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视野下的大政治变革

第二章 历史视野下的大政治变革 “在历史上，如同在自然界中，生与死是同样平衡的。” 约翰·惠泽加（JOHAN HUIZINGA） 现代世界的没落 在我们看来，你们正在亲眼目睹现代时期的衰亡；驱动它的是一种无情且隐蔽的 逻辑。人们普遍还没有认识到，CNN 电视和报纸更没有告诉你们，下一个千年 将不再是“现代”。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想暗示未来是野蛮或落后的，虽然这种 可能性很大；我们是想强调，现在开启的历史阶段与你出生时的阶段，有本质的 不同。 变革正在到来。正如农业社会和狩猎采集的部落大相径庭，工业社会与封建社会 或自耕农体系有天壤之别，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与旧世界的一切也天差地别。 在新的千年里，政治和经济不会再像近代的几个世纪那样，组织规模庞大，笼罩 在民族国家的统治之下。给你带来了世界大战、流水线、社保、所得税、除臭剂 和烤面包机的文明，正在走向死亡。除臭剂和烤面包机可能还有机会幸存，其他 的就没戏了。就像一个古代的强人，民族国家的倒计时以年和日为单位，而不是 以世纪或年代为单位。 政府管理和强制的权力，已经大大丧失。共产主义的崩溃，标志着一个长达五世 纪的周期的结束；在该周期中，政府权力的规模压倒了组织的效率。那是个暴力 回报率很高且不断上升的时期，现在不是了。在世界史的维度，一个阶段性的转 变正在开始。实际上，在下一个千年，当未来的吉本（历史学家）编著“曾经的 现代时期”的衰亡史时，他可能会宣布，在你读到我们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时期 就已经结束了。他可能会像我们一样认为，回首往昔，现代时期终结于1989 年 柏林墙的倒塌，或者说是1991 年苏联的灭亡。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件，都可以作 为文明演进中的代表性事件，定义我们所知的“现代时期”的结束。 人类历史的第四阶段正呼之欲出，而它最难预测的部分，可能是它的称呼。你可 以叫它“后现代”、“网络社会”或“信息时代”，或者你自己起一个名字。没 人会知道，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或绰号。 我们甚至也不知道，这刚刚过去的五百年，在以后是不是还会被继续称作“现代”。 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理解词语的引申含义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叫了。它更贴切 的名称，应该是“国家时代”或者“暴力时代”。但是，这样的称谓，不符合目 前定义历史时代的时间谱系。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现代”是关于现 在或近代，区别于遥远的过去；在历史应用中，通常是指中世纪以后的时期。 西方人只有发现中世纪已经结束了，他们才有可能意识到自己是“现代人”。在 公元1500 年之前，没有人会认为，封建时代是西方文明的“中间”阶段，是中 世纪。道理很明显：一个时代被认为是夹在两个时代中间，如果这么说没错的话， 那么在此之前，这个时代肯定已经结束了。那些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人，不可能想 象到，自己是活在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中间阶段；直到他们意识到，不仅中世 纪已经结束，而且中世纪文明与黑暗时代或古代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人类的文化中存在着盲点。关于生活的最大边界的变化，尤其是发生在我们身上 的，我们没有相应的词汇去描述。自从摩西时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剧变，但 只有少数异端人士殚精竭虑，思考了人类文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型是 怎么发生的。它们是怎么被触发的？它们有什么共同点？有哪些模式可以帮助你 判断，它们何时发生、何时结束？英国或美国什么时候会走到尽头？这些问题， 你很难通过常规的思维找到答案。 预言未来是人类文化的禁忌 从既有系统的外面看问题，就像一个舞台工作人员试图和剧中人强行对话一样， 它违反了那些保持系统运作的惯例。每一种社会秩序，都含有一个重要的禁忌， 那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不能思考该秩序将如何结束，以及取而代之的新秩序应 该使用什么规则。隐藏的含义就是，不管既存的是什么系统，它都是最后的或唯 一的系统，将永世不衰，万寿无疆。这话说得有点直白。读过历史的人，如果在 书中看到这样的观点，恐怕很少有谁会认为这种假设是现实的。然而，这就是统 治世界的传统。每一种社会体系，不管它对权力的掌控有多强，或者多弱，都会 装出一副千秋万代、永不可能被取代的样子。它们一言九鼎，或者定于一尊。原 始人认为，他们的系统，就是组织人类生活的唯一可能。经济上更加复杂的系统， 也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往往会把自己置于人类发展的顶点。无论是紫禁城里的 中国官吏，还是克里姆林宫里的马克思主义干部，或者是华盛顿的众议院议员， 当权者要么根本无视历史，要么认为自己登上了历史的巅峰，相比既往的众生以 及未来的先锋，他都要更加优越。 出于实际的考虑，这么做也没错。一个体系越是明显地接近尾声，人们就越不愿 意遵守它的法律。所以，任何社会组织，都会倾向去阻止或淡化那些预测它灭亡 的分析。仅仅这一点就确保了，当重大的历史变革正在发生时，很少有人能够注 意到。如果你对未来一无所知，那你可以放心，即使剧变当前，正统的思想家们 也会视而不见，更不会通知你。 你不可能依靠传统的信息源，等待它们向你发出客观和及时的警告，告诉你世界 将如何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变。