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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伊甸园之东: 农业革命与暴力的复杂性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 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号。” -创世记4:9-10 五百代人之前，人类社会组织的第一场阶段性变革开始了。在几个不同的地区， 我们的祖先极不情愿地拿起粗糙的工具，削尖的木桩和拼装的锄头，开始下地干 活。他们种下了第一批庄稼，同时为权力的世界奠定了新的地基。农业革命是第 一场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它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开始，发展非常缓慢， 以至于到20 世纪开幕，在全球适合农耕的所有地区，农业还没有完全地取代狩 猎和采集。专家们认为，即使在最早出现农业的近东地区，它也是在“一个漫长 的过程中逐渐引进的”，可能用了五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将一个蔓延数千年的进程描述为一场“革命”，似乎有点虚夸。然而，正是农耕 的出现，开启了一场慢动作的革命，使人类的生活因暴力逻辑的变化而彻底改变。 凡是农业扎根的地方，暴力都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特征，善于操纵或控制暴 力的阶层就开始主宰社会。 理解农业革命是认识信息革命的第一步。耕作与收割技术的导入，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范例，它说明了：一个明显很简单的工作性质的转变，就可以从根本上革新 社会的组织形式。看透这场过去的革命，你就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当微处理器的 导入再次革新暴力的逻辑，历史会对此做出怎样的反应。 要理解农业革命的特征，你首先需要了解农耕之前的原始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我 们在《大清算》中对此做了研究，下面会做进一步的概述。在漫长的史前沉睡期， 人类的生活经过一代又一代人，都变化不大，甚至可以说毫无改变。狩猎和采集 是那时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学家认为，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在99%的时 间内都是狩猎采集者。狩猎采集的部落能够长久生存但最终又彻底消亡，关键在 于，他们必须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区域内以一个很小的规模去活动。 觅食者（即狩猎采集者）只能在人口密度低的地方生存。你要问为什么，请想一 下大群体的问题。首先，1000 名猎人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狩猎，会引起很大的骚 动，吓跑他们的猎物。更糟糕的是，如果一群猎人偶然捕获了大批的猎物，他们 得到的食物，包括野外发现的水果和能吃的植物，也没办法长期保持充足和新鲜。 大规模的觅食队伍，就会像三十年战争中饥饿难耐的军队一样，因为过度地采摘 而毁坏了农田。因此，为了减少过度捕杀，狩猎的组织必须是小团伙。正如斯蒂 芬·博伊登（Stephen Boyden）在《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 in Biological Perspective）中所写的:“狩猎采集的团体最常见的规模是25 到50 人 之间。” 今天，在温和的气候下生活在上万英亩的土地上是一种奢侈，只有超级富豪才能 享受到。但是，一个狩猎采集者的家庭，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地就很难活下去；即 使在最肥沃的觅食区，他们通常也需要人均数千英亩的土地。这就可以说明，为 什么在特别适合觅食的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后来的人口危机。由于养活 一个人需要那么大面积的土地，所以，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非常稀疏。在农 耕出现以前，人类的居住密度跟熊差不多。 那时候的人在饮食上跟熊也大同小异。觅食社会赖以生存的食物，主要来自于开 放的田野或附近的水体中。虽然有些采集者是渔民，但大部分是猎人，他们1/3 到1/5 的饮食依靠大型哺乳动物的蛋白质。除了一点简单的工具和随身携带的物 品外，狩猎采集者几乎不掌握任何技术。他们没办法有效地储存大量的肉类或其 他事物，以供日后食用。大部分食物在得到以后就要尽快吃完，不然就只能任其 变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吃变质的食物。博伊登在书中说，“据说爱斯 基摩人就非常喜欢吃腐烂的东西。”他复述了专家们的观察，爱斯基摩人会“把 鱼头埋起来，让它们腐烂，等到骨头变得和鱼肉一样黏稠，他们就会把这些散发 着恶臭的东西揉成面团状然后吃下去。”他们还喜欢“生吃驯鹿尸体上肥大的蛆 状幼虫……鹿的粪便，像浆果一样嚼着吃……还有腐烂一年多的骨髓，上面爬满 了驱虫。” 除了这些美味佳肴之外，觅食者基本没开发出其他的食物。人类学家格雷格指出， “流动人口一般不储存食品，以应对资源供应的季节性或意外性的短缺。”因此， 觅食者也没什么可偷的。在无法储存多余食物的情况下，劳动分工包括暴力的专 业化是行不通的。狩猎的逻辑也决定了，狩猎觅食部落之间的暴力永远也不可能 上升到很大的规模，因为这些群体自身就必须保持小规模。 在另一个方面，小规模对觅食组织也大有裨益。小群体的成员彼此都很熟悉，合 作起来更加高效。因为随着成员人数的增加，激烈的难度会激增，做决策就越来 越困难。你可以想一下，组织成百上千的人，在一个流动的宴席上走来走去是多 么的让人绝望。狩猎采集的部落没有稳定独立的政治组织或官僚机构，专门去处 理战争事宜，所以他们只能依赖于说服和共识，这在关系温和的小团体中最好用。 