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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最后的日子 圣母教会与保姆国家衰落的相似性 "我相信并且希望，政治和经济在未来不再像在过去那样重要。中世纪最敏锐的头脑曾经把 精力耗费在神学辩论中，如今看来已是微不足道或毫无意义；我们现在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大 部分争论，当有一天看起来和中世纪的神学辩论一样，那个未来就来临了。 -阿瑟·C·克拉克 如果说政治即将消亡，肯定会被认为荒谬或者乐观，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态度。但 这就是信息革命可能导致的后果。20 世纪是一个政治氛围浓厚的世纪，对于在 该世纪中长大的读者来说，认为生活中可以没有政治，简直就是异想天开，这就 好像说一个人只要用空气中吸收营养就能活下去。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作 为控制国家权力并将其合理化的一套思想，它主要是一种现代发明。我们相信它 也会随着现代社会一起结束；就像中世纪的人们纠葛的封建责任和义务，随着中 世纪一起消亡一样。就像历史学家马丁·凡·克瑞福德（Martin van Creveld）所 指出的，在封建时期，“政治并不存在（那时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它最早出现要 到16 世纪）。”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在现代时期之前并不存在，这种说法可能会令人感到讶 异；毕竟，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写过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但 是仔细想一下，古代文本中的词语并不一定等同于当代的概念。亚里士多德也写 过一篇题为《辩谬篇》（诡辩术）的文章，这个词在今天就好像“政治”在中世 纪一样毫无意义，当时还没有人使用它。它最早在英语中出现是1529 年，而且 在那是它好像是个贬义词，来自于古法语的一个单词politique，用来描述“机会 主义者和见风使舵者”。 近两千年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才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内涵。原因何在？因为 在现代社会将亚里士多德的词语赋予实质的用途之前，需要满足相应的大政治条 件，这些条件可以极大地提高暴力的回报。我们在《大清算》中分析过，这就是 火药革命；它使暴力的回报率远远超过了以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控制在谁的 手里，就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从逻辑上讲，运用权力可以获得的战利品急剧增 加，在控制这些战利品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政治。 政治开始于5 个世纪之前的工业化早期，如今它正在消亡。对政治和政客的普遍 反感正席卷全球。这一点，你可以从对白水公司的报道以及对隐藏细节的猜测中 看到，可以从文森特·福特谋杀案的拙劣掩盖中看到。从比尔·克林顿海量的丑 闻中；从主要国会议员挪用众议院邮局公款的报道中；从导致约翰·梅杰圈内人 辞职的丑闻中；法国最近的两任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和阿兰·朱佩，也爆发 了类似的丑闻。意大利，丑闻更大，做了七任总理的吉奥·安得利奥迪被送上被 告席接受审判，罪名包括与黑手党有染，还下令谋杀调查记者米诺·佩克雷利。 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也因为一些丑闻名誉受损。在20 世纪90 年代的 前5 年，四位日本首相因为腐败指控而下台。加拿大司法部在给瑞士当局的一封 信中指称，其前总理布莱恩·穆罗尼在加拿大航空公司18 亿加元的空客合同中 吃了回扣。甚至在瑞典，副总理和准总理莫娜·萨赫林，因为被指控使用政府信 用卡购买尿布和其他家庭用品而被迫辞职。在那些拥有成熟福利的国家，在几乎 所有治理良好的国家，无论你走到哪儿，人们都讨厌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蔑视是一种先行指标 对腐败领导人的道德愤怒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常见的变革先兆。当 一个时代让位给领一个时代时，这种现象就会一再发生。每当技术的进步导致旧 体制与新的经济驱动力脱离，社会的道德标准就相应地发生改变，人们就会对那 些旧制度的掌控者越来越不屑。而且，在新的、系统性的革命意识形态形成之前， 这种普遍的反感就已经出现了。在我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 明人们对政治的抗拒。它会在后面发生。你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还想象不到，没 有政治的生活是可能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我们所感受到的还只是无言的 蔑视。 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15 世纪末，不同的是，当时处于衰退之中的，是宗教而不 是政治。尽管人们还相信“圣职者的神圣性”，但无论高级的还是低级的神职人 员，都遭到了极大的蔑视，与今天人们对待政客和官僚的态度并无二致。当时的 人们普遍认为，上层神职人员腐败、世俗、贪婪。这不是没有原因的；15 世纪 的几个教皇都公开拥有私生子。下层神职人员的地位更低，他们在乡下和成立泛 滥成灾，乞讨施舍，并向任何愿意给钱的人兜售上帝的恩典和罪孽的宽恕。 在“表明虔诚的外壳”之下，是一个腐败的、日益失灵的系统。在有人敢于指出 这一点之前，人们已经不再尊重它的管理者。宗教充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分 精神和世俗，它的可能性已经耗尽了。早在路德将他的95 条论纲钉在维登堡教 堂的门上之前，它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世俗改革 我们相信，政治的饱和也会导致同样的变革。苏联的灭亡和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就是席卷全球的去政治化格局中的一部分。这一点在人们对各国政府领导人的日 益蔑视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政客是腐败的，他们经常 通过出售政治“赎罪券”以换取竞选资金，或者在商品交易中提供特殊服务，以 充实自己的财政。 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客花费巨大代价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益 的。就像在15 世纪末期，组织忏悔者再一次朝圣，在雪地里赤脚前行；或者再 成立一个托钵修道会一样，都是徒劳的，对提高生产力或者缓解生活压力，毫无 帮助。 圣母教会最后的日子 到中世纪末期，一元化的教会机构已经衰老不堪，并且严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这与它在五个世纪前对经济的积极贡献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上一章中我们探讨 过，在10 世纪末，在教会主导下，城乡秩序得以恢复，经济得以发展，整个社 会从无政府状态中走了出来，这也标志着黑暗时代的结束。在当时，对于构成西 欧大部分人口的自由民和农奴来说，教会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而到15 世纪末， 教会已经成为了生产力的严重阻碍，它强加的负担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准。 今天的民族国家也是如此。五个世纪前的火药革命创造了新的大政治条件，民族 国家是对此的必要适应。民族国家取代了支离破碎的地方势力，扩大了市场范围， 更大的贸易区带来了更丰厚的回报。在整个欧洲，当中央的君主在巩固权威时， 几乎所有的商人都会自发地与他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民族国家在早 期的形式下，对商业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它有助于减轻封建领主和地方豪强对商 人的压迫。 在暴力回报很高且不断上升的世界里，民族国家是一个很有用的机构。但是500 年过去了，在这个千年的末尾，大政治的环境以及发生了改变。