如果你想知道当下正在发生什么，除了自己去弄 清楚，基本没有别的选择。 超越显而易见 这意味着你要有能力穿越显见的事实。历史记录表明，即使是那些事后看来真实 确凿、无可否认的变革，在它发生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内，都不被人们接受 和承认。想一下罗马的衰亡，这可能是基督教时代第一个千年里最重要的历史进 程。但是，在罗马灭亡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它仍然幸存的虚构故事，还在不 断地向公众散布，就像经过防腐处理的列宁的尸体。那些对“新闻”的理解建立 在官员的糊弄之上的人，要等到很久以后，当那些信息与现实已毫不相干，他们 才会了解罗马已不复存在。 之所以会这样，不仅仅是因为古代的通讯不够发达。即使CNN 能够奇迹般地在 古罗马开展业务，在公元476 年的9 月，用录像带记录下一切，情况也好不到哪 里去。当时，西罗马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在拉文纳被俘，被迫退居 到坎帕尼亚的一栋别墅里，在那里领着奉养金。即使沃尔夫·布里泽（CNN 记 者）在476 年用微型摄像机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但要把它定性为罗马帝国结束 的标志，不管是布里泽还是其他人，恐怕都不敢这么说。然则，后世的历史学家 正是这么定性的。 CNN 的编辑应该也不会批准一个头条新闻说，“罗马亡于今夜”。当时掌权的 人，不会承认罗马已经灭亡。兜售“新闻”的人，基本不会陷入到可能损害自身 利益的争论中。他们也许是偏颇的，甚至极度偏颇，但一般不会发出可能导致读 者取消订阅的报道。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技术上有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人报道 罗马的灭亡。专家们会站出来说，讨论罗马的衰落，简直大逆不道。如果不附和 这样的说法，就会对生意不利，或者对报道者的健康不利。毕竟，在五世纪的罗 马，掌权者是野蛮人，他们不认为罗马已死。 这不仅因为当局会威胁，“不要报道，否则我们就杀了你。”还有部分原因是， 在五世纪的后期，罗马已经堕落不堪、腐烂透顶，以致于当时活着的人对它的“衰 落”根本没有感觉。事实上，过了一代人之后，马尔切利努斯伯爵（Count Marcellinus）才首次提出，“西罗马帝国和这位奥古斯都一起灭亡了。”又过了 几十年，也许几个世纪，人们才普遍承认，西罗马帝国已经彻底作古了。当然了， 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 年的时候，还认为他是合法的罗马皇帝。 重点并不在于说，查理曼大帝和所有在476 年之后还以传统思维理解罗马帝国的 人都是蠢货。恰恰相反。对历史发展的定性经常是模糊的。当占据权力主导地位 的机构被迫讨价还价，去强化一个对它们有利的结论时，即使这个结论是基于伪 装和糊弄，也只有少数性格刚硬、观念强烈的人，才敢站出来反驳。把你自己放 到五世纪末罗马人的位置上，就很容易想象到，一个“啥都没变”的结论更加诱 人；这种态度还很乐观。如果不这么想，那感觉就很可怕了。既然一个让人岁月 静好的结论就在眼前，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做出一个令人恐惧的推论呢？ 毕竟，有一点会被人们拿出来证明，一切事务还在照常进行。过去的人也这么做 过。那就是罗马的军队，特别是边境驻军，几个世纪以来就处于野蛮化的状态。 到公元3 世纪，军队宣告新皇登基已经是很常规的操作。到4 世纪，甚至军官都 日耳曼化了，而且大部分是文盲。在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赶下皇位之前，暴力 推翻皇权的事，已发生过很多次。那是个混乱的年代，在罗慕路斯的同代人看来， 他的下台和其他的动乱并没什么不同；而且他是带着奉养金离开的。就是他领奉 养金这件事，让人们觉得整个体系还依然健在，虽然他领了没多久就被杀死了。 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看来，废黜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的奥多亚塞，并没有摧毁罗马 帝国，而是重新统一了它。身为阿提拉的随从艾德康的儿子，奥多亚塞是一个聪 明人。他没有自宣为王，而是召集了元老院，说服了言听计从的元老院成员，将 皇帝职位及整个帝国的主权，交给远在拜占庭的东罗马皇帝芝诺，他只作为一个 西罗马的贵族，帮助芝诺管理意大利。 正如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在《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中 写道，这些变化似乎算不上是“罗马的衰亡”，而只是“国家舞台上微不足道的 表面变化”。当罗马衰落时，奥多亚瑟说，罗马经久不衰。和几乎所有人一样， 他热衷于假装什么都没变，一如既往。他们知道，“罗马的荣耀”远比取而代之 的野蛮人的好，野蛮人自己也这么认为。所以，就像查尔斯·普雷威特·奥顿（C. W. Previte-Orton，英国的中世纪历史学家）在他的《剑桥中世纪简史》中所说， 五世纪末，当“罗马皇帝被野蛮的日耳曼国王取代”后，是一个“不断虚构 （make-believe）”的时代。 “不断虚构，制造相信” 这种“虚构”是为了维护旧制度的门面，虽然它的本质已经“被野蛮人败坏了”。 当最后一个罗马皇帝被野蛮人的“中尉”所取代，政府的规制并未改变。元老院 还在开会。 “地方行政官员及其他高级职位继续存在，并由有声望的罗马人担任。” 执政官依然每年提名一次。“罗马的民政管理部门完好无损地留存”；确实，在 某些方面，它一直完整存续到十世纪末封建主义的诞生。在公共场合，使用的依 然是旧帝国的徽章。基督教依然是国教。野蛮人也一直假装效忠于君士坦丁堡的 东方皇帝，以及罗马法的传统。但事实上，用杜兰特的话说，“伟大帝国在西方 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又如何呢？ 在你思考当下的世界时，参考罗马衰亡的远鉴，是很有必要的，其中有诸多关联 之处。大都数探讨未来的书，其实都在谈论现在。