满争议。有意思的是，计算机超越了千年虫问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故障（意指2000年并没有那么可怕，译注）。不然的话，就是在基督教自身的框架内，也有证据可以降低2000年的重要性。2000 年被认为可能成为下一历史阶段的拐点，只是因为它把新千年的到来错误提前了。严格来说，下一个千年要到2001 年才开始。公元2000 年只是20 世纪的最后一年，是耶稣诞生后的第两千年。如果耶稣是诞生在基督教时代的第一年，那么也没错；但是他没有。公元533 年，耶稣的诞辰取代了罗马建国的日子，成为西历纪年的基础。当时引入这套新惯例的僧侣，把耶稣的生日算错了。现在人们认为，耶稣实际上诞生于公元前4 年；照这么算的话，他出生后的整2000 年，应该是在公元1997 年的某个时候。因此，卡尔·荣格为新时代的开始，设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日期（在前文中，荣格预言新时代会在1997 年到来）。 如果你觉得好笑的话，不妨一笑；不过，我们并不鄙视或者否定对历史的直觉。虽然我们的论点建立在逻辑上，而不是遐想中；但是我们对人类意识的预言能力感到震惊。一次又一次，它救赎了疯子、灵媒或圣人的幻觉。2000 年的这次转变可能也会如此。这个长期固定在西方人想象中的日期，可能就是那个宿命的转折点。至少有一半的人确信，历史自有定数。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们相信它确实如此。 我们的直觉是，历史自有定数；而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只是一体两面，同一现象的两个版本。人类的互动塑造了历史，但是他们的表现又好像宿命使然。就像电子。 等离子体，是一种电子浓度很高的气体，它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类也是这样。电子个体的自由运动，和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为是互相兼容的。就像大卫·博姆（David Bohm）对电子等离子体的描述，人类历史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行动的、高度组织化的系统”。 要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就要对人类社会如何服从自然演进中的数学运算，形成一种现实的直觉。和大部分人所期望的不同，现实是非线性的。要理解变化的动力，你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具有周期性和不连续性。历史的某些特征有重复的趋势，但是那些最重要的变化，当它们发生的时候，往往是突然的而不是渐进的。 在人类生活的各种周期中，有一个神秘的五百年周期，好像标志着西方文明史上的重大转折。随着2000 年的到来，我们被一件怪事所困扰，那就是每一个能被5 整除的世纪，它的最后十年都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深刻转型。就像生和死划定了人类的世代，这种衰亡和重生的模式；代表着社会组织的阶段更新。至少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就是如此。公元前508年，随着克里斯提尼的宪法改革，希腊的民主制度登上历史舞台。随后的5个世纪，是古代经济增长和强化的时期，到公元前4年，耶稣诞生的时候，达到了顶点。 在接下来的500年里，繁荣衰退，导致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末崩溃。威廉·普莱费尔对此的总结值得重温，“罗马最伟大的时刻……当属基督降生时；而同时它也开始逐渐衰落，直到490年。”就在那一年，最后一个罗马军团被解散，西方世界陷入了黑暗时代。 随后的五个世纪里，经济萎缩，长途贸易停滞不前，城市人口下降，流通中的货币不断减少，艺术和文化几乎完全消失。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使曾经可以有效解决争端的法律，逐渐被更原始的方式所取代。报血仇的现象，从五世纪末开始明显增多。而第一次有记录的神明审判，就刚好发生在公元500年。 历史来到一千年前，第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又一次见证了“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巨大动荡”。在这些年发生的变革中，最不为当时人们所知的，当属封建革命，它萌芽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完全混乱的时期。巴黎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居伊·布瓦在他的《第一个千年的变革》中写到，十世纪末的这次大断裂，使古代制度的残余彻底崩盘，然后在无政府的状态中，催生出了一种新事物，那就是封建主义。用劳尔·格拉伯的话说，“有人说是整个世界全心一致地抖落掉了古代的破烂。”突然出现的新制度，适应了经济的缓慢复苏。在被我们称为中世纪的500年里，货币和国际贸易得到了重生，伴随着算术、识字和时间意识的回归。 然后，在15世纪的最后十年，又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当时的欧洲，刚刚摆脱黑死病造成的人口赤字，就立即开启了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征服。这次的转型，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时期；“火药革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名称，代表了它的不同侧面。查理八世带着全新的青铜大炮，入侵意大利，以一声巨响，宣布了新时代的开幕。这个时代的变革，涉及到一个开放的世界，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就是它的缩影。对新世界的探索，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经济增长。它还涉及到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革命，催生了现代科学。还有印刷术等新技术的涌现，促进了时代思想的广泛传播。 如今，我们正坐在另外一次千年变革的门槛之上。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大型指挥和控制系统，在千禧年的午夜时分，可能会像古代的马车一样分崩离析。工业社会已经时日无多，不管它是否会在千年虫的逻辑炸弹下立刻崩溃。信息社会的。 到来将彻底改变世界，这就是本书的主旨。你完全有权利怀疑这一点；毕竟，在一个千年里只重复两次的周期，还没有足够多的迭代数据，使它在统计学上显得令人信服。实际上，即使更短的周期，也会被经济学家们怀疑，要求提供更多能够满足统计学标准的数据。丹尼斯·罗伯逊教授曾经写道，要确定四年或八到十年贸易周期的存在，“我们最好等上几个世纪。”按照这个标准，罗伯逊教授需要大约三万年，才能确定五百年的周期，是不是统计学上的一种偶然。我们没那么教条，或者说我们更乐意捕捉历史的暗示。我们认识到，现实的发展模式，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静态和线性平衡模型，要复杂得多。 我们相信，公元年，不只是连绵不绝的时间进程中一个明显的分割点，而是旧世界和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之间的一个拐点。工业社会正快速成为过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消亡可能会因为早期计算机昂贵的内存而加速，它迫使人们广泛采用了两位数的日期设置。当Hallerith牌打卡机只能容纳个字符时，缩写日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是，让早期程序员没有想到的是，缩写日期成为了意外的逻辑炸弹，埋伏了年，它对工业社会的威胁持续到千禧年的结束。美国政府预算管理委员会，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年月日发布了《让联邦计算机为年做好准备》的报告。委员会的结论是，这些计算机“除非被修复或替换，否则在世纪之交，它们可能会因三种情况而报废：拒绝运行正常条目；计算错误；或者根本不工作。” 这三种结果的结合，会使工业社会无法正常运转。 不管怎样，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将注定被一种小型化的新技术所取代，短期内的危机只会加快这一进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催生出一门新的科学，非线性动力学；它已经发展出来的惊人结论，还只是一些线索，尚未编织成一套系统的世界观。虽然生活在计算机时代，但我们的梦想还在织布机上旋转。我们还依照着工业社会的隐喻和观念在生。活，还没有从奇怪吸引子（计算机和物理学名词）的角度去想象世界。我们的政治还横跨在左翼和右翼的工业鸿沟之上，而绘制这些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在今天活着的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在我们看来，随着世界的转变，工业时代的“常识”，在很多领域都没有用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1911年，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和“西方的没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直觉。后的今天，我们也预感到“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变革正在发生……而且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注定了。”和斯宾格勒一样，我们看到西方文明正在衰亡；与之相伴的是，自哥伦布大航海与新世界建立联系以来，主导了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秩序也将崩溃。但与斯宾格勒不同的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千年里，西方文明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