使用暴力的回报 率正在下降，民族国家成为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就像中世纪暮年的 教会一样，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和当年的教会一样，今天的民族国家也穷尽了它的可能性。它已经到了衰老的顶 点，是一种破产的机构。和当年的教会一样，作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民族国 家也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促使它诞生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它已经熟透可以坠 落了。而它也必将坠落。技术发展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权力革命，毋庸置疑，它必 将摧毁民族国家，就像火药武器和印刷术摧毁中世纪教会的垄断一样。 如果我们的推理无误，民族国家将被新的主权形式所取代。有些是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有些则会让人联想到前现代社会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商人共和国。到 2000 年之后，旧的将变成新的；难以想象的将变成习以为常的。随着技术规模 的急剧下降，政府会发现它们将不得不像公司一样为收入而竞争，它们收入的服 务费不会再超过它们所能提供的价值。这种变革的深远影响，现在难以估量。 过去和现在 五百年前，15 世纪之交，可能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当时和现在一样，西方文明 站在一个重大变革的门槛上。虽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但中世纪社会正在消亡。 他们既没有预见，也理解不了。普遍的情绪是一种深深的忧郁，这在一个时代结 束时很常见，因为传统的思想家感觉到事态正在崩溃，“猎鹰听不到猎鹰人的哨 声”。但是他们的思维惯性太大，无法理解正在出现的权力结构的潜在影响。 中世纪历史学家约翰·惠泽加，在谈到中世纪的衰落时写道：“15 世纪的编年 史学家们，几乎全都被其时代的误解而蒙骗了，社会演进的真正动力，他们都没 有注意到。” 被背叛的神话 当驱动权力的基本动力发生重大的变化，传统的思想家往往会迷惑不解，因为它 揭露出，使旧秩序合理化的神话，其实缺乏真正的解释力。中世纪末和今天一样， 在人们普遍接受的神话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惠泽加在谈到15 世纪末的 欧洲人时说：“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都充斥这一种虚构，认为是骑士精神统治着 世界。”在当今世界，有一种假想与此异曲同工，那就是认为世界是由选票和支 持率所统治。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事实上，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民主 的意愿所决定的，这种想法和中世纪的观念一样愚蠢；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历史 是由一套精心设计的礼仪规范决定的，也就是骑士精神。 这样的说法近乎异端，这也表明了，传统思维与工业社会晚期权力动态的现实之 间是多么的脱节。在我们看来，投票是导致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大政治条件所带 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大众民主和公民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日益 丰富，也必将随之一起衰落。华盛顿将面临的不安和骚动，就像500 年前骑士精 神失格后，勃艮第公爵的宫廷中所遭遇的一样。 骑士精神与公民身份的相似之处 如果你能理解骑士精神誓言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随着社会向工业组织的过渡， 它会逐渐消失；那么，你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公民身份，将如何 在信息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两者有着同样的功能，在两套完全不同的大政 治环境中促进了权力的行使。 在封建誓约盛行的时代，防御性的技术是最重要的。那时候主权很分散，私人和 法人团体都凭自身的实力行使军事权力。在火药革命之前，战争通常都是小规模 的武装人员进行的。即使是最强大的君主，也没有长期的军事力量，即常备军。 他需要从他的附庸——大领主那里得到支持，大领主又要从他的附庸——小领主 那里寻求支持，小领主又要从他的附庸——骑士那里获得支持。整个效忠的链条 沿着等级制度向下延伸，直到被认为有资格携带武器的、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为 止。 制服还是区分？ 与现代军队不同，在公民身份兴起之前的中世纪，军队在战场并没有穿着统一的 致富。相反，每个家臣或随从，每个骑士、男爵或不同身份的领主，都有自己独 特的装束，用以反映他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与其说是服装，不如说是对社会垂 直结构的强调，在这个结构中，每个位置都是不同的。惠泽加指出，中世纪的士 兵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做区分，“外在的分别标志主要有：着装、颜色、旗帜以及 口号”。 战争也不仅仅发生在政府或国家质检。马丁·凡·克利福德认为，卡尔·冯·克 劳塞维茨等战略家所塑造的现代战争概念，扭曲了前现代时期军事冲突的性质。 克利福德写道： “在罗马灭亡后的一千年里，武装冲突可以由不同类型的社会实体发动。其中包括野蛮人的 部落、教会、各种等级的封建男爵、自由的城邦，甚至是私人。这一时期的‘军队’与我们 今天所知的军队也不一样，实际上，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描述它。那时的战争，往往是由 一群批上战装、跟随领主的家臣们发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领主来说，他的家臣能真的“批上战装，跟在后面”显然是 至关重要的。因此，骑士精神的誓言就受到高度的推崇。 中世纪骑士的荣誉和今天服兵役的义务具有类似的功能。中世纪的人，被他向别 人和教会许下的誓言所约束，就像今天的人被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所约束一样。 在中世纪违反誓言，就相当于今天的叛国罪。中世纪晚期的人们，为了不打破自 己的誓言不惜走向极端，就像在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的现代人为了履行公民义 务而冲击机枪窝里。 任何头脑未受过灌输的人，都不会愿意投身到战场，并且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还 留在那里。而骑士精神和公民身份为这种简单的盘算，增加了一个维度，提高了 计算难度。骑士精神和公民意识都引导人们去杀人、去冒死。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的价值观，只能是经由统治机构大力强化及高度夸张过的。 规避“成本-效益”分析 任何制度的成功与生存，都取决于它在危机时分调集军事力量的能力。很显然， 中世纪的骑士或一战壕沟里的士兵，他们决定在战斗中冒生命危险，不可能经过 冷静的成本计算。很少有战争是这么容易打赢的，对那些愿意冲锋在先的士兵， 战争所给予的回报，也很少能够远超其所付出的代价。不然的话，统治者就可以 招募一支经济最优化的部队，送到前线去冲锋陷阵。几乎每一场战争，或者大多 数战争，都有一个瞬间扭转局面的时刻。研究军事史的学生都清楚，战斗的胜利 和失败往往一线之隔，就取决于个别士兵的英勇、果敢和凶猛。一块阵地，不过 是一块在战斗结束后一文不值的土地，如果打仗的人不愿意为这样一块地而牺 牲，他们就很可能战胜不了原本势均力敌的对手。 这一点，意义深刻。主权国家在限制叛逃和鼓励牺牲方面做得越成功，就越有可 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战争中，最有效的价值体系会诱导人们从事某些行为， 而这些行为只要稍加理性思考就不可能被接受。被送到战场上的士兵，如果可以 自由地计算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是什么，并以此决定是打还是逃，那么任何组织 都无法有效地调动军力。能够理性思考的人，就永远不会参与战争。一个理性的 人，如果分析过短期的成本和收益，还决定参加一场致命的战争，那只可能是在 最有利的条件下，或者在最绝望的形势下。