我们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使这 本未来之书首先成为过去之书。我们相信，如果能用过去的实例，阐明大政治理 论的重要观点，也就是关于暴力的逻辑；那么，就能帮助你更准确地预测未来。 历史是一位神奇的老师，它讲的比我们编的都要有意思；其中有关罗马衰亡的故 事，更加值得品味和琢磨。人们记录了许多重要的教训，对你认识信息时代的变 迁，可能很有启迪。 首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罗马的消亡，更加生动鲜明地说明了，在重大转型时 期，当政府的规模崩溃时会导致什么后果。公元1000 年的转折也涉及中央权威 的崩盘，不过这次崩盘，也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范畴。15 世纪末的火药 革命，同样给权力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增加而非减小了统治的规 模。而今天，一千年来第一次出现，西方的大政治环境，正在破坏政府、企业集 团、工会，以及其他大规模运行的组织。 当然了，对比罗马帝国的末期与信息时代的前夜，引发政府规模崩溃的原因，是 非常不同的。罗马之所以灭亡，部分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扩张超出了暴力经济 能维持的规模。帝国戍边的成本，使古代农业所能形成的经济优势荡然无存。资 助军事行动所需的税收和监管负担不断攀升，经济被掏空。腐败遍地。根据历史 学家拉姆齐·迈克穆伦（Ramsay MacMullen，耶鲁教授）的描述，当时军事指挥 官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以职权谋取非法利益”上。他们的手段就是敲诈平 民，这正是四世纪的观察家辛奈西斯（Synesius）所描述的“和平时期的战争， 主要由士兵的不守军纪和军官的贪婪腐败所致，它比野蛮人的战争还要糟糕。” 罗马崩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安东尼时期的瘟疫导致了人口赤字。在当时的很 多地区，人口都大量减少，这显然造成了罗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衰落。这样的情 况今天也没有发生，至少目前还没有。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在接下来的千年里， 新的“瘟疫”之灾将加剧技术转型带来的挑战。20 世纪人口的空前膨胀，为快 速变异的微型寄生虫创造了理想的目标。担心埃博拉或者其他类似的病毒攻击大 城市的人口，并非杞人忧天。但是，我们这本书并不是要思考人类和疾病的共同 演化，尽管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在这个历史的关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罗马为什 么消亡；甚至也不是要分析，导致罗马灭亡的因素有哪些同样威胁着今天的世界。 我们要谈的与此不同，我们是想搞清楚，每当重大的历史变革发生时，人们是如 何认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错误认知的。 在某种程度上，古今中外的人都有点保守；人们不愿意从某些角度去思考问题， 如解散悠久的社会习俗、推翻公认的体制、违抗他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和价值观。 也很少人会想到，在气候、技术或其他变量上，一些看上去非常细微的变化，就 能够切断他们与父辈世界的联系。罗马人不愿意承认，周遭的世界已经改变了。 我们也是如此。 然而，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都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它将革新人们组织 生计和保护自我的方式，重塑整个社会。其意义之深远，变化之深刻，你要想理 解它，就不能把任何事情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无论何时何地，都会 有人想让你相信，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和你成长的工业时代没什么两样。我们 对此深表怀疑。在我们看来，微处理技术，将溶解砖头中的砂浆，颠覆暴力的逻 辑，必然改变人们谋生与自卫的方式。然而，对这些变化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人 们倾向于淡化，或者闭口不谈；好像历史如何演进这件事，只能由工业机构主导 和说了算。 巨大的幻觉 有些作者，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学识渊博，但在思考未来的问题上，却会将你引入 歧途，因为他们对社会运转的认识过于肤浅。例如，大卫·克莱恩和丹尼尔·伯 斯汀（David Kline and Daniel Burstein）经过精心研究，写了一本专著，名为《公 路勇士：信息高速公上的梦想与噩梦》（Road Warrior）。书中充满了令人赞叹 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是用来论证一种幻觉，那就是，“公民可以自觉地、 齐心协力地行动，去塑造他们周围自发的经济和自然进程”。举一个不是很明显 的例子，这其实相当于在说，如果当时每个人都重拾骑士精神，封建主义是可以 存活下去的。在15 世纪末的法庭上，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观点，反对它甚至被 视为是异端。但是，这依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导，就像蛇想把明天的身体塞进 昨天的皮囊。 变化发生的深层原因，正是那些不受意识控制的因素；这些因素改变了暴力获利 的条件。事实上，它们与任何人为的操纵都相距甚远，在一个充满政治的世界里， 它们甚至不是政治操纵的对象。从来没有人在游行中高喊：“提高生产，扩大经 济规模”；也没有人打着横幅要求：“发明武器系统，提升步兵地位”；更没有 候选人承诺：“改变应对暴力的效率和规模之间的平衡”。