至于狩猎采集者是否随和，还有待商榷。亨利·梅因爵士（Henry Maine）提到过 “原始人普遍好战”。用他的话说，“在自然界和原始社会中，普遍状态不是和 平，而是战争。”他的观点得到了进化生物学家研究的支持。保罗·肖和王玉华 （Paul Shaw and Yuwa Wong，后者为音译）评论说，“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在第 四冰川期及之前阶段，在欧洲的南方古猿人、直立人和智人的遗骸中，有许多伤 痕明显是由打斗造成的。”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像斯蒂芬·博伊登这样的专 家认为，原始群体通常不喜欢战争，不容易发生暴力。原始社会的习俗主要是为 了减少内部的紧张关系，促进猎物的分享。特别是在捕猎大型动物的地区，这些 猎物对猎人个体来说是一种崇拜，因此出现了宗教和社会信条，用来支持对集体 捕获的任何猎物的重新分配。与其他猎人分享热量来源是摆在首位的，所以，必 要性而不是情感，才是激励的动因。首先分得资源的是最有经济能力及最具战斗 力的人，而不是老弱病残。这种优先权的形成，毫无疑问，是因为正值壮年的猎 人是整个团队种最具战斗力的。保证他们的优先权，整个团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潜在的致命内斗。 只要人口密度保持比较低的水平，觅食者就不会崇拜好战的神，而是崇拜自然力 量或者他们狩猎的动物的化身。因为资本匮乏，边境开放，大部分情况下根本没 必要打仗。除了自己的小家庭或者部落，也很少有什么邻居能构成威胁。觅食者 往往都是四处漫游去寻找食物，超出最低生存限度的个人财产其实是一种负担。 财产不多，就不容易遭到抢劫。如果发生冲突，争执的双方会倾向于走开，反正 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特定的投资。对于个人之见的恩怨或者其他过分的要 求，逃离是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人类都爱好和平，他们 的暴力和凶残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但如果他们使用暴力，那主要是出于个人原 因，或者更糟糕的，只是为了做运动。 狩猎采集者的生存取决于他们在小范围内的运作能力，除了性别的分工，几乎没 有其他分工的空间。他们没有政府组织，通常也没有永久的居住点，也不可能积 累财富。甚至像书面语言这种基本的文明构成在原始社会也不存在，没有书面语 言，就不可能有正式的记录和历史。 过度猎杀 觅食动力学发展出来的工作动机，与我们在农业出现后所习惯的工作动机大不相 同。觅食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本是最小的，只需一点原始的工具和武器就够了。他 们没有投资渠道，也没有土地等私有财产，除了偶尔在采石场凿几块打火石或肥 皂石。人类学家苏珊·艾琳·格雷格在《觅食者与农民》中写道，“（觅食者的） 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由“群体共同拥有的。”因为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 也不需要努力干活获得财产或维护财产；他们没有抵押贷款，不交税，也不需要 购置家具。他们为数不多的消费品是动物皮毛，以及由团体成员自制的个人装饰 品。没有什么可买的，也就没有什么动力去获取或积累可以被当作金钱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觅食者来说，储蓄只是一个还未发展起来的概念。 没有赚钱的理由，就基本没有劳动分工，勤奋工作作为一种美德概念，对狩猎采 集者来说肯定是陌生的。除了在非常的困难时期，需要长时间出去觅食，在大部 分时间内，他们很少干活，因为没什么需求。超出最低限度生存所需的工作，实 际上也不会得到更多东西。所以，狩猎采集部落里的成员，每周只需工作8-15 个小时。猎人的劳动并不能增加食物的供应，反而会消耗它。如果一个人殷勤地 加班，猎杀了更多的动物或者采集了更多的水果，在腐烂变质之前吃不掉，那他 对集体的繁荣其实没有任何贡献。相反，过度地猎杀会影响未来觅食的前景，对 集体的福祉产生不利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觅食者，如爱斯基摩人，会惩罚 或排斥那些过度猎杀的成员。 爱斯基摩人惩罚过度猎杀的例子特别有说服力，因为相比其他人类，他们更有条 件和能力通过冷冻去储存更多的肉类。或者，至少可以储存一些从大型海洋动物 中提炼的油。但觅食者很少这么做，这反映出他们在与自然的互动中非常被动。 这可能也说明了，人类的认知和智力发展受文化影响的程度。复杂环境对学习和 行为的限制，使得要采用某些策略比看起来要困难得多。就像保罗·肖和王玉华 所写的那样，“生态位千差万别，对学习的偏见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看，农业的出现不仅仅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还改变了暴力的逻辑， 启动了经济生活和文化组织的重大变革。农业创造了大规模的土地资本，有些地 方还发明了灌溉系统。农民培养的农作物和饲养的动物都是有价值的资产，它们 可以被储存和囤积，也会被盗窃。由于农作物从种植到收获的整个生长季节都需 要照顾，特别是在干旱地区，农业只局限在有可靠水源的小块土地上，这就使得 人们即使面临威胁，也不太愿意逃离到别处了。逃离越来越难以选择，有组织的 抢劫和掠夺就增加了。到了收割季节，农民特别容易遭到袭击，这逐渐提高了战 斗的规模。 社会的规模因此而扩大，因为在暴力的竞争中，获胜的往往是人数更多的群体。 对土地的争夺以及对土地产出的控制越来越激烈，社会变得更加固定。劳动的分 工越来越明显，第一次出现了职业和奴隶制。农民和牧民负责生产食物，陶工负 责制造储存粮食的容器，祭司们祈求风调雨顺和粮食丰收。专门从事暴力的人— —也就是政府的前身，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掠夺以及保护自己的社团免受掠夺；这 些人和祭祀们一起，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富人。 