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己方的军 力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敌人不堪一击，而战利品极其丰厚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经 济人可能会加入战斗。也许吧。而如果他被食人族逼到墙角的话，应该也会奋起 抗争。 这些都是极端的情况，更常见的战争呢？往往既没有诱人的战利品，也无法通过 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也没有绝望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正是在这里，骑士精神和 公民身份等概念，为发动军事力量提供了强力的支撑。早在战争发生之前，统治 集团就必须让个人相信，坚守对领主或民族国家的某些职责，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在社会上编织神话，鼓励到战场上冒险与牺牲，将其合理化，是统治者军事力量 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这些神话要想有效，就必须根据当时的大政治条件进行调整。骑士精神统治世界 的虚构在今天毫无意义，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但它是封建主义顶礼膜拜的 神话。它使义务的纽带合理化，这个纽带将每个人都束缚在教会及好战的贵族的 统治之下。在那个贪恋财富、私人战争司空见惯的时代，权力的行使与个体的生 存，都取决于他人是否愿意在威胁之下履行兵役的承诺。这些承诺是否可靠，显 然是生死攸关的。 在国籍出现之前 与今天不同的是，在中世纪，国籍的概念对于确立主权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在那 个时代，君主、红衣主教以及有权势的领主们，以私人权利的形式拥有领土。他 们能以现代人无法比拟的方式，出售或赠送领地，或者通过转让、联姻及征服获 得新的领土。今天你很难想象，一个不会讲英语的葡萄牙总统碰巧娶了美国前总 统的女儿，美国就会归于葡萄牙的主权之下。但这样的事情在中世纪是很常见的。 权力通过血统世袭传承，城市和国家更换主权，就好像古董更换主人一样。很多 时候，君主并不是他财产所在地的本地人，他不会讲当地的语言，或者讲得很糟 糕，口音很重。但是，不管雅典的国王是西班牙人，还是西班牙的国王是奥地利 人，这对个人所承受的义务都没有任何影响。 社团主权 圣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等宗教团体也可以行使 主权。这种混合型的机构在今天找不到对应的产物；虽然马耳他骑士团还依然存 在，而且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正准备恢复对马耳他圣安杰洛堡的主权。 这些机构将宗教、社会、司法和金融活动与对地方的主权结合了起来。虽然他们 也行使领土管辖权，但与今天的政府完全相反，他们赢得支持及推进管理计划时， 完全不是依靠国籍身份。这些宗教团体的成员和管理者，来自欧洲所有信奉基督 教的地区，即“基督教世界”。 没有人认为应该或者必须从当地居民中选拔统治者。在支离破碎的中世纪主权格 局中，要动员支持者，不像现代那样取决于民族身份或对国家的责任，而是取决 于个人的忠诚和习惯性的联系，这些东西必须作为个人荣誉去维护。来自任何地 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宣誓遵从这些义务，只要他的社会地位满足相应的资格。 宣誓 骑士的誓言将人们联结到了一起，并以当事人的名誉起誓。就像惠泽加所写的， “立下誓言，人们就对自己施加了一些束缚，作为履行承诺的动力。”当时的人 对遵守誓言看得非常重，为了避免失信于人，他们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或者遭受 严重的后果。遵守誓言被视为一种个人荣誉，约束着人的行为。而其中某些行为， 在本书的读者看来，可能是很滑稽的。 例如，星辰骑士团曾经发誓，绝不“从战场上撤退超过4 英里；而不久之后，他 们中的九十多人就因为这一誓言而送命。”作为一种军事战略，连战术性的撤退 都禁止可能是不合理的；但所有的骑士誓言都有这样的要求。在阿金库尔战役之 前，英格兰国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巡逻的骑士们脱掉盔甲；因为如果他们穿 着斗篷盔甲从敌阵上撤退，那就太有失荣耀了。而碰巧的是，国王本人迷路了， 路过他的先锋部队夜宿的村庄。穿着盔甲的国王，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他的 骑士荣誉感使他无颜走进那个村庄，只好暴露在危险之中，在外面度过了一夜。 这个例子尽管看起来很傻，但亨利国王的盘算可能并没有错。相比在敌人后方睡 觉的危险，撤退会辱没自己的荣誉，并为整个军队树立榜样，打击士气，这种损 失要大得多。 中世纪的历史上充满了各种事例，都是杰出的人物在履行那些很荒谬的誓言。在 很多情况下，他们做的事并不能带来任何客观上的利益，只是生动地表现了宣誓 人对誓言本身的重视。在这些誓言中，常见的情况有：如果他们加入了只有一个 人的锁链囚徒帮（one-person chain gang），就要遮住一只眼睛，只在站立的时候 吃喝，并且要把自己搞残废，变成瘸子。当时有一种普遍的习俗，就是戴着痛苦 的脚镣行走。今天如果你看到有人戴着沉重的脚镣在大街上挣扎，你肯定会觉得 他疯了，而不会认为他是个大德之人。但在骑士精神的背景下，心甘情愿地戴上 这样的装置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还有很多类似的习俗，在今天看来都很可笑。根 据惠泽加的描述，许多人发誓“周五不吃肉，周六不睡床；一个又一个禁欲主义 的行为变本加厉。一个贵族承诺：永不穿盔甲，每周有一天不喝酒，不在床上睡 觉，不站着吃饭，并穿着刚毛衬衣（苦行者穿的）。” 相比这些自我折磨，斋戒显得都温和多了。 很多狂热的誓言分子成立了一些教团，对他们的成员施加严厉的苦修，作为一种 荣誉的考验。例如，克拉洛瓦和加洛伊奇骑士团，在夏季“穿着毛皮和毛皮衬里 的帽子，还在壁炉里烧着火。在冬天，则只允许穿一件没有毛皮的单薄外套，不 能穿斗篷，也不能戴帽子和手套，床单也很薄。”正如惠泽加所说，“大量的成 员被冻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世纪的自虐是一种严酷的折磨。人们对自己施加这种折磨，是希望审判和惩罚的上 帝能收起棍子，宽恕他们的罪行，使他们免受在今生和来世都应得的更大惩罚。” -诺曼·库恩（NORMAN COHN） 鞭刑，过去和现在 从施加危险和清苦的誓言，到考验、朝圣、折磨、不适，甚至是故意的自残，这 中间只是很短的一步。在中世纪，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非常有益的，值得高度赞 扬。它们象征着宣誓的严肃性，这种逻辑，在今天的兄弟会或联谊会的入会仪式 中依然适用。 夏天闷热，冬天冰冷，或者在雪地里赤脚朝圣，这样的折磨，比起自我鞭挞的严 酷，都是小巫见大巫。自我鞭挞是中世纪很特别的一种忏悔方式，它与封建主义 差不多是同时出现，最早是“在11 世纪初被卡马尔多利和阿维拉纳修道院的隐 士们所采用。” 鞭笞者不只是在寒冷的天气里赤脚行走，他们组织游行，日夜不停的赶路，从一 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就会在教堂前排成一排，连续 鞭打自己几个小时。” 我们相信，当未来的人们回顾民族国家的时代，会发现20 世纪的人以公民的名 义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看待自我鞭刑一样可笑。从信息社会的角度看，现代时期 的士兵出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而穿越半个地球去赴死，是一种怪诞又愚蠢的景 象。它和那些异常夸张的骑士仪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戴着脚镣走来走去； 而在封建时期，即使是那些理智的人，也以此为荣。 骑士精神让位于公民责任 当大政治的条件发生了改变，宣誓效忠领主的军事意义已经过时，骑士精神就逐 渐式微了，被公民责任所取代。在火药武器和工业化军队的世界里，打仗的人和 他们的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就非常不同了。公民身份出现在暴力回报率很高且不断 攀升的时期，相比中世纪发动战争的社会实体，这时候的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 民族国家以其强大的实力和财富，可以直接与穿着制服作战的普通士兵进行交 易。 历史证明，这种交易对国家来说要便宜得多，而且，相比通过与有权有势的领主 和地方豪强谈判以组建军队，也要省事得多；因为这些人每一个都有能力拒绝与 自身利益相悖的要求，而民族国家的个体公民则做不到这一点。 公民身份的关键取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任何个人或小的团体，在大政治层 面，具备独立行使军权的能力。在后面我们会深入探讨这其中的原因。 随着信息技术改变打仗的逻辑，它必将使公民身份的神话破产；就像火药使中世 纪的骑士精神过时一样。 