这些口号很荒谬，因 为它们的目标超出任何人可以主观影响的范畴。然而，正如我们即将探讨的，恰 恰是这其中的变量决定了世界的运转，它们的影响超过任何政治宣言。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显而易见，很少有什么重要的历史转折是由人们的愿望驱动 的。它们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厌倦了某种生活方式，而喜欢上了另外 一种。而稍加思考就会明白：如果人们的想法和愿望是事情发生和改变的唯一决 定因素，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突变，都不得不被解释为，与实际生活条件的改变毫 不相干的情绪躁动。这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除了在影响部分人的医疗问题上， 我们很少看到完全脱离客观原因的情绪暴走。 一般来说，芸芸众生不会因为觉得很好玩，就突如其来地摒弃他们的生活方式。 一个觅食者不会说：“我厌倦了生活在史前时代，我想住在农村，当个农民。” 人类在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上任何决定性的改变，毫无例外，都是对生活条件切 实变化的因应。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始终是现实的。如果他们的观点确实发 生了突变，那很可能说明，他们熟悉的生活条件被某些东西打断了，一次侵略， 一场瘟疫，一次突然的气候变化，或者一场改变他们谋生和自卫能力的技术革命。 大多数人都渴望稳定，而不是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动；当变革来临，他们会感到困 惑，并普遍陷入迷失，特别是那些失去收入或社会地位的人。你要是盯着民意调 查或者其他测量情绪的指数，想从中了解大政治变革的发生与发展，必将徒劳无 功。 缺乏预见性的人生 我们之所以察觉不到周围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部分原因是变化并非人类之所 欲，我们不想看到它。觅食者——人类的祖先，同样顽固不化，但他们有很好的 借口。一万年前，没人能预料到农业革命的后果。那时候的人除了在哪里找下一 顿饭之外，几乎什么也预见不了。农耕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关于过去的记录， 无从预测未来。甚至没有后来西方的那种时间观念，时间还未被有序被分成秒、 分、小时、日等单位，以衡量年份。觅食者处于“永恒的现在”，没有日历，实 际上也根本没有任何书面的记载。他们也不懂科学，除了直觉以外，也没有足够 的智力去理解因果关系。在展望未来时，我们的原始祖先是盲目的。引用《圣经》 中的比喻，他们还没有“尝过知识的果实”。 以史为鉴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的条件要优越得多。经过500 代人的进化，我们具备了祖先 们缺乏的分析能力。借助科学和数学，我们解开了自然界的诸多奥妙。我们对因 果关系的理解，相比于早期的觅食者，简直堪称神奇。高速计算机的发展，使我 们通过算法对复杂动态系统的运转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人类的经济。艰难发展起 来的政治经济学，虽然远非完美，但也训练了人们对影响自身行为的因素的理解。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虽然不像经 济学家所想的那么机械。成本与回报是其中的关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提高奖励或者降低成本，改变某行为的外部条件，将激励人们更多地从事它。 激励措施不可小觑 人们会对成本与回报做出反应，这是行为预测的一个基本要素。你可以很有把握 地说，往大街上扔100 块钱，不管是在纽约、墨西哥城还是莫斯科，很快就会有 人把它捡走。这种情形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它足以证明，那些认为预测 是不可能的聪明人是错误的。任何正确衡量了激励措施影响的预测，大体上都可 能是对的。而且，成本与回报的预期变化越大，它预示的发展就越不简单。 最具深远意义的预测，可能就来自于，认知和解读大政治变量的细微变化背后的 含义。暴力是决定人类行为边界的终极力量。如果你能理解暴力的逻辑，以及它 会如何运转，你就可以有效地预测，接下来人们会在哪里丢弃或捡起100 块的大 钞。 这并不是说你能知道不可知的东西。我们无法告诉你怎么预测彩票的中奖号码， 或者其他任何完全随机的事件。我们没办法知道，恐怖分子会不会以及什么时候 在曼哈顿引爆原子弹；或者一颗小行星会不会掉到沙特阿拉伯。我们也没法预测， 会不会有的冰河世纪，会不会有火山突然爆发，或者新的疾病出现。有大量不可 知的事情，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猜测不可知与推导出已知事情的涵义， 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看到远处有闪电，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很快就会打雷；预 测大政治的转型以及它的后果，与此类似，只是它涉及更长的时间框架，以及不 那么确定的联系。 在后果展露之前，大政治变革的催化剂就已经出现了。农业革命的影响，用了五 千年的世界才全部呈现。工业社会基于制造业和化学力量，从农业社会向它的过 渡，就非常快，只用了几个世纪。信息社会的转型会更快，可能只需一生的时间。 不过，即使考虑到历史在锁短，现有信息技术对大政治的影响要完全实现，预期 也得几十年的时间。 主要的及次要的大政治变革 在本章中，我们会分析大政治变革的一些共同特征。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 更仔细地研究农业革命，以及第二大的阶段变化，就是从农田到工厂。在农业文 明时期，还有一些次级的大政治变革，如罗马的衰落与1000 年时的封建革命； 这些标志着权力等式的消长，政府的兴衰，农业战利品从一个人手上转移到另一 个人。