在农业社会早期，这些武士开始控制每年收成的一部分，作为提供保护的成本。 在威胁最小的地方，自耕农有时候还能保留较大的自主权。但是，随着人口密度 的增加，对食物的竞争加剧，特别是在沙漠周围，那里能产粮食的土地非常宝贵， 保护集团就可以拿走总产量的很大一部分。这些武士抽取的利益高达粮食产量的 25%，以及驯养的动物增长量的一半，他们用这些抽成建立了第一批国家。因此， 农业极大地提高了压制的重要性。可掠夺资源的激增，带来了掠夺的爆发。 农业革命的全部逻辑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完全实现。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人口稀 疏的温带地区，农民还像他们的觅食者祖先一样生活。在土地和雨水充足的地方， 没有太多暴力的干扰，农民们可以小规模地耕作。但随着几千年来人口不断增加， 即使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农民也会不定期地遭到掠夺，有时候甚至没有足够的种 子去播种下一年的作物。在那些没有保护的社区，由于没有暴力垄断的专门组织， 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竞争性的掠夺，或者说是无政府状态。 随着时间推移，农业固有的暴力逻辑，深入到了越来越广阔的地域。不受政府掠 夺还可以从事农牧的范围，退缩到了少数真正偏远的地区。举个极端的例子，阿 富汗的卡菲尔地区，到19 世纪的最后十年之前，都一直抵制强加的政府组织。 但为了抵制，在几个世纪之前，他们就演进成了一个好战的民族，按照亲属关系 组织起来；即使这样的组织没有能力集结大规模的暴力。在英国人把现代武器带 到该地区之前，卡菲尔人一直在偏远的巴什加尔和瓦加尔山谷中保持着独立，高 山和沙漠等地形的保护，在他们的堡垒与外部的征服者之间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慢慢地，在所有从事农业的社会，农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开始强大起来。农耕大大 提高了人类社区的规模。大约一万年以前，城市开始出现了。虽然以今天的标准 看，这些城市很小，但它们是第一批“文明”中心，这个词来自于civitas，在拉 丁语中是“公民”或“城市居民”的意思。农业创造了可掠夺和需保护的财产， 所以也催生了对库存会计的要求。因为如果不能汇编记录和开具收据，就没办法 征税。会计师账簿中使用的符号就是书面语言的雏形，这种创新在狩猎采集者中 间从未出现过。 农业还拓宽了人类解决问题的范围。狩猎者生活在一种即时的时间范畴，他们很 少开展超过几天的活动。但种植和收割庄稼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从事长时间框 架的活动，让农民把注意力投入到了星空之上。详细的天文观察，是制定历法和 日历的前提条件；而历法则是作物种植及收割的最佳指南。所以，随着农业的出 现，人类的视野扩大了。 财产 向定居型农业社会的转变，诞生了私有财产。很显然，没有人愿意眼睁睁看着， 他忙碌了一整季种植的作物被别人跑过来抢走。财产的概念是农业发生的必然结 果。但是，私有财产作为一个概念，它的明确性也被随农业而来的暴力逻辑给削 弱了。因为在觅食社会，每个健康的成年男人都是猎人，且同等武装；而在农耕 时代，个人的大政治力量不再像觅食社会那么平等，这使得财产的情况变得很复 杂。农耕使得暴力开始专业化。因为它生产了可以偷和抢的东西，投资于更好的 武器装备就变得有利可图。结果就是大部分的盗抢都是高度组织化的。 强力之人开始构建一种新的掠夺形式：地方暴力的垄断组织，或者叫政府。社会 因此而急剧分化，通过掠夺获益的人和耕种农田的广大穷人，分别落入了不同的 境地。少数控制武装力量的人，以及受到他们宠幸的，开始富有起来。神王和他 们的盟友，即那些统治近东最早一批国家的小型地方势力，比起在下面劳作的广 大民众，享有更多更接近现代形式的财产。 当然，在农业社会的早期，要想区分私人和公共财产是不合时宜的。执政的神王 拥有国家的全部资源供其支配，跟拥有一个大庄园差不多。和欧洲的封建时期很 像，所有的财产都受制于更高的权贵；处于等级制度下层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财 产会因统治者的兴致所至而减少。 不过，专制君主虽然不受法律约束，但并不意味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夺取任何东西。 成本与回报限制着法老的自由，就像今天对加拿大总理的影响一样。而且，比起 当代的领导人，法老更加受制于交通和通讯的困难。仅仅是转移战利品，特别是 当战利品是农产品时，就会因为变质和盗窃而造成大量损失。官员们要互相监督， 以减少盗窃，这会增加法老不得不承担的管理成本。权力的分散，在某些情况下 会优化产出，但也催生了强大的地方势力，有时候会发展为对王朝统治的全面挑 战。所以，即使东方的专制者也不可能肆意妄为。他们别无选择，在他们发现原 始权力的时候，也只能接受其间的平衡。 虽然每个人的财产都可能遭到任意的征用，包括富人，但还是有些人可能积累起 自己的财产。当时和今天一样，国家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公共工程。灌溉系统、宗 教纪念堂和国王的陵墓等大型项目，都为建筑师和工匠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一 些有条件的人因而积累了大量的私人财产。事实上，在现存的美索不达米亚早期 文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中，就有很大一部分记录了各种贸易行为，其中广 泛涉及财产所有权的转让。 农业社会的早期确实出现了私有财产，但它不属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占人口绝 大多数的农民，往往都一贫如洗，不可能积累起财富。实际上，除了少数历史阶 段，直到现代时期，大部分农民都处于勉强维生的状态，一旦有干旱、洪水或病 虫害造成作物减产，他们就面临被饿死的危险。因此，农民不得不以某种形式去 组织他们的生计，以尽量减少坏年景下的风险。于是，在整个社会广大的贫困阶 层中，一种更原始的财产组织方式出现了。