马背上的地狱天使 在西欧主宰了几个世纪的骑兵贵族，可算不上是他们后代那样的绅士。他们是粗 俗的、暴力的；用今天的话说，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中世纪的机车帮派。礼仪规则 和骑士精神的伪装，更多是用来约束他们的过激行为，而不是描述他们真正的作 风。即使对骑士精神的规则和义务进行百科全书式地描述，也很少或根本无法揭 示出贵族权力的来源。 完美是枯竭的同义词 十五世纪末，就在武装骑士刚刚把他们的战斗技艺提高到臻于完美的境界时，有 效的火药武器出现了，在他们的脚底下引发了一场强烈的爆炸。在那时，经过精 心培育，终于产出一匹高达16 手宽的战马，这批骏马的身材可以舒适地承载一 个全副武装的骑士。然而，正如诺斯科特·帕金斯（C. Northcote Parkinson）睿智 地指出，“只有处于崩溃边缘的制度才会达到完美。” 完美的新战马诞生了，新式武器也被部署到了战场上，可以轰炸战马和骑士。这 种火药武器可以由普通人使用，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巧；但要大量采购，则非常 昂贵。与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农业相比，商业的重要性随着新武器的扩散逐步提 升。 更大规模的战争 火药武器是怎么促成这种转变的？首先，它提高了战斗的规模，这使得发动战争 的代价很快就远超中世纪时期。在火药革命之前，战争往往都是在很小的团体之 间展开的，他们甚至可以在一块贫瘠狭小的领地上征战。火药为更大规模的战争 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只有那些拥有富裕臣民的统治者，才有能 力派遣出强大的军队。而最能适应商业发展的统治者，往往是那些与城市商人结 盟的君主，他们会发现自己在战场上享有竞争优势。用克利福德的话说，“部分 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更优越的财政资源，可以购买更多的大炮，从而把敌人轰 得粉碎。” 火药武器的逻辑全部被演绎出来，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法国大革命中的平民军队。 但火药对战争的改造，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军服的采用上，就显示出来了。军装 恰如其分地象征了战士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发展与骑士精神到公民 身份的转变相辅相成。在封建主义时期，君主或者教皇要与一长串的诸侯分别达 成不同的交易，而新兴的民族国家，则可以与它的公民达成“统一”（也是制服 的意思）的交易。在旧制度下，每个人都在等级结构中有一个不同的位置，每个 人都可以达成一个特殊的交易，就像他的纹章或者悬挂的彩旗一样。 降低了富人的机会成本 火药武器还以另外一种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它将权力的行使与体 力区分开来，从而降低了商业活动的机会成本。富有的商人不需要再靠技巧和力 量进行徒手搏斗，也无需再依靠忠诚度可疑的雇佣兵保护自己；他们可以寻求最 高统治者更大规模的、新式军队的保护。正如威廉·普莱费尔在谈到中世纪时所 说，“在敌对的情况下，人力是激怒别人的力量，……所以，在当时，一个人不 可能长期保持同时富有和强大。”而当火药出现以后，不富有就不可能强大。 社会地位与静态思维 商业对塑造现代社会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然而，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还不能 预见到信息社会的新动态一样，中世纪时期的主流思想家们，也无法预测或理解 商业的兴起。五个世纪之前的大多数人，都以静态的眼光看待他们不断变化的社 会。惠泽加说，“从现代意义上说，（中世纪）很少有财产是流动的。权力还没 有与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仍然是与生俱来的，取决于掌权者所激发的某种 宗教敬畏，它以奢侈浮华的排场及大量忠实的追随者来彰显自我。通过可见的标 志，封建或等级思想表现为那种追求显赫的想法。”中世纪晚期的人们最关心的 是社会地位，他们还想不到商人能对王国的生活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因为商人 都是平民，几乎毫无例外；他们处于三层身份的最底层，低于贵族和神职人员。 在中世纪的暮年，即使是更加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也认识不到，在农业之外，商 业和其他形式的社团对于积累财富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贫穷是一种使徒般的 美德；在他们看来，有钱的银行家和乞丐没有区别。用惠泽加的话说，“在第三 阶层中，原则上不区分富人和穷人，也不区分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在当时的 体制下，职业和财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骑士身份。 这种对生活中经济层面的盲视，又被教会人士强化了，这些人是中世纪意识形态 的守护者。教士对商业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以致于在15 世纪，推出了一项 广受赞誉的改革方案，要求所有非贵族身份的人都要专门从事手工业或农业劳 动。完全没有考虑到商业的任何作用。 “1492 年，被习惯性地用来区分中世纪和现代时期，其实也可以作为其他一切事态的分界 点。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哥伦布的大航海，象征着西欧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崭新关系的 开始。” -弗雷德里克·莱恩 工业社会的诞生 十五世纪众多最敏锐的头脑，也完全没有捕捉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而该进程 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封建主义的消亡，标志着西方主导全球的伟大的现代时 期开始了。在这一时期，暴力的回报率不断上升，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过去 的两个半世纪里，现代经济为能够享受到其最大利益的那部分人，带来了生活水 平的空前提高。这些变化的催化剂是新技术，从火药武器到印刷术，以很少有人 能够掌控的方式改变了生活的边界。 到十五世纪的最后10 年，哥伦布等探险家才打开了通往广阔未知大陆的通道。 在人类生存的漫长岁月中，第一次足迹囊括了整个世界。西班牙大帆船，是在地 中海帆船的基础上打造的新型高桅帆船，它环绕地球，绘制出了海上的通道，这 些海图成为了后来商业贸易、疾病传播和军事征服的指南。在海上，在岸上，征 服者靠着他们的新式青铜大炮，开疆拓土。他们发现了代表财富的黄金和香料； 种下了新的经济作物，从烟草到土豆；还为他们的牛群开辟了新的牧场。 第一种工业技术 就像火炮打开了新的经济领域，印刷术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它是第一种大规模 生产的机器，也是工业主义萌芽的标志性技术。说到这里，我们同意亚当·斯密 在《国富论》中的观点，即工业革命早在他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它 肯定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但规模化生产和工厂系统的原则已经确立。他所举 例的大头针制造商，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斯密解释了怎么用18 个工人分开操 作来生产大头针。得益于专门的技术和劳动分工，每个员工在一天内生产的大头 针，是他自己单独制造数量的4800 倍。 亚当·斯密的例子还突出了一个事实：工业革命的开端，比传统历史学家认为的 要早几个世纪。大多数教科书都把它的起源定于18 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不合理， 因为那是人类生活水平起飞的时期。但在大政治层面，封建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 的过渡，实际上要早得多，是在15 世纪末。几乎是发生的同一时间，它的影响 就在统治机构的变革上体现出来了，特别是中世纪教会的消亡。 把工业革命的开端定在较晚时期的历史学家，是在衡量另外一件事，就是由发动 机驱动的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生活质量的飞跃。