罗马时期的大庄园主，欧洲黑暗时期的自耕农，以及封建时代的领主和农 奴，他们吃着同一块地里长出来的粮食；但由于不同的技术、气候的波动、疾病 的破坏累积起来的影响，他们经验的制度，判然有别。 我们并不打算彻底解释所有这些变化，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尽管我们已经勾勒出 一些解释，说明了在过往的历史中，大政治变量的不断变化，是如何颠覆权力的 行使方式的。简言之，由于大政治变量的波动，降低或提高了运用权力的成本， 政府也随之盛衰盈缺。 如果你想要理解信息革命，应该牢记以下要点： 1. 远在权力革命爆发之前，权力的大政治基础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2. 每当重大的变革开始时，人们的收入通常会下降。这是因为，由于人口的压 力，社会资源趋向边缘化，从而导致自身危机四伏。 3. 跳出系统，在“外面”观察，是一种文化禁忌。人们往往对现有社会的暴力 逻辑视而不见，所以，他们也看不到这种逻辑的变化，无论是潜在的，还是 公开的。大规模的政治变革在发生之前，很少有人能看得出来。 4. 重大的历史变革总是涉及文化革命，新旧观念的支持者之间会发生冲突。 5. 大政治的变革从来都不受欢迎，因为它会使苦心积累的知识资本变得过时， 使既定的道德标准发生混乱。它不是来自于民众的普遍要求，而是在一定的 历史背景下，由于暴力逻辑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改变，社会必然做出的反应。 6. 向新的谋生方式或新型政府的转变，在开始的时候，只局限在那些大政治的 催化剂起作用的地区。 7. 旧系统的失序和崩溃，往往导致暴力的加剧，所以，历史上的变革都有一个 社会混乱的阶段，可能农业社会的早期是个例外。 8. 腐败、道德滑坡和效率低下，是一个系统到了最后阶段的信号。 9. 技术对暴力逻辑的影响日益加强，这导致了历史的加速，并大大缩短了两个 阶段转折时的适应期。 历史在加速 今天的事态发展，要比以往的历史演进快上无数倍；所以，在同样的转折点，如 果能提前认识到世界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相比你的祖先，这对你要有价值得多。 历史上的第一批农民，即使他们奇迹般地洞悉了农耕在大政治上的所有影响，这 些认知其实也没有用；因为还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向新社会阶段的转折。 今非昔比。历史已经加速，准确预测新技术在大政治层面的影响，在当今社会大 有裨益。对于这次信息时代变革的潜在影响，如果我们建立起来的认知，能够达 到现在普通人对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了解程度，那这些认知将无比宝贵。简单 来说，大政治预测起作用的范围，已经缩短到了最有用的时间段，那就是一个人 的一生。 “回首过往的几个世纪，或者只是看看眼前，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人是靠着使用暴力武器 的特殊本领过活的，往往活得还很好；不仅如此，他们的活动还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稀缺资源 的利用。” -弗雷德里克·C·莱恩（FREDERIC C. LANE） 我们对大政治的研究，就是想做到这一点，即挖掘出那些改变暴力行使边界的因 素，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大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时候， 在哪里，行使暴力能够得到回报。它们也有助于了解收入是如何在市场中分配的。 就像经济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明确指出的，如何组织和控制暴力，在决定“稀 缺资源的利用”上，起着巨大的作用。 大政治学的速成课程 大政治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它有助于解释历史上的一些大问题：政府的兴亡， 机构的演化；战争的时机和后果；经济繁荣和衰退的模式。通过提高或降低行使 权力的成本与回报，大政治控制着人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从人类社 会的最初就是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在《血流成河》和《大清算》中，我们探讨 了很多重要的大政治因素，正是它们，在看不见的地方决定着历史的演进。解开 大政治变革及其影响的关键，在于了解那些催生暴力革命的变量。某种程度上， 这些变量可以笼统地归为四类：地形、气候、微生物和技术。 1、地形是个关键因素，从一点可以明显看出：在公海上，从来没有像在陆地上 那样，形成暴力垄断的局面；没有哪个政府的法律在那里是排他的。这一点至关 重要，借此人们理解，随着经济迁移到网络空间，暴力及保护的组织将如何演变。 地形结合气候，在早期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批国家出现在被沙漠包围 的洪泛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里有丰富的灌溉用水，但周边地区又过于 干燥，无法支持自耕农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农民如果不与他人合作，去维 护当时的政治结构，就面临很高的成本而活不下去。那时候的灌溉，只能是大规 模地进行；没有灌溉，作物就不会生长。没有收成，就意味着挨饿。在沙漠中， 控制水的人处于强势地位，这使得当时的政府既暴虐又富有。 我们在《大清算》中也分析过，地理条件对古希腊自耕农的繁荣居功至伟，并使 该地区成为了西方民主的摇篮。3000 年前，地中海地区的高价值农作物是橄榄 和葡萄，那时候交通条件普遍还很原始，生活在距海岸几英里之外的居民，就没 办法在这些作物经济上竞争。因为如果通过陆路运输橄榄油和葡萄酒，运费成本 太高，很难在市场上盈利。希腊在沿海地区精心设计了海岸线，使他们国内的大 部分地区离海都不超过20 英里。