它增加了农民的生存概率，但却剥夺 了他们积累资本及在经济系统中上升的大部分机会。 农民们的保险 这种亏本生意的形式，就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封闭的村庄”。 在前现代，作为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封闭的村庄”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农业社 会。在更现代的经济生态中，个人倾向于到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与众多的买家和 卖家做生意。而封闭的村庄与此不同，它是村里的家庭联合起来，像一个非正式 的公司或者大家庭一样运作；它不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封闭的系 统内，因为它所有的交易往往都交给一个垄断者完成，那就是当地的地主，或者 他在村里的代理人。整个村庄与地主签订合同，通常是以实物的形式，交付很高 比例的粮食收成，而不是固定的租金。按比例交租意味着地主吸收了庄家歉收的 部分风险，当然，地主也拿走了大部分的潜在收益。地主一般还提供种子。 这样的安排将饥荒的危险降到了最低。它要求地主，而不是农民，从他的部分收 成中节省出不成比例的份额。因为在过去，很多地区的农业产量都低得吓人，每 收成三粒粮食都要种下两粒。在这种情况下，收成不好就意味着大规模的饥荒。 农民理性地选择了一种制度安排，由地主对他们的生存进行投资。以垄断价向地 主购买种子、然后廉价地把粮食卖给地主，并且向地主提供实物劳动，以此为代 价，农民增加了他们的生存机会。基于类似的想法，封闭乡村经济中的典型农民， 往往都放弃了自由保有财产所有权。把自己置于村长的摆布之下，农民家庭增加 了从定期的土地重新分配中获益的机会，因为村长总是会把最好的地分给自己和 他喜欢的人。这是农民必须承受的风险，为了享受村里混乱的土地所有权带来的 生存保险。因为相隔一百码远的两块土地，生产条件可能就很不一样；在作物产 量低得可怜的时候，往往就是生存与饥饿之间的差距。农民通常倾向于低风险的 选择，甚至不惜放弃任何繁荣昌盛的机会。 一般来说，所有活在生存边缘的群体，都会倾向于规避风险。在前现代社会，纯 粹的生存挑战一直制约着穷人的行为模式。在《大清算》中我们探讨过，风险规 避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缩小了社会允许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即使是和平 的经济行为。禁忌和社会束缚限制了实验和创新，甚至会放弃对既定做事方式明 显有利的潜在改进。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合理反应，因为实验会增加结果的可变性。 可变性增加虽然意味着更大的收益，但对处于生存边缘的人来说，则预示着可能 遭遇毁灭性的损失。在贫穷的农业社会，一直有很大一部分文化能量致力于压制 实验和创新。这种压制，实际上是他们为保险政策寻找的替代品。如果他们有保 险，或者有足够的储蓄，能够为他们的实验行为提供自保，就不需要如此强烈的 社会禁忌来保证生存了。 文化不是品味的问题，而是适应特定环境的系统。某种环境中的文化，放到其他 环境中可能格格不入，甚至适得其反。人类生活的环境千差万别。丰富多样的环 境生态，要求我们做出行为的改变。而这些变化太过复杂，是本能无法应对的。 因而，行为是由文化编程的。对于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文化给他们编写的 程序就是生存，而超越生存、可以参与公开市场的奢侈则被保留给了其他人。 个人能力及自主选择——现代意义上个人“追求的幸福”——往往被社会禁忌和 限制所压制，这在穷人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这些限制只有在生产力有限的社会中 才会被取代，而且非常困难。在农业生产力较高的地方，如古希腊，就发生了小 规模的大政治革命。人们采用了更现代的财产形式，出现了“Allod”，即自主 地（保留绝对所有权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往往以固定的费用出租，承 租人承担经济风险，而当收成良好时，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更高的储蓄可以 承保风险更大的经济活动。这使得自耕农可以超越农民阶级，有时甚至可以积累 独立的财富。随着社会逐渐摆脱贫困，在经济等级制度的顶端，开始出现类似市 场性质的产权和关系；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可能会发展到整个经济体中。这种 趋势是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历史上最常见的 农业社会基本都是封建主义的，市场关系在顶层，封闭的村庄系统在底层。在几 乎所有的前现代农业社会中，广大的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只要农业的生产力 依然很低，或者较高的生产力取决于中央的水利系统，底层农民的个人自由及财 产权利就是最低的。封建主义的财产形式也因此普遍存在。农民往往只拥有土地 的使用权，而不是自由产权；出售、赠送和继承的权力都受到限制。 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不仅仅是对无处不在的暴力掠夺的回应；也是对低得惊人 的生产率的一种反应。在农业社会中，这二者往往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当 公共权力崩溃时，财产权和经济繁荣也会相应消退；当生产力崩溃时，公共权威 也会遭到破坏。虽然不是每次干旱或不利的气候变化都会瓦解公共权力，但很多 时候都会如此。 1000 年的封建革命 1000 年时的变革就是如此，它开启了封建革命。当时的经济和大政治状况与我 们所认为的中世纪大不相同。在罗马灭亡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西欧的经济萎靡 不振。在前罗马帝国领土上扎根的日耳曼王国，承担了罗马政权的诸多职能，但 水平难望罗马人之项背。基础设施差不多都荒废了。