这提高了非熟练劳动力的价值，并 导致各种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事实上，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在不同时期开始急剧 上升，这就提示出，人们是以大政治转型以外的因素在衡量工业革命。在《剑桥 欧洲经济史》中，谈到“工业革命”时用的是复数，并明确地将它与国民收入的 持续增长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和俄国，这种收入的猛涨一直推迟到19 世纪末。 在亚洲其他国家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是20 世 纪才发生的景象。非洲另外一些地区，持续增长至今还是一个梦想。但这并不意 味着它们不是生活在现代时期。 转型期收入的下降 工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收入增长的同义词。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个大政治事件， 并不能直接用收入统计来衡量。事实上，在工业时代的头两个世纪里，大多数欧 洲人的实际收入都在下降；到了18 世纪初的某个时候才开始上升，直到1750 年左右才恢复到1250 年的水平。我们把工业时代的启动时间定在15 世纪末。因 为正是早期现代技术的工业特征，包括以化学为动力的武器和印刷机，导致了封 建主义的崩溃。 知识成本的降低 大规模生产书籍的能力，对中世纪的机构形成了不可思议的颠覆；就像微处理技 术将颠覆现代民族国家一样。印刷术很快就破坏了教会对神的话语的垄断，甚至 为异端邪说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迅速传播，到15 世纪的最后10 年，共出版了1000 万本书籍。由于教会压制印刷业，大部分新书 都是在欧洲那些当局权威最弱的地区出版的。当今天的美国政府试图压制加密技 术时，很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教会发现，审查制度并没有抑制住颠覆性技术的 传播，反而把它推倒了最能发挥颠覆作用的地方。 修道院地位被降低 印刷机原本是人畜无害的，因为内容而具有了颠覆性。无畏的冒险家和商人赚取 财富的知识被四散传播，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溶剂，可以溶解封建义务的约束。 新型市场的诱惑，大规模资助军队和海军的机会，使货币产生了封建时期所不具 备的价值。有了新的投资渠道，加上强大的武器，提高了暴力的收益，要求地方 领主和城市商人向教会捐献资本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仅仅是在土地占有之外 创造出的投资机会，就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稳定，削弱了它的意识形态。 印刷机的另一个颠覆性后果是大大降低了信息复制的成本。在中世纪，识字率极 低，经济极不发达，一个重要原因是手工复制书稿的成本太高。正如我们讨论过 的，在罗马沦陷以后，教会承担的主要生产职能之一，就是在本笃会修道院复制 书籍和手稿。这是一项成本极高的工作。而印刷机极大地降低了手稿复制的价值， 修士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辛勤劳作，制作出来的手稿，用印刷机只需要几个 小时就够了。新技术使本笃会的缮写室成为了昂贵的、过时的知识复制手段，而 反过来说，这就降低了继续使用抄写员的宗教团体和教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 书籍的大规模印刷结束了教会对圣经及其他信息的垄断。书本的广泛普及也降低 了识字成本，从而使得有能力就重要课题——特别是神学问题——提出自己见解 的思想家成倍增加。神学史家尤安·卡梅伦（Euan Cameron）指出，16 世纪头 20 年的“一系列的出版里程碑”为应用“现代文本批评经文”奠定了基础。这 “威胁到了教会的垄断”，因为“人们开始质疑为了支撑传统教条而对经文进行 的扭曲式解读。”新知识鼓励了教会竞争，新教出现了，他们要制定自己对《圣 经》的解释。总之，书籍的大规模生产降低了异端和异教传播的成本，使他们也 获得了大量的读者。 出版也帮助摧毁了中世纪的世界观。信息的成本更低，更加容易获得，使得人们 对世界的认识从象征主义转到了因果关系。“象征主义的世界图景，特点就是无 懈可击的秩序、建筑结构、等级从属关系。每一种象征性的联系都意味不同的等 级和神圣性……核桃象征着耶稣，甜美的内核是他的神性，青涩多肉的外皮是他 的人性，中间的木壳是十字架。因此，一切事物都在使人的思想上升到永恒。” 符号化（即象征主义）的思维方式不仅是对社会等级结构的补充，它也更适合教 育文盲。木刻画中的符号所传达的思想，可以被文盲所接受。而相比之下，现代 时期印刷术的出现，使得识字的人口可以运用科学方法，发展因果关系。 与今天的对比 在15 世纪中叶，中世纪社会的信仰基础似乎是无与伦比的安全和稳定，但却很 快就被改变了。它的主要机构，也就是教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垄断地位受到挑 战并被打破。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受到过质疑的权力，突然陷入了争议。那种神 圣的信仰和忠诚，超出今天任何民族国家对公民的束缚，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 被人们重新认知并放弃。这一切的缘由，就是十五世纪最后10 年出现的一场技 术革命。 我们相信，像500 年前那样的剧变将会再次上演。信息革命将摧毁民族国家对权 力的垄断，就像火药革命摧毁教会的垄断一样，毋庸置疑。十五世纪末的情形与 今天的状况惊人地相似；当时的生活完全被有组织的宗教所淹没，而今天的世界 则充满了政治。当时的教会和今天的民族国家，都是已经衰老到极限的组织机构。 和中世纪暮年的教会一样，20 世纪末的民族国家也是负债累累，无力再支撑自 身的存续。对于那些不久前还坚定支持民族国家的人来说，它的存在对他们的繁 荣幸福越来越无关紧要，甚至还起反作用。 “贫穷、贪婪、奢侈” 今天的政府收取了钱财，但他们提供的价值则是极其糟糕的。15 世纪末的教会 也是一样。教会历史学家尤安·卡梅伦说，“贫穷的地方神职人员，对他们收取 的财务管理极差。他们所征收到的财物，实际上都消失在了修道院或神秘的高层 那里。尽管教会的某些部门收到了大量的礼物，但整个机构却可以同时显得贫穷、 贪婪和奢侈。”你很否认20 世纪末的政府也是如此。 十五世纪末的宗教活动层出不穷，就像今天福利国家搞的项目一样。不仅仅有特 殊的祝祷节庆，就连圣人和圣骨的供应都是无止境的；每年都有更多的教堂、更 多的修道院、更多的修会、更多的忏悔师（家庭常驻牧师）、更多的传教士、更 多的大教堂分会、更多的捐赠圣堂、更多的遗迹崇拜、更多的宗教联合团体、更 多的宗教节日和新圣日。宗教仪式越来越长，祈祷和赞美诗越来越复杂。新的募 缘修道团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到处乞求施舍。最终的结果是超出了制度的负荷极 限，和今天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一样。 宗教节日和各种节庆全面激增，礼拜仪式越来越多，圣母玛利亚、她的姐妹和耶 稣家谱中的所有圣人，都有专门的纪念日。对信徒来说，履行宗教义务的成本和 负担越来越沉重，就像今天遵守法律的成本越来越高。 无辜者付出代价 过去和现在一样，是生产者承担着收入再分配的成本，而他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 重。由于资本利用方式的转变，这些成本的增长幅度超出了所有当权者的认知。 与货币资本相比，持有土地的相对优势正在下降。但中世纪的人们脑子里想的依 然是地位和身份；社会地位取决于你是谁，而不是你有效配置资本的能力。人们 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过，举办浮夸宗教仪式的机会成本已大大增加。这些成本 都沉重地砸到了勤劳工作的农民、市镇居民和自耕农身上，相比与贵族阶级，他 们需要更加高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本。他们不得不支付不成比例的费用，为无休止 的盛宴、圣日餐饮以及奢侈的教会官僚买单。 适得其反的监管 在15 世纪末，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后来由政府掌握的监管权力。教会主导 着重要的法律领域，记录契约、登记婚姻、认证遗嘱、许可贸易、规定土地所有 权以及商业的条款和条件。教会法对生活细节的规范几乎和今天的官僚机构一样 彻底，而且目的也大同小异。和今天的政治法规一样，500 年前的教会法也充满 了混乱和矛盾。这些规章制度往往搞得很复杂，以压制商业进步，这表明监管者 根本就没想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例如，不管最近一年的12 月28 日是星期几，在一整年当中，每周的这一天都不 能做生意。因此，如果某年的12 月28 日是星期二，在全年的所有星期二都不能 合法做生意。这是为了纪念“诸圣婴孩殉道日”必须表达的一种虔诚。如果12 月28 日落在周日以外的任何一天，那么这个禁令就限制了很多种商业的经营潜 力，延迟或阻碍了正常的交易，从而增加了成本。 