这给希腊农民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把他们在 内陆的潜在竞争者甩在了身后。 由于在高价值产品的贸易上占据优势，希腊农民只需要控制小块的土地，就能获 得丰厚的收入。高收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昂贵的盔甲。古希腊著名的重装备步兵， 就是自费武装起来的农民或地主。这些步兵装备精良，斗志昂扬，是令人生畏、 不容轻视的军事对手。地理条件是希腊民主的基础，而不同的地形催生了埃及和 其他东方的专制国家，道理是一样的。 2、气候也影响着蛮力的作用边界。从觅食到农耕的第一次大转型，气候变化就 是它的催化剂。大约一万三千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结束，地表的植被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近东开始，冰河气候首先在那里退去，温度和降雨量逐渐攀 升，森林蔓延到从前的草原地区。特别是山毛榉的迅速繁衍，严重影响了人类的 饮食选择。就像苏珊·艾琳·格雷格（Susan Ailing Gregg）在《觅食者和农民》 （Foragers and Farmers）所写的： “榉树林大行其道，可能对当地的人、植物和动物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橡树的树冠是相对 开放的，阳光可以穿透，照射到林地；由灌木、草本植物和杂草混合的树下灌木丛就能蓬勃 地生长，植物的多样性又支撑了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与之相反，榉树的树冠是封闭 的，森林底部被遮得密不透光。树下的植被，就只有在春季榉树叶长出来之前，有一些一年 生的植物；其余时节就剩一点耐阴的苔草、蕨类和杂草。” 随着时间的推移，茂密的森林从整个欧洲蔓延到东部大草原（指西伯利亚一带， 译注），蚕食了广阔的草地。森林削减了可以养活大型动物的牧区，使觅食者人 口的生存处境日益艰难。 在冰河时代的繁荣期，狩猎采集的人口膨胀得太厉害，无法再靠日益减少的大型 哺乳动物养活自己，其中很多物种都被猎杀到灭绝。向农业的转变并不是人们想 要的选择，而是为了弥补饮食不足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在遥远的北部地 区，觅食者依然是多数；因为气候变暖的趋势，并没有对那里的大型哺乳动物的 栖息地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热带雨林地区，全球气候变暖也没有减少那里的食物 供应。自农业出现以来，更多的变化是由气候变冷而不是变暖促成的。 适当了解一点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动力学，在以后气候波动的时候会很有用。如果 你知道，平均气温每下降一摄氏度，植物的生长期就会减少三到四个星期，可种 植作物的最高海拔就下降500 英尺（152.4 米，译注），那么，你就会对未来人 们行为的边界条件有一个概念。你可以用这些知识去预测各种变化，从粮食的价 格到土地的价值。你甚至可以就气温下降对实际收入和政局稳定的影响，得出非 常有见地的结论。在过去，如果粮食连年歉收，导致食物价格上涨和可支配收入 减少，人们就会揭竿而起，推翻政府。 举例来说，近代以来最冷的十七世纪，也是全世界普遍爆发革命的时期，这可不 是巧合。这种混乱背后的大政治因素，就是气候骤降。那时天气严寒，连凡尔赛 宫中“太阳王”桌上的酒都冻成了冰块。天气变冷，作物生长期缩短，粮食歉收， 收入减少。所以，大约自1620 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繁荣景气转入大萧条。 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因此而陷入大乱。十七世纪的经济危机导致世界被叛乱淹 没，其中很多起集中爆发在1648 年，刚好是另一次更著名的革命周期的200 年 前。从1640 年至1650 年间，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葡萄牙、加泰罗尼亚、 法国、莫斯科、那不勒斯、西西里、巴西、波西米亚、乌克兰、奥地利、波兰、 瑞典、荷兰和土耳其都发生了叛乱；甚至中国和日本也被动乱所席卷。 所以，在贸易萎缩的17 世纪，重商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应该也不是巧合。也许 是在该世纪末，“当时发生了可怕的饥荒，”经济封闭达到了顶峰。到了18 世 纪，特别是1750 年以后，气温回升，作物产量也上去了，西欧人的实际收入开 始增加，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随之攀升。更多构建自由市场的政策被采纳，工 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自我强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业革命。 技术和工业产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减轻了天气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不过，即使在今天，你也不能低估气温骤降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哪怕是在北美这 样的富裕地区。当既有机构的配置已经潜力耗尽时，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崩 坏趋势。在过去，这种趋势主要出现在人口暴涨把土地的承载力推到极限时。这 种情况在1000 年封建革命前发生过，在15 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在这两次变革 中，作物减产歉收、实际收入大幅下降，是统治集团被颠覆的重要诱因。今天， 这种临界性主要表现在消费信贷市场。如果气温下降，作物减产，可支配收入减 少，就会引发债务违约，甚至抗拒交税。以史为鉴的话，经济封闭和政治混乱， 都会上演。 3、微生物传递了伤害或免于伤害的力量，所以它也常常决定着权力的运行。