几个世纪过去，桥梁和水渠 年久失修，无法再使用。罗马的硬币依然有效，但实际上它已经从流通中消失了。 罗马时代繁荣的土地市场也基本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城镇曾经是罗马行政管理的 中心，它伴随着国家征税权一起衰竭了。其他几乎所有的文明附属品，也都不复 存在。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代”，是有原因的。识字率严重下降，以致于任 何有读写能力的人，不管犯下什么罪行，都可能被免于起诉，包括谋杀。罗马时 代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工程技术都消失了。许多曾广为人知且达到很高标准 的技术，从道路建设到葡萄等果树的嫁接，在西欧都停止使用了。甚至像陶轮这 样古老的工具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了。采矿业、冶金业全都萎缩了。地中海地区 的灌溉系统，也因疏于管理而破败不堪。就像历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 所观察到的，“六世纪末的欧洲是个极不文明的地方。”尽管到了800 年左右， 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中央权力曾有过短暂的复兴，但他去世之后，一切又很 快陷入了困顿。 在这种枯寂的景象之下，有一个推论也许会让人感到惊讶，那就是：罗马帝国的 崩溃，可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反而提高了小农们的生活水平。在黑暗时代统 治西欧的日耳曼王国，从他们祖先的部落中继承了一些相对随和的习俗，如自由 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黑暗时代的农民远比他们在封建时期要自由得多。 通过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他们要更加富裕。我们在上文探讨过，在不同 的生产力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的财产形式。自由财产权与小农的相对繁荣，在历 史上是携手并进的。在农民谋生都值得怀疑的地方，往往就会出现封闭的村庄和 封建的财产形式。 可以肯定的是，黑暗时代的商业事实上已经崩溃，这使小农失去了贸易的好处及 广阔市场的优势。城镇的消亡破坏了现金经济，但这也意味着农村人口可以摆脱 官僚机构的沉重负担。正如居伊·布瓦所写的，罗马的城镇是寄生的社区，而不 是生产的中心。“在罗马时期，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政治秩序，它靠从周边地 区抽取的土地税过活，……实际上，城镇几乎没有为周边的农村生产任何东西。” 罗马当局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民从税负中解放了出来；因为税收吸走了“土 地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还没算中小土地所有者遭受的其他征收。” 真可谓税负猛于虎，有时候甚至要通过处决来强制收税，这导致土地所有者遗弃 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日耳曼的蛮族统治者，则仁慈地放弃了这些税收。 被搁荒的农田 因为蛮族的政府，来自政府的负担被大大减轻，这就为穷人自由获得和持有财产 创造了机会。在罗马帝国最后的一些年头里，一些因为业主逃避税收掠夺而被搁 荒的土地，又重新投入了生产。尽管当时环境很恶劣，而且按照现代的标准，作 物的产量可谓低得离谱，但对欧洲的小农户来说，黑暗时代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 期。事实上，他们在那时候的地位，是在现代时期之前最高的。首先，他们有大 片肥沃的土地，而能够耕地的人口却越来越少，大片土地被搁荒。因为瘟疫、战 争以及罗马帝国的崩溃，土地所有者纷纷四散逃离，土地被遗弃，而人口也大幅 减少。其次，六世纪时发明了新的农业技术，黑暗时代的小农户带来了发展的优 势，那就是安装在轮子上的重型犁。这种工具与改进的马具搭配在一起，使农民 可以驱使多头牛，整理北欧的林地就变得很容易。 在这种环境下，土地市场几乎完全萎缩。任何人，只需要整理土地并与有关分享 一部分产出，就可以获得新的耕地。这个过程被称为“垦伐”，在罗马崩溃后的 几个世纪里，它很好地支持了人口的增长。到了8 世纪，气温变高，农业效率也 提升了，在人口稀少的北欧地区，垦伐变得特别抢手。 日耳曼部落的首领们，征服了前罗马帝国的领土，现在他们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剩下的大部分人口，耕种小块的田地，但是条件与其后的封建时期非常不同。比 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或者主人，约占人口的7-10%。在1000 年之前，法国一个 典型的村庄里，似乎有三分之二的村民都是土地所有者；他们拥有大约一半的土 地。农奴很少，佃农的数量不超过人口的5%。奴隶制依然存在，但规模比罗马 时期小很多。 为日耳曼王国提供军事保护的都是自由人，这些人由国王在地方上的代表——伯 爵——召集并武装。即使是“小业主和中等业主”也要加入，要派一个人加入步 兵一起作战。在《皮特雷斯法令》中，秃头查理要求所有能力适宜的人，都要被 集结起来，上马作战。而在一个世纪之前，公元732 年，教皇格雷戈里三世曾下 令禁止人们食用马肉，意图推动这种军事需求。来自自由民的步兵在地位和权利 上，与骑兵并没什么区别。所有的自由人都可以参加本地的司法会议，并向伯爵 提出解决争端的请求。伯爵这个职位自从罗马后期就开始存在，而在此前，并没 有类似的贵族身份。 “在十世纪80 年代，一种社会现象，大规模发生的新现象，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 就是社会的向下流动。而它的第一批受害者就是小型的土地所有者。” -居伊·布瓦（GUY BOIS） 然而，伴随着黑暗时代的到来，发生了几件事，破坏了日耳曼王国维护的、自耕 农与自由民（永久产权持有者）之间相互独立的关系。 