垄断定价 教会法的实施也是为了加强垄断价格。教会在意大利托尔法的地产中开采明矾， 通过销售明矾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当纺织业的客户想要选择从土耳其进口的更便 宜的明矾时，梵蒂冈通过教会法宣布使用较低成本的明矾是有罪的，以维持其对 价格的垄断。坚持购买便宜的土耳其明矾的商人将被逐出教会。星期五禁止吃肉 的著名禁令，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教会不仅是最大的封建地产所有者，它还控 制着主要的渔业。教父们发现虔诚的教徒对于吃鱼有神学上的需求，在当时的交 通和卫生条件还不利于鱼肉消费的情况下，教会能够满足吃鱼的需求，绝不是偶 然的。 和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中世纪晚期的教会，不仅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限制以保 证自己的利益；它还充分利用监管的权力进行创收。教士们煞费苦心地颁布了很 多难以被遵守的法规和禁令。例如，对乱伦的定义特别宽泛，即使是远房表情或 者只有姻亲关系的人，也需要得到教会的特别许可才能结婚。在现代旅行出现之 前，这几乎包含了很多欧洲小村庄里的每个人。于是，为乱伦婚姻出售豁免权成 为教会丰厚的收入来源。即使是婚内的性行为，也受到教会法的严格限制。夫妻 间的性活动，在周日、周三和周五以及复活节和圣诞节前的40 天之内都是非法 的。此外，夫妻在接受圣餐的前3 天也要禁欲。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赎罪券，在 一年中至少55%的日子里，夫妻双方不能享受性生活。在《主教的妓院》（The Bishop's Brothels）一书中，历史学家E.J.伯福德（E. J. Burford）认为，这些“愚 蠢的”婚姻规定，刺激了中世纪卖淫业的发展，教会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伯福德指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温彻斯特大教堂的主教都是位于南华克 的伦敦河岸妓院的主事人。而且，教会从卖淫中谋取暴力绝不仅限于英国：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约1471 年），传闻从众多情妇中的一个感染了梅毒；他是第一个向 妓女发放许可证并对她们征税的教皇，并因此而获利颇丰。他的继任者，教皇里奥十世，靠 出售卖淫许可证据说赚了大约2.2 万金币，是他在德国出售赎罪券所得的4 倍。 即使是对牧师实行的著名的独身主义规则，也是中世纪教会有利可图的收入来 源。伯福德说，教会采取了一种被称为“情妇税”（cullagium）的敲诈手段，对 包养情妇的牧师进行征税。这种税的利润无比丰厚，以致于法国和德国的主教对 所有的牧师统一征收；尽管在1215 年，拉特兰会议谴责了“这种可耻的交易， 教长是在出售罪恶的许可。”而这不过是违反教会法规出售许可证以谋取利益的 众多方式之一，这种交易背后的动机与逻辑，和贪婪的政客寻求对商业的任意监 管权是一致的。 赎罪券 任意监管的权力也是出售豁免的权力，豁免监管可能导致的伤害。教会出售许可 证或“赎罪券”，豁免范围无所不包，从减轻商业上的琐碎负担到允许在斋戒期 间吃乳制品。这些“赎罪券”不仅高价卖给贵族阶级和富有的乡民；还被包装成 彩票式的奖品，就像今天的政府经营彩票一样，用来吸引穷人的钱财。随着教会 的支出远超收入，赎罪券的买卖也不断膨胀。很多人开始看到那个显而易见的事 实，制度化的教会利用它的权力主要是为了谋利。就像一位当代的批评家所说， “制定教会法完全是为了赚大钱，谁要想成为基督徒，就得为它的规定而买单。” 沉重的官僚主义 到15 世纪末，制度化宗教的成本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极点，就像今天支撑政府运 作的成本到达极限一样。宗教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它的饱和度越高，教会的成本 就越昂贵，也愈发地官僚化。用卡梅伦的话说，“在中世纪，找人填补大量增加 的教会职位，比找到钱支付这些职位要容易得多。”今天破产的政府用反动的方 式搜刮钱财，500 年前的教会也是如此。而且，教会所使用的一些掠夺性手段， 就是今天的政客们在玩弄的。 500 年前的中世纪教会，就像今天的民族国家，它们所消耗的社会资源，是空前 的，也是绝后的。当时的教会虽然达到了创纪录的收入，但似乎已经失去了正常 运行和存续的能力，今天的国家也是如此。国家主导了工业社会晚期的经济，在 一些西欧国家，政府的支持超过全部收入的一半；同样，在封建社会后期，教会 主导着经济，它抽干了社会的资源，阻碍了生产力的增长与进步。 十五世纪的财政赤字 教会运用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权宜之计，从它征收的费用中挤出更多的钱，以 便养活臃肿的官僚机构。在有直接管辖权的地区，教会索取越来越高的税负；在 没有直接征税权的外省或王国，梵蒂冈征收一种由当地君主直接支付的“年金”， 代替直接的教会税。 和今天的国家一样，教会也搜刮自己的国库，把用于指定用途的捐赠资金，转用 于支付一般的管理费用。有俸的圣职和宗教职位被公开售卖，就像什一税的收入 流一样。实际上，什一税就是神职人员发行的债券，而现代政府为支撑长期赤字 而发行的债券是一回事。 在意识形态上，教会是封建主义的捍卫者，是商业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但是， 和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教会利用一切可能的营销手段优化自己的收入。教会经 营的圣物销售生意极为兴隆，包括圣蜡，在圣枝主日受到祝福的圣枝，还有“圣 母升天节受到祝福的草药，特别是各种圣水。” 今天的选民，如果拒绝支付更高的税款，政客就会威胁减少垃圾收集，或者采取 其他侮辱尊严的手段或措施；15 世纪的教会也经常中断宗教服务，随心所欲地 向教众勒索罚款。罚款往往是因为几个人的轻微违法行为，而这些人甚至不一定 是有关教区的成员。例如，1436 年，雅克·杜·夏特利埃主教，“一个非常浮 夸、贪婪的人”，将巴黎的圣公会教堂关闭了22 天，停止了所有的宗教活动， 就为了要两个乞丐支付一笔不可能的巨额罚款。因为这两个人在教堂里争吵，还 流了几滴血。主教认为这玷污了教堂的神圣性；他不允许任何人使用教堂举行婚 礼、葬礼或日常的历法圣事，直到他拿到了罚款。 一个意大利人的妓院（为了讨教皇的欢喜） 每年付给他两万杜克特金币 他们给牧师的报酬 则是一个鸡的利润，或者两个三个鸡 我想一定是邪恶的神灵 才会与妓院有这样的关系 ——15 世纪的英国民谣 对宗教领袖的憎恨 也难怪15 世纪末的人们，普遍鄙视上层和下层的神职人员；就像高度政治化的 今天，人们都看不惯官僚机构和政客一样。惠泽加说，“憎恨这个词用在这里是 很恰当的，因为憎恨是潜在的，但却是普遍且持久的。听到神职人员的恶行被审 判，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人们普遍相信教会“贪婪又挥霍无度”，部分原因在 于这是事实。“神职人员高层的世俗化和底层的堕落”实在是太明显了，有眼睛 的人都能看得到。从教区牧师到教皇本人，神职人员腐败的普遍性，只有占据社 会统治地位的机构才能做得到。 比起500 年前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朱里奥·安得利奥迪和比 尔·克林顿都堪称是正直的典范。亚历山大六世以举办狂野的派对而闻名。作为 锡耶纳的红衣主教，他举办过一场著名的狂欢，只有“锡耶纳最漂亮的年轻女子 被邀参加，但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都被排除在外。”锡耶纳的派对虽然 很有名，但与亚历山大成为教皇之后的疯狂相比，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其中最淫 乱的当属所谓的“栗子芭蕾舞”，它是一场交配大赛，参与者有罗马“最性感的 50 名妓女”、教会神父以及罗马有头有脸的人。威廉·曼彻斯特对此描述道： “仆人们对每个男人的高潮表现进行计分，因为教皇非常欣赏阳刚之气……在所 有人都精疲力尽之后，教皇会颁发奖品，有斗篷、帽子、靴子和精美的丝质外衣。 根据记载，获奖者是那些与妓女做爱次数最多的人。” 亚历山大至少有七个或八个私生子。有一个叫乔瓦尼的（Giovanni），就是所谓 的“罗马之子”，显然是他的儿子。乔瓦尼是亚历山大的私生女卢克雷齐娅·博 尔吉亚（Lucrezia Borgia）在18 岁是生下的。在一份秘密的教皇诏书中，亚历山 大承认他是乔瓦尼的父亲。如果不是父亲，那他也肯定是双方的祖父。教皇与卢 克雷齐娅发生了三方乱伦关系；卢克雷齐娅也是亚历山大最年长的私生子甘迪亚 公爵——胡安的情妇，她还是亚历山大另外一个私生子切萨雷·博尔吉亚的情妇。 切萨雷是红衣主教（Cardinal Cesare Borgia），他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创作《君主论》的灵感来源。和教皇一样，切萨雷也是个杀手， 据说他曾经谋划过几起杀人案。