欧 洲人征服新世界就是典型的例子，对此我们在《大清算》中讨论过。欧洲定居者， 从满是病菌的农业社会来到新大陆，他们对一些儿童传染病具备了相对的免疫 力，如麻疹等。但他们遇到的印第安人，还以觅食为主，以部落的形式散居在人 口稀少的地区，没有相应的病毒免疫力，所以就被灭绝了。而且，死亡率最高的 时候，发生在白人真正抵达之前。因为有印第安人在海边遇到了欧洲人，被感染 之后带着病毒回到了内陆。 有时候，微生物也是权力机器前行的障碍。在《血流成河》中，我们谈到，热带 非洲有强力的疟疾病菌，在很多个世纪内，阻止着白人的入侵。在19 世纪中期 发明奎宁以前，白人军队无法在疟疾地区生存，无论他们的武器多么先进。 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互动还产生了重要的人口效应，改变了暴力的成本和回报。 如果死亡率因为瘟疫、饥荒或其他原因而波动较大时，死于战争的相对风险就会 降低。从16 世纪开始，死亡率暴涨的频率不断下降，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 么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而且今天的人们，对于突然死于战争的容忍度比过去要 低得多。这也降低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忍耐度，并且提高了在低出生率社会中行 使权力的成本。 当代社会由小家庭组成，如果发生战争，即使很小的死亡人数，也难以被接受。 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早期，人们对帝国主义产生的死亡成本接受度要高得多。 在本世纪之前，大多数父母都会生很多孩子，预计其中有个别孩子会随机地突然 病死。在一个早夭司空见惯的时代，未来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对于上战场，并 不是很抗拒。 “机器具有侵略性。编织者成为了网，机械师沦为了机器。如果你不使用工具，你就被工具 使用。” -爱默生（EMERSON） 4、到目前为止，在现代时期的几个世纪里，在决定权力运用的成本和回报上， 技术的影响力最大。本书论证的基础，就是假设这种影响会一直延续。技术有几 个关键的维度： A．进攻与防守之间的平衡。先进的武器技术左右着攻防之间的平衡，进而决定 着政治组织的规模。当攻击能力增强时，远距离施加权力的力量就会占主导地位， 管辖区域内趋于稳固，会形成更大规模的政府。 在其他时期，比如现在，防守能力正在上升，这就提高了在核心区域外运用权力 的成本。在这种趋势下，管辖权倾向于下放到地方，大政府会分解成小政府。 B. 公民平等及步兵的优势。决定公民之间平等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武器技术 的性质。相对便宜、非专业人士能够操作，以及能提高步兵军事地位的武器，往 往会促进权力的平等。当托马斯·杰斐逊写“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比几个世 纪前发表类似的口号要现实得多。和拿着青铜燧发枪的典型英国士兵相比，一个 拿着猎枪的农民不仅同等武装，甚至装备得更好。农民可以从更远的地方向士兵 射击，而且精准度更高。中世纪与此截然不同。手上只有一把草叉的农民——他 甚至买不起更多的草叉，根本不可能对抗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的骑士。在 1276 年，没人提出过“人人生而平的”。因为事实很明显，人就是不平等的； 一个骑士的杀伤力超过几十个农民。 C．大规模暴力的优势和劣势。社会可能是几个大政府还是许多小政府，另外一 个决定性的变量是使用先进武器所需的组织规模。当暴力的回报越来越高时，规 模越大，回报越高，政府当然就会变得更大。当一个小团体可以组织有效的手段 抵抗大团体的攻击时（中世纪就是这样），国家主权就会趋于分裂；小型的、独 立的组织就能行使政府的许多职能。就像我们在后面的一章中将探讨的，随着信 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将看到赛博战士(cybersoldier,网络士兵)到来的曙光，他们是 分权革命的信使。赛博战士不再专属于民族国家，很小的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 部署和使用。下一个千年的战争，会有很多由计算机主导的不流血的战争。 D. 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权力应该分散在当地，还是集中在遥远的中央，另外 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那些提供民生所需的重要企业的规模。如果重点企业只 有在广阔覆盖的贸易区内大规模地组织起来，才能够获得最佳效益时，政府就可 以通过为企业提供这种条件和保护，从中抽取大量的财富，用以支撑大规模政治 体系所需的成本和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世界霸主主宰其他所有国 家，整个世界的经济反而会更有效地运行，就像19 世纪大英帝国那样。 但在有些时候，大政治变量的结合会降低经济规模。如果维持大贸易区的经济利 益降低，以前利用这种模式繁荣起来的大国政府就会开始分裂，即使攻防之间的 军事平衡还一如既往。 E. 技术的分散。关键技术的分散程度，是决定权力等式的另外一个重要变量。 当武器或生产工具被有效地囤积或垄断时，它们就会使权力集中化。事实证明， 即使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的技术，如机枪，如果分散程度不够高，也往往沦为强 有力的攻击性武器，从而促进统治规模的扩大。19 世纪末，欧洲列强享有对机 枪的垄断，他们可以轻松地征服边远的国家和地区，大幅扩展殖民帝国。后来在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机枪被广泛采用，比较容易获得，又成为了破坏帝 国主义的力量。在同等条件下，关键技术越分散，权力就越分散，政府的最佳规 模就越小。 大政治变量的演进速度 虽然技术是决定大政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明显越来越重要，但在历史上， 这四种因素都对权力的规模发挥了关键的影响。