1、人口逐渐恢复，对土地的利用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几个世纪以来，大面积最 肥沃的无主之地都被投入了生产，特别是在北欧。相对土地供应，农民人口的增 长使单个农民的劳动价值降低。在黑暗时代，孩子往往可以平等地分享父母的财 产；经过继承，大多数自由民的土地被分割成了越来越小的地块。在人口不断增 加、地块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土地再次产生溢价；曾经消失的土地市场，在10 世纪中期也再次活跃起来。 2、在1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气候突然变冷，给农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从 982 年到984 年，连续三年作物歉收，导致了严重的饥荒。994 年，歉收和饥荒 再次袭来。随后，在997 年，爆发了瘟疫，使粮食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场瘟疫 对小型家庭结构的打击特别大，因为小农户缺乏资源去替代失去的家庭劳动力。 连年的作物歉收和灾难使自耕农陷入了债务危机。当粮食产量无法恢复，他们就 无力支付抵押贷款。 3、重装骑兵日益重要导致权力关系日趋不稳。中世纪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吉斯 （Frances Gies）描述了装甲骑兵向中世纪骑士的转变： 骑士原本地位平庸，但因其昂贵的马马和盔甲而高于农民。慢慢地，他们提升了自己在社会 中的地位，最终成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仍然处于上层社会的最低等级，但骑士身 份被赋予了一种荣誉；这种荣誉为大贵族乃至皇室所珍视。它的魅力主要是教会将骑士身份 进行了基督教化，它通过各种政策，将骑士的仪式神圣化，并且宣扬一种被称为骑士精神的 行为准则。这些准则被违反的次数可能远超过被遵守的次数，但是它们对后人的思想和行为 产生了无可争议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所指出的，马镫的发明，使全副武装的马背骑士拥有了 强大的攻击能力。他现在可以全速地进攻，而不会被长矛刺中敌人产生的冲击力 给甩出马鞍。重型骑兵的军事价值，因为一项亚洲人的发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 升。这项发明在10 世纪传到了欧洲，那就是马蹄铁，它延长了马匹在道路上奔 跑的时间和寿命。此外，提升骑士作战效率的发明还有，方便骑士挥舞重武器的 马鞍、马刺，以及用一直手就能控制马匹的马鞍。显然，这都是一些很小的技术 革新，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大大降低了小农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无力 饲养战马及武装自己。在专门为打仗而饲养的马匹中，比较便宜的是一种叫做 destriers 的大体型冲锋战马，价值4 头牛或40 只羊，更好的战马则需要10 头牛 或100 只羊。盔甲也是小户人家负担不起的，一套相当于60 只羊的价格。 4、寒冷的天气、农作物的歉收、饥荒和瘟疫，在1000 年降临之前，纷至沓来，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许多人相信，世界末日或者基督再临就在眼 前。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虔诚的信徒也好，被吓坏了也好，纷纷将他们的土 地交给教会，准备迎接世界末日。 “只有穷人才卖地” 十世纪末不稳定的社会状况为封建革命铺平了道路。一连串的农作物歉收和天 灾，使自耕农陷入了债务困境。粮食产量迟迟不能回复，自由民也面临着绝望的 境地。市场总是会把最大的压力放到最弱的财产持有者身上，而这其实是它的一 个优点；借此可以把资产从弱者手中转移出去，提高利用效率。 但是，在十世纪末的欧洲，自给自足的农业几乎是唯一的职业。一个家庭失去土 地，就失去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手段。面对这种悲惨的前景，在封建革命期间，许 多或大多数自由民决定放弃他们的土地。用居伊·布瓦的话说，“农民想要守住 自己的耕地，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让给教会，自己保留用益权。” 其他人则把全部或部分土地让给了他们信任的富农，可能是关系比较好的邻居， 或者是亲戚。 这些财产转让的条件是农民以及他的家人和后代要继续在田里工作。贫穷的农民 可以享受到一些互惠的支持，来自于持有大量土地的人，现在被称为“贵族”， 他们有能力购买马匹和盔甲，从而为不断扩大的庄园提供保护。这样的交易可以 被视为是一种新农奴主义，它是延续经济所有权和丧失赎回权的中途站。但更多 时候，它是农民无法拒绝的贱卖。 生产力的下降不仅使贫农陷入了生存的困境，还激发了暴力掠夺的增长，从而破 坏了社会的财产安全。因为可获得的马匹和饲料是有限的，那些没有能力从中抢 到一部分资源的人，突然发现他们和他们的财产都不再安全了。他们的境遇放到 今天，就好像你必须用一种新型武器保护自己，而需要支付的价格是10 万美元； 如果你付不起，你就只能受制于那些买得起的人。 短短几年时间，国王和法院维护秩序的能力就崩溃了。任何拥有盔甲和战马的人 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结果就像是10 世纪末的《银翼杀手》，一场抢夺和斗 争的大混战，当局根本无力阻止。武装骑士的抢劫和袭击扰乱了乡村的秩序，但 这绝不是说受害者都是穷人；相反，大土地所有者中的老弱病残及准备不足的人， 才是更有吸引力的目标，他们有更多的财产。 这种情况发生在降温、饥荒和瘟疫对资源造成压力的时刻，绝不是一种巧合。可 能引发权力变革的大政治条件在之前已经存在了，但它的潜能要等到危机被触发 才会释放出来。歉收和饥荒就是这样的催化剂。虽然很难准确重构事件的发展顺 序，但抢掠是出于绝望的经济环境，至少是部分正确的。而暴力一旦被释放出来， 显然已经没有人有能力再动员力量去阻止它了。绝大多数农民都武装单薄，当然 无能为力；即使几十个农民也打不过一个重武装的骑士。