他们两个中的一个显然对胡安产生了嫉妒，后者 的尸体于1497 年6 月15 日在台伯河被捞出。 中世纪晚期教会的领导层，与今天民族国家的管理层是一样的腐败。 “今天我已经两次成为父亲。上帝保佑。” -鲁道夫·阿格里科拉，在他当选修道院院长的当天，听到他的情妇生了一个儿子。 伪君子 在“表明的虔诚”之下，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堕落放荡，是非常不敬神的。教堂是 男女青年最喜欢的幽会场所，也是妓女和淫秽图片小贩经常聚集的地方。历史学 家报告说，“日常宗教活动中的不敬行为毫无节制。”受雇为亡灵超度的唱诗班， 经常在弥撒中使用渎神的字眼。守夜和列队祈祷在中世纪的宗教活动中的重要 性，比在今天大得多，但据中世纪晚期欧洲最重要的神学权威——加尔都西会的 德尼（Denis the Carthusian）说，它们还是被“黄段子、讽刺的模仿秀与喝酒所 玷污。”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指责是古板的道学家在发牢骚，但这只是众多同类描述中的 一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中世纪，猥亵和神圣往往是亲密无间的伙伴。例如， 朝圣活动就经常沦为骚乱和淫乱，以致于一些品德高尚的改革者主张禁止朝圣， 但没有成功。地方性的宗教游行，也为暴民提供了破坏和抢劫的机会，以及各种 能激起他们兴趣的醉酒闹剧。即使是静静地坐在教堂听弥散，人民也普遍处于不 清醒的状态。教堂里喝掉的酒是惊人的，特别是在节日的晚上。斯特拉斯堡理事 会的记录显示，在圣阿道夫之夜，那些在“守望中祈祷”的人，喝光了教会为纪 念圣人而准备的1000 升葡萄酒。 15 世纪著名的神学家让·格森（Jean Gerson）记述道，“即使最神圣的节日，甚 至圣诞夜，都是在打牌、讲荤段子、骂脏话、淫乱放荡之中”度过的。当平民百 姓因为这些行为受到惩戒时，他们就会举出“贵族和神职人员”为榜样，因为这 些人做同样的事却不会受到惩罚。 虔诚与同情 在中世纪晚期，虔诚合理化了充斥社会的有组织宗教，今天为政治生活而辩护的 “同情心”，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为了满足毫无道德的虔诚渴望而出售赎罪券， 与支出奢侈的福利以满足假模假式的、没有善行的同情心一样。赎罪券是否产生 了提升道德或拯救灵魂的实际效果，福利项目是否真正改善了它计划帮助对象的 生活品质，根本不重要。“虔诚”和“同情”一样，是一种近乎迷信的召唤。 在一个基本不了解因果关系的时代，教会的仪式和圣礼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阶段。 “……一次旅行，一项任务，一次访问，都有无数同样的手续：祈祷、仪式、规 则。”刻在羊皮纸上的祈祷词像项链一样，串在发烧者的身上。营养不良的女孩， 将一缕缕的头发挂在圣乌尔班的图像前，以防止进一步的脱发。在干旱的季节， 纳瓦拉的农民抬着圣彼得像列队游行以求雨。人们热衷于这些及其他“无效的技 术，在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情况下来减轻焦虑。” 两个错构成一个善 人们对圣人遗物的神奇力量深信不疑，当任何有影响力的虔信者去世之后，都会 被疯狂地分尸。托马斯·阿奎那在福萨努瓦修道院逝世后，那里的修士将他的尸 体斩首并煮沸，以便得到他的骨头。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在下葬前供公众瞻仰时， “一群崇拜者冲到这里，剪断或扯走了裹在她脸上的亚麻布条，还剪掉了她的头 发、指甲，甚至乳头。” 没有美德的虔诚 中世纪的人把圣人和他们的遗物看作是信仰武器的一部分；在那样一个世界里， 冬天之冷、夜晚之黑、疾病面前之绝望，远超本书读者的想象。与现代人相比， 中世纪人更相信魔鬼是真实存在的，相信上帝会积极地干预世界，而祈祷、忏悔 和朝圣可以赢得神的眷顾。 如果只是说人们相信上帝，既不能表达他们信仰的强度，也不能表达中世纪人把 虔诚与罪恶搞在一起的容易程度。对仪式、典礼和圣事的功效的信仰无处不在， 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良善行事的紧要性。对于任何罪恶或精神缺陷，都有一种补 救措施，一种可以洗刷污点的忏悔，这就是所谓的“救赎数学”。当宗教变得无 孔不入，它的诚信必然开始削弱。对此，惠泽加说：“宗教渗入到了生活的一切 关系之中，意味着圣洁的与亵渎的思想领域不断融合。神圣的东西变得太过普通， 无法再带给人们深刻的感受”。事实确实如此。 教会规模的缩小 到15 世纪末，教会不仅与今天的民族国家同样腐败，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 教会吸走了大量的资本，但不是用于生产；它还强加了各种负担，限制社会产出， 压制商业。这些负担与今天的民族国家所施加的一样，多如牛毛。我们都知道， 火药革命给有组织的宗教带来了什么：它制造了强烈的改革动机，促使教会缩小 规模并降低成本。当传统的教会拒绝这么做的时候，新教教派加入竞争，抓住了 机会。他们动用了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手段去降低虔信生活的成本： · 他们建造了简朴的新教堂，有时候还拆除旧教堂的祭坛，腾出资金另做他用。 · 他们修订了基督教教义，以降低信仰的成本，并强调信仰而非善行是得救的 关键。 · 他们制定了新的、简洁的礼仪，缩减或取消了众多节日，并废除了很多圣礼。 · 他们关闭了修道院和修女院，并停止对修行者的施舍。贫穷从一种使徒的美 德，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值得谴责的社会问题。 要理解教会的缩小怎么解放了生产力，就必须回顾垄断被打破之前，教会有哪些 阻碍发展的表现。就像当今的民族国家，教会在15 世纪末强加给社会的超额成 本，负担之沉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1. 诸如什一税、教会税和各种费用等直接成本，养活了极度臃肿的教会官僚机 构。在取代中世纪“圣母教会”的新教教堂中，什一税也很常见，但在城市 地区一般征收不到。事实上，教会垄断的结束使商业最发达地区的边际税率 不断下降。 2. 宗教教义很不利于储蓄。中世纪教会中的大反派就是“守财奴”，即不惜出 卖灵魂去储蓄黄金的人。教义要求信徒资助“善行”，于是他们要向教会捐 赠高昂的费用。“赎罪”的教义迫使那些想得到救赎的人捐助弥撒或圣堂， 以避免落入炼狱。对于这一点，路德在他的95 条论纲的第8 条和第13 条进 行了直接的抨击。他写到：“垂死之人以其死亡偿还了所有的债务。”换句 话说，新教信徒的财产是可以传给他的继承人的。根据新教教义，没有必要 重复捐赠做追思弥撒的小教堂；通常是30 内，对于特别富有的人，则是永久 的。 3. 中世纪教会的意识形态还鼓励将资本用于购买圣物。圣物崇拜俘虏了大量的 资金，用以获取与基督或其他圣人相关的物品。非常有钱的人甚至建立自己 的圣物收藏。例如，萨克森的选帝候弗雷德里克就积累了19000 件圣物，有 一些是在1493 年去耶路撒冷朝圣时获得的。在他的收藏品中，包含他认为的 “一个圣婴的尸体、玛利亚的乳汁和耶稣诞生地马厩的稻草。”根据推测， 投资这些圣物的资本回报率是很低的。随着宗教改革强调信仰及选民的概念 （上帝拣选），购买圣物作为护身符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这也鼓励资金 去寻找效益更高的投资渠道，可以支付君主索要的回报。 4. 新教教派的出现，打破了中世纪教会的经济垄断，并大幅削弱了教会监管的 权力。我们前面谈论过，教会法经常被扭曲，用来支持教会的垄断和商业利 益。由于新教教派需要保护和加强的经济利益比较少，他们的教义往往会促 成一个更自由的体系，对商业的压制也更少。 5. 新教革命废除了中世纪教会的许多仪式和典礼，它们给信徒的时间带来了沉 重的负担。到15 世纪末，经过精心的设计，仪式、圣事和圣日，几乎在日历 上排满了。这种超负荷的仪式安排，是教会坚持“一个人可以随意增加祈祷 或敬拜的次数，还可以从中获得好处”的必然结果；它们确实在增加。更加 冗长、复杂的仪式，在忏悔中重复背诵祈祷词的要求，不能工作的圣日不断 增加，这些都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繁多的规章制度和仪式贯穿在一天和四 季之中，大大减少了可以从事生产的时间。在中世纪90%的人口在从事农业。 农业的节奏被打断，影响还不大。在耕作的季节里，很多时候不需要每天都 下地干活。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作物的产量更多是受天气变化和不可控的病 虫害的影响；而不是教会日历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以外的边际劳动力的增加。 但在农业之外的其他领域，生产力的损失就是一个大问题。在手工业、制造 业、运输业、商业，以及其他由劳动量决定产出和利润的事业，就会与教会 对时间的要求产生冲突。 15 世纪末的大转型，发生在地租上涨和农民实际收入下降的时候，这应该不 是巧合。人口压力的增加，减少了公共土地的产量。这些土地一般位于河流 或溪流的周围，农民靠这些土地放牧，有时候也从中获取鱼和柴火。生活水 平的下降，让农民感受到了越来越迫切的生活压力，他们需要寻找其他收入 来源。