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了，当 暴力扩张到更大的范围，它的回报是否随之上升。这进而决定了，在权力规模和 资源运用效率之间进行取舍的重要性，并强烈影响着收入在市场上的分配。现在 的问题是，它们在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认识到， 这些变量的演进速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整个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地形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除了港口淤塞、垃圾填埋 或地质侵蚀等局部的小变化之外，今天的地形状况与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时基 本没差；而且，它还会继续保持现在，除非新的冰川期来临，或者发生剧烈的事 件。在更深远的时间范畴，地质年代可能改变，也许是对大型陨石撞击的反应， 发生时间为1000 万至4000 万年之间。有一天，可能会再次发生地质运动，颠覆 我们星球的地形地貌。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准确地预测到，棒球和板球的比赛 都将被取消。 气候波动比地质运动要活跃得多。在过去的100 万年里，气候是造成已知大部分 地表变化的推手。在冰河时代，冰川开凿山谷，改变河流走向，将岛屿从大陆割 裂，或者降低海平面使它们相连。气候波动对历史影响甚巨。它先是在上一次冰 川期结束后催生了农业革命，后来又在低温和干旱期破坏了制度的稳定。 最近，人们又对“全球变暖”表示担忧，也不无道理。但是，长远来看，更可能 发生的气候变化似乎是变冷，而不是变暖。根据从海底采集的样本中的氧同位素 分析，对温度波动的研究表明，目前是200 多万年以来第二温暖的时期。从17 世纪的历史我们知道，如果天气变冷，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全 球变暖的警报反而令人比较安心。如果真的变暖，那就保证了气温将在异常温暖 和相对良好之间继续波动，就像过去三个世纪所经历的。 微生物的演变速度对权力的影响，令人比较迷惑。微生物变异非常快，特别是病 毒。例如，普通感冒就以几何量级的速度变异。尽管微生物变异速度很快，但在 改变权力边界的影响上，它们却没有技术的变革那么突然。部分原因可能是，自 然界为了保持平衡，让微生物只是感染而不杀死宿主，对它们更为有利；毒性太 强、太容易杀死宿主的病毒也会使自己难以存活。寄生微生物能够生存，关键就 在于它们对宿主不能过于致命，或者全部是致命型的。 当然，打破权力平衡的致命疾病，也不是不可能爆发。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占据重 要地位。黑死病消灭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人口，给14 世纪的国际经济造成了毁 灭性的打击。 历史的如果与可能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历史，一是思考它本可能发生什么，二是看它事实上 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微寄生虫不可能不继续对现代人类社会造成破坏。例如， 有些微生物类似疟疾，但毒性更强，它本可能对权力的扩张构成障碍，阻止西方 人对周边地区的侵略。第一批葡萄牙冒险家驶入非洲水域时，他们本可能感染一 种逆转录病毒，就是传染性更强的艾滋病，从而使新的亚洲贸易路线在开辟之前 流产。哥伦布和第一波新大陆的定居者，原本也可能遇到各种疾病，遭到灭顶之 灾；就像那些被西方人带来的麻疹和其他儿童传染病灭绝的原住民一样。但是， 这些本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种巧合强化了人们的直觉，那就是历史 自有定数。 在现代时期，微生物对政权巩固造成的阻碍，远远小于对其的促进作用。在外围 殖民地扩张的西方军队和殖民者往往会发现，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会被微生物因 素所放大。西方人被看不见的生物武器所武装，对某些儿童流行病具有相对的免 疫力，而这些流行病则足以灭绝当地的原住民。所以，来自欧洲的航海者具有明 显的优势，而他们的对手生活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完全处于下风。随着事态 的发展，疾病的传播几乎是单向的，那就是从欧洲向外扩散；而在相反的方向， 从外围向欧洲核心，并没有对应的转移。 可能有一个反例，有人说西方探险家将梅毒从新世界传入了欧洲。这一点存在争 议。但即使是真的，梅毒也没有影响权力的扩张，它主要影响了西方的性道德。 从15 世纪末截至20 世纪的最后25 年之前，微生物对工业社会的影响是日趋良 性的。 尽管肺结核、小儿麻痹症和尿毒症导致了很多个体的悲剧与不幸，但在整个现代 时期，类似安东尼瘟疫或黑死病那样大政治影响力级别的疾病，并没有爆发。公 共卫生的改善，疫苗和解毒剂的发明，普遍降低了传染性微生物对现代社会的威 胁，这也相对提高了技术对设定权力边界的重要性。 但是，现代近期出现的艾滋病，以及对可能大面积传播的外来病毒的警告，也许 暗示着，未来不会再像过去500 年那样，微生物对大政治的影响完全是良性的。 是否以及何时会出现新的瘟疫，造成全世界大面积感染，是不可知的。相比气候 或地形的剧烈变动，寄生微生物的爆发，如病毒大流行，将更有可能挑战技术在 大政治变量中的主导地位。 我们没办法检测或预测，地球生命的性质与我们已知的会发生多大的背离。我们 只能祈祷，在下一个千年，最重要的大政治变量是技术而不是微生物。如果运气 继续站在人类一边的话，技术作为大政治变量中主导因素，将越来越重要。 然而，通过对第一场大政治变革，也就是农业革命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历史并非总如人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