自由民，就像他们的国 王和伯爵，也同样挡不住土地被掠夺。 “来自上帝的和平” 穷途末路之下，在暴力肆虐的农村，教会出面进行休战谈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帮 助启动了封建主义革命。历史学家居伊·布瓦这样说，“政治当局失能，教会发 动了一场名为‘上帝的和平’的运动，代替政权进行秩序恢复。他们以‘和平议 会’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的禁令，违反者将受到革出教门的惩罚。他们还举行 了大规模的‘和平集会’，得到了骑士们的宣誓效忠。这项运动起源于法国的中 部地区（989 年的夏鲁瓦议会，990 年的那波内议会），然后逐渐蔓延开来……” 教会达成的交易是，承认武装骑士在当地社区的统治地位，以换取暴力掠夺的终 止或缓和。在十世纪末期，由于暴力事件激增，在土地的地契上突然开始出现带 有“nobilis”或“miles”的头衔，以表示领主的身份。仅仅在几年前，同一个人 的财产交易记录，都没有显示出这种区别。贵族作为一种独立的身份，是封建革 命创造出来的。 由于生产力下降，小农丧失经济保障，武装其实作为大政治的主导力量，不可避 免地导致了领主占有的财产所有制形式（即封建主义）。到11 世纪的前四分之 一世纪末，自耕农基本上消失了；他们现在只是兼职务农，所持有的土地已经缩 减到从前的一小部分。小农户及其后代沦为了农奴，大部分时间都在封建领主的 庄园里劳动，包括教会的及非教会的。 伴随着封建革命，原有的社会秩序崩溃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封建 主义越来越被强化。其中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人们开始大兴土木，建设城堡。 最早的城堡出现在西北欧，是9 世纪为应对维京人的突袭而打造的，都是原始的 木制结构。城堡最初是卡洛琳王朝官员的指挥中心，封建革命之后，成为了世袭 财产。这些早期的堡垒比后来的要原始得多，但还是很难被攻破。城堡一旦建立 起来，想把它夷为平地，就要费尽千难万险。随着城堡在乡野之间遍布林立，国 王或他的伯爵们越来越不可能挑战地方领主的霸权地位。 教会对生产力的贡献 封建主义是农业社会在生产力低下时对秩序崩溃的一种反应。在封建社会早期， 教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教会的贡献如下： 1、在军事力量分散的环境中，教会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超越割据的地方势 力，制定为各方所遵守的秩序规则，维护和平。这是任何世俗权力都无法胜任的。 伟大的宗教权威A.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察，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他指出， “宗教的社会功能与它的真假无关”，即使是那些“荒唐的、令人厌恶的宗教， 如野蛮部落的，也是社会机制中重要的、有效的组成部分。”封建社会早期的教 会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它做了只有宗教组织才能做到的事，它帮助制定了规则， 并帮助人们摆脱激励的陷阱和行为的困境，其中一些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发生的道 德困境，有些则是当时大政治背景下特有的地方性困境。在10 世纪的最后几年， 中世纪的教会，在恢复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会向地方政府提供宗 教和仪式上的支持，降低了在地方形成暴力垄断的成本，或者至少是一种弱垄断。 通过这种方式，教会帮助建立了社会秩序，并为最终达成更稳定的权力结构创造 了条件。 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在世俗权力无力遏制的私人战争和过度的暴力冲突中，教 会都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相对于世俗权威，教会越来越重要，从一点即可以 看出。到11 世纪，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行政区划是基于教区，而不再是从罗马帝 国到黑暗时代一直存在的民事权力划分，即基于ager（地块）或pagus（城镇）。 2、教会是保存和传播技术知识及信息的主要机构。在中世纪，教会资助大学， 并为社会提供最低限度的教育。教会还建立了一种机制，可供人们复制书籍和手 稿，包含当时几乎所有的农牧信息。那时候还没有印刷术，但本笃会修道院的缮 写室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替代的印刷形式。尽管缮写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但它 是封建时期复制和保存书面知识的唯一手段。 3、教会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农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早期，这部分归功 于农地的管理者往往是识字的。在13 世纪以前，那些帮助世俗领主管理土地的 人，几乎都是文盲，他们靠一套精心设计的符号进行记录。尽管他们都是很聪明 的农民，但是，他们没办法学到那些非自己发明或非亲眼所见的、改良的生产方 法。因此，教会对提高谷物、水果和种畜的质量至关重要。因为教会的机构广泛 分布在整个欧洲大陆，它可以将产量最高的种子和种畜送到低产的地区。北欧对 圣酒的需求，促使修士们培植了更耐寒的葡萄品种，可以在寒冷的气候中生存。 教会还以其他方式提高了中世纪的农业生产力。在封建革命期间，很多捐给教会 的土地，由于地块太小，经济效应不高，被教会重新分配，以提高耕作效率。教 会还提供小型农业社区需要的辅助服务。例如，在许多地区，教会拥有的磨坊， 可将谷物磨成面粉。 4、教会承担了今天被政府吸收的诸多职能，包括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在权力分 散的时代，这是克服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物品困境”的一种方式。