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转向小规模的制造市场，最早就是 纺织业，这个过程被称为‘原工业化’。”教会强加的负担抑制了在新经济 方向上的时间投入，它阻碍了更有进取心的农民，去从事手工业以补充农业 收入。 新教教派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取消了40 个节庆日。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费 用，如活动时需要的饮食；还释放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停止敬拜这40 个节日， 还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在一年中增加300 个工时或更多。简而言之，仅仅通过 取消中世纪教会超负荷的仪式活动，释放出本来可能会在商业上损失的时间， 就为社会产出的显著提高打开了局面。 6. 垄断地位被打破后，教会吐出了大量的资产。这些资产在教会的管理下，回 报极低，这种情况与20 世纪末国有资产的运用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教会显然 是最大的封建地主；它对土地的控制力，与高度政治化的今天，政府的控制 力不相上下。在欧洲一些国家，如波西米亚，教会控制了超过总量50%的土 地。根据教会法，一项财产一旦归教会所有，就不能被转让出去。因此，随 着教会从信众那里收到的遗赠越来越多，教会的土地持有量也不断增加；而 那些遗赠原本是用于资助各种社会福利服务、建造圣堂及其他活动的。 虽然很难精确衡量教会持有土地的相对生产率，但它在中世纪末期的水平肯 定远远低于早期。到了14 世纪，人们越来越重视市场生产，而不再是自给自 足的农业，这使得大多数非宗教领主，从不识字的工头变成了职业经理人， 以便优化他们的土地产出。他们所采取的激励措施，可能使他们的土地产出 很快就超越了教会；毕竟在理论上，教会的财产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私利。毫 无疑问的是，一些更世俗的红衣主教，也使用普通领主的方式管理财产。但 是，其他教会财产的生产力肯定会受到失败管理的影响，毕竟它们是在一个 大而无当且远在天边的机构手里。这其中的弊端，与今天的国家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的弊端是差不多的。另外很明显的一点是，对修道院的查封也重新 调配了资源，在印刷机出现之后，这些资源无需再用于复制手稿和书籍。 7. 在《大清算》一书中，我们详细阐述过，火药革命发生后，一些新教教派迅 速做出了反应，他们修改了教义，以鼓励商业的发展，例如取消了对高利贷 及贷款利息的禁令。中世纪的教会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它是经 济增长的累赘。教会教义的主旨是加强封建主义，因为教会是最大的封建土 地所有者，在其中有巨大的利益。无论是否是故意使然，教会都倾向于把自 己的经济利益作为宗教美德，同时反对通过制造业和独立商业积累财富，因 为它们必然会破坏封建制度的稳定。例如，教会下令反对“贪婪”，但这主 要适用于商业贸易，而不是封建税收，也从来没有用在赎罪券的销售上。教 会还无耻地为商业项目制定“公正的价格”，这其实抑制了那些非教会生产 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回报。教会对商业创新的抵制，禁止“高利贷”就是一 个明显的例子。银行和信贷是工商业大规模发展的关键。教会限制信贷供应， 延缓了商业发展。 8. 更加微妙的变化是，新的教派对《圣经》文本的专注，摧毁了中世纪教会的 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这两者都为社会进步设置了障碍。中世纪晚期的文化 编程，鼓励人们用象征性的模拟去看待世界，而不是通过因果关系去理解。 这削弱了人们的逻辑推理能力，也远离了商业主义的思想。用符号等价物的 方式思考，很难转入到市场价值的思维模式。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约翰·惠 泽加举例说；“三个庄园代表着圣女的品质；七个选帝候象征着美德；1477 年仍然忠于勃艮第家族的阿图瓦和埃诺的五个城镇，是五名聪慧的处女…… 同理，鞋子意味着关心和勤奋，袜子意味着坚韧，吊袜带意味着决心，等等。” 这些例子表明，人们的思维被宗教教条、僵化的符号和寓言所支配，生活的 方方面面被等级隶属关系捆在一起。每一种职业、每一个部门、每一种颜色、 每一个数字，甚至每一个语法元素，都被绑在一个宏大的宗教概念的体系之 中。 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是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而是通过静态的符号 和寓言。美德和恶习有时会被人格化，每样东西都代表着别的东西，后者又 代表另外一些东西，这不仅没有理清因果关系，还搞得更加混乱。为了进一 步混淆是非，事物间的各种联系被数字系统任意地套在一起；数字7 好像特 别重要。有七种美德、七宗罪、主祷文中有七个祈愿、圣灵有七种恩赐、激 情有七种时刻、还有七种至福和七种圣礼，以及“由七种动物代表，后面跟 着七种疾病。” 十五世纪的新闻报道 十五世纪如果有新闻业的话，那么它写出来的故事，除了间接性的、象征性的寓 言，不会回答任何报道事实的经典问题。下面是一篇十五世纪的私人日记，请看 它关于勃艮第谋杀案的记述： 这时，住在邪恶之塔的不和女神现身了，她唤醒了愤怒女神、疯女人、贪婪女神、狂暴女神 和复仇女神，他们拿起各种武器，把上帝的理性、正义和教诲全抛在了脑后，最可耻的是， 也扔掉了节制。怀着满腔的暴怒，他们开始了疯狂的谋杀、屠杀、砍伐、处死，把在监狱里 发现的所有人，统统杀光……贪婪女神把她的裙子塞进裤腰带，带着她的女儿——掠夺，还 有她的儿子——盗窃……完事之后，上述众人在他们的女神——也就是愤怒、贪婪和复仇的 带领下，杀遍了巴黎所有的公共监狱。 摆脱中世纪的思维范式，使人们开始用因果关系等“现代”术语理解世界，而不 再依靠象征性的联系和拟人化的寓言。 中世纪晚期教会的教义和思维模式是虚伪的，这一点没必要再争论；它们更倾向 于契合农业封建主义的需求，而不愿意留给商业发展的空间，更不用说工业。准 确地说，教会作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机构，它的所作所为，塑造了道德、文化和法 律方面的限制，都是为了保证封建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正因为如此，它不符合工 业社会的需要；就像现代民族国家在道德、文化和法律上的约束，无益于信息时 代的商业一样。我们相信，国家将步教会的后尘遭到革命，使新的发展潜力得以 实现。 新教的教义认为，只靠信仰本身就可以升入天堂，而不再需要对亡灵祈福的活动 进行捐赠。这被人们视为一个神学问题，但它更是一种匹配新时代经济现实的神 学。在当时，把额外的资金投入到臃肿的教会官僚机构中，它的机会成本陡然上 升了；很明显，人们需要一种成本效益更高的救赎途径，新教的改革满足了这一 点。在没有其他投资渠道的时候，人们还不太介意把钱交给教会。但是，他们看 到，资助一个前往东方的香料船队，有机会获得百倍的回报；资助国王的一个军 营，回报虽然少一点，一年也有望得到40%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于自身 利益所在之处，寻求上帝的恩典，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久之后，相比他们在封建制度下的祖先，很多商人和平民变得富裕多了。近代 早期，商人和小制造业主的生活水平急剧提高；在那些收入和生活方式随着封建 主义垮台而崩溃的人们当中，他们普遍不受欢迎。教会垄断地位的削弱和富人大 政治权力的增强，导致可以再分配的收入急剧减少。没能成为新制度直接受益者 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对那些受益者充满了嫉妒。惠泽加描述了当时的主流态度， “对于富人，尤其是当时出现的大量新富者，人们的憎恨是普遍的。”信息革命 将与此极为相似。 同样惊人相似的是，犯罪率的大幅上升。旧秩序崩溃的后果，即使达不到封建革 命时期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对此我们在上一章探讨过，也总是会导致犯罪活动 的激增。在中世纪末，随着旧的社会控制体系的瓦解，犯罪率像火箭一般蹿升。 用惠泽加的话说，“犯罪开始成为对社会秩序的极大威胁。”在未来，它也具有 同等的威胁。 现代世界，是在新技术、新思想和黑火药臭气的混合之中诞生的。火药武器和进 步的航海技术，破坏了封建主义的军事基础；甚至成为一种新的通讯方式，瓦解 了它的意识形态。而印刷术揭示出了教会的腐败，使得它的统治阶级和普通成员， 在一个以宗教为中心的社会里，很矛盾地被人们普遍鄙视。这显然是一个可与当 代相对照的悖论，在一个政治为王的时代，人们对政客和官僚已不再抱有任何幻 想。 十五世纪的暮年，是一个幻灭、混乱、悲观和绝望的时代。一如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