在中世纪早 期，有特定的教团致力于工程建设，如修路、补桥、重修罗马时代的水渠。他们 还开垦荒地，建造水坝，排泄沼泽。一个新的修道会，卡尔图斯会，在法国的阿 图瓦打出了第一口“自流井”。他们用冲击钻，挖了一个足够深的小洞，创造了 一个不需要泵水的水井。在欧洲的低地国家，西多会负责维护海堤，并修建堤坝。 农民将土地租给西多会的修道院，再租回来，而僧侣们则承担维护和管理的全部 职责。西多会还率先开发了水动力的机器，这些机器被广泛应用于“敲打、举重、 研磨和压榨”。明谷修道院则从奥布河挖了一条两公里长的运河。在那些已经迁 移到古罗马驻军道路之外的人口中心，教会也参与进去修建了新的道路和桥梁。 对那些修建或维修过河道以及为路人提供收容的地方领主，主教还为他们颁发了 赎罪券。由圣贝内泽成立的修士会，即“桥之兄弟”，建造了当时最长的几座桥， 包括阿维尼翁桥，一座横跨罗纳河的大桥，有20 个拱形结构，在一边有一个小 教堂和收费亭。就连一直到19 世纪还屹立不倒的伦敦桥，也是由一位教士修建 的，资金中还有1000 马克的捐款是来自教皇的使节。 5、教会帮助孵化了更复杂的市场。比如说，建造大教堂与桥梁或水渠等公共设 施的意义是不同的。至少在原则上，教会建筑只用于宗教仪式，而不是商业场所。 但是，不要忘记，兴建教堂有助于创造一个可以深化手工业和工程技能的市场。 就像在冷战期间，民族国家的军备竞赛无意中孵化了互联网；中世纪大教堂的兴 建也催化了其他种类的衍生品，这就是商业的孵化。教会是建筑商和工匠的主要 客户。教会采购用于圣餐仪式的银器、烛台和装饰教堂的艺术品，创造了一个本 不存在的奢侈品市场。 在诸多方面，教会缓和了武装骑士在“封建革命”期间和之后释放出的凶残暴力。 教会还对提升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封建主义早期的几个 世纪。总之，教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它很好地满足了黑暗时代末期农业社 会的需要。 暴力面前的脆弱 就像五个世纪之前罗马的陷落一样，“1000 年左右的封建革命，经历了三四十 年的暴力算乱”，它看似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件，但也是由很多相互影响的复杂 因素造成的。但是，这场恶人的胜利以及他们创造出的压迫机制，完美地反映了 农业社会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性。与人类的觅食阶段相比，在暴力的组织和压迫的 强度上，农业社会都有了质的飞跃。 这从一开始就反映在农耕民族更加好战的文化中。在农业社会早期，人们崇拜的 神是雨神和水神，因为农民认为这些神决定着农作物的产量。然而，降雨或发水 的神也往往是战争之神，最早期的国王都会召唤他们；而国王则又是战争之王。 人们的生活因农业革命的变革而改变，农业与战争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在他们 的宗教想象之中。被逐出伊甸园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从觅食到耕作的转变，它非 常形象地描述了，人类从毫不费力就能在大自然的恩赐中获得食物的自由生活， 沦落到了艰苦劳作方能糊口的境地。 失乐园 农业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第一批农民确实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从他们 的辛勤劳作中，诞生了城市、军队、算术、天文学、地牢、葡萄酒和威士忌、文 字、国王、奴隶制和战争。尽管农耕为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但从原始经济转变 到农业，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受人欢迎。《创世纪》的记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它 讲述的就是一个人类被逐出乐园的故事。圣经中伊甸园的寓言，就是人们对觅食 者在荒野中享受轻松时光的深情回忆。有学者指出，“伊甸园”这个词似乎就来 自苏美尔语的“荒野”一词。 从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人口稀少的野外，到定居在从事农耕的村落，是一件令人深 感遗憾的事，这不仅表现在《圣经》中，也表现在人类对早起和出门工作的永恒 怨恨之中。在《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文明》一书中，斯蒂芬·博伊登写到，伴随 农耕而来的新生活方式是“逃避”（evodeviant）。在农业出现之前，成千上万 代的人们，都像亚当一样生活在伊甸园中，而且他的造物主邀请说：“园中各样 的果树，你都可以随便吃。”狩猎采集者没有庄家需要照料，没有牛群需要看管， 没有税收需要支付。他们像无业游民一样，随心所欲地漂流，很少干活，不用对 任何人负责。 自从有了农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而且总体上更加压迫人。“地必给你 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农耕是艰 苦的劳作，在人类的记忆中，农耕之前的生活就是失乐园。 农民凭双手创造的一切极大地改变了暴力的逻辑，这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创 世纪》把第一个杀人犯该隐确立为“耕地的人”，这不是巧合，而是圣经不可思 议的预言能力的一部分。而圣经的故事之所以由牧羊人讲述，是因为他们更容易 理解，农业是怎样给暴力提供了杠杆。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中，圣经的记载概括了 一种逻辑，在人类社会中演绎了几千年。农业是纷争的孵化器，农业创造了大规 模的固定资产，提高了暴力的回报，也极大地加剧了财产保护的挑战。有史以来 第一次，农业使犯罪和政府都成为了赚钱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