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信息时代“自然经济”中的道德与犯罪

第十一章 信息时代“自然经济”中的道德与犯罪 “腐败现象，远比人们以前想象的要普遍和广泛。腐败的证据随处可见，主要在发展中国家， 在工业国家中也日益高发。……包括国家总统和部长在内，著名的政治人物都被指控腐 败。……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了国家的私有化，但它并不像通常所说的私有化，即把国家 权力转移到市场上，而是转移给了政府官员和官僚系统。” -维托·坦吉（Vito Tanzi） 我们认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解体，当代的野蛮人会越来越多地在幕后行使实 权。像继承了前苏联衣钵的俄罗斯黑手党、其他种族犯罪团伙、前苏联党政组织 中的头面人物、毒枭以及叛逆的秘密机构，都会逐渐地制定自己的法律。他们其 实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远远超出常人理解的程度；当代野蛮人已经渗透到了民 族国家的形体之中，只是没有明显地改变它的表象。他们是一群微寄生虫，以这 个垂死的系统为食。他们在更小的范围内使用国家级的技术手段，并且像战争中 的国家一样残暴、不择手段；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权力，是政治萎缩后果的一 部分。微处理技术，降低了有效使用和控制暴力的必要的团队规模。随着这场技 术革命的深入，掠夺性暴力会越来越发生在中央控制之外的边缘地区。遏制暴力 的方式，也将从依赖于权力的大小，转移到更加依靠效率的手段。 在这场世界剧变的大戏中，民族国家内部隐蔽的犯罪活动与激增的腐败现象，将 会成为重要的辅助剧情。你可能会看到一部隐秘又险恶版的恐怖片《天外魔花》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又译人体入侵者）。在大多数民族国家陷入明显 的崩溃之前，它们将被当代的野蛮人所控制。而就像上世纪50 年代这部著名的 B 级片里所演的，野蛮人往往会精心地伪装自己。所以，未来的豆荚人不是来自 太空的外星人，而是来自各种背景的罪犯，他们会担任官方职位的同时，还至少 会部分地效忠于宪法以外的某种秩序。 一个时代将尽时，通常都是腐败严重的时期。旧制度的约束被瓦解，社会风气也 随之消散，一种新环境应运而生。而在这种环境里，身居高位的人会把公共事务 与私人犯罪结合起来。 遗憾的是，你无法通过常规的信息渠道，来准确、及时地了解民族国家的衰败程 度。曾经掩盖了罗马帝国消亡的那种“持续的虚构”，也许是大型政治实体衰败 时的典型特征。现在它正在掩饰和掩盖民族国家的崩溃。出于种种原因，你不能 总是依靠新闻媒体告诉你真相。很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保守的，因为他们代表 着过去的政党。有些人则被不合适应的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蒙蔽。 有些人因为具体的原因不敢揭露腐败，眼看着它在一个腐朽的系统里越滚越大。 其中一些人是单纯地缺乏做这种事的勇气，另外一些是担心自己的工作，或者害 怕因发声而遭到报复。当然，也没有理由认为，相比意大利修路承包商，记者和 编辑更不容易搞腐败。那些热衷于报道各种新闻的重要信息机构，其实远不像人 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其中很多人都有着其他的动机，包括为一 个摇摇欲坠的系统进行鼓吹；他们会把这些动机放在为你提供真实的信息之前。 他们看到的很少，说出来的更少。 超越现实 随着虚拟现实和电脑游戏技术的不断进步，你甚至可以在夜间新闻报道中，订购 一份你想听的虚拟新闻。想在新闻中看到自己获得了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吗？没 问题。它将是明天的新闻头条。你可以在你的电视或电脑上，看到任何自己想看 的新闻故事，无论真的假的，比NBC 或BBC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要逼真。 我们正在快速进入一个由人类智慧创造的新世界，在这里，信息将完全摆脱现实 的束缚。当然，这也会极大地影响你接受到的信息的质量和性质。在一个人造现 实的世界里，所有信息都是即时传送的，准确的判断和区分真假的能力，将更加 重要。 由于科技放大的缘故，真假之间的区别将普遍变得模糊。但与我们目前的环境相 比，变化程度会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小。之所以这么说，是我们看到了，信息革命 的结果，大都是解放性的。 技术已经在超越地理距离和政治统治。政府可以设置壁垒来阻碍贸易，但它们很 难阻止信息的传输。在香港的任何一家餐厅，几乎每一位顾客都可以通过手机与 全世界联系在一起。1991 年8 月，强硬派在莫斯科发动了政变，但他们无法关 停叶利钦的通讯，因为他有手机。 更多信息，更少理解 当信息传递的壁垒被打破，信息将越来越多，这当然是好事。但这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会为此感到困惑。现代技术，不仅有助于把信息从政治控制和时空障碍中 解放出来，它也会提高老式判断力的价值。那种洞察力——能够从堆积如山的事 实和幻象中，分辨出什么是重要的和真实的，其价值与日俱增。主要基于三个原 因： 1. 现在可获得的信息是海量的，简明扼要就很重要。而简明会导致缩略。缩略 会漏掉很多不熟悉的内容。当你有大量的事实要消化，有很多的电话要回复的时 候，你自然希望每个相应的信息都尽量简洁。但不幸的是，简略的信息会导致糟 糕的理解。更深层、更丰富的历史纹理，往往会被25 秒的新闻片段给编辑掉， 或者在CNN 上被误传。传播一个已被广泛理解的主题的衍生信息，比探索一种 新的理解范式要容易得多。你可以很轻松地报道一场棒球或板球比赛的结果，但 要解释棒球或板球的玩法、规则及意义，就没那么简单了。 2. 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正在破坏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大政治基础。如此一来， 关于世界运行的普遍的理解范式，或隐藏的理论，比过去更容易过时。这增加了 全面概览的重要性，而降低了个别“事实”的价值；因为这些事实，任何会使用 信息搜索系统的人都能轻易获得。 3. 生活中日益严重的部落化和边缘化，对对话乃至思维都产生了抑制。很多人 因此养成了一种习惯，对他们所掌握的事实中明显包含的结论避而不谈。最近一 项伪装成民意调查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个别职业群体的成员，几乎是全体一直地 拒绝接受，任何表明他们的收入将会减少的结论，无论该结论背后的逻辑多么严 密。鉴于专业化程度的增加，为大多数专业化职业群体所提供的大部分解释信息， 都是为了迎合群体本身的利益。而对于那些可能不文明、无利可图或政治不正确 的观点，他们往往不感兴趣。这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其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蛊 惑投资股市前景一片光明的信息。这些信息基本都是由经纪公司炮制出来的，而 很少有经纪公司会告诉你，股票或股市被高估了。他们的收入就来自于交易佣金， 而这取决于大多数的客户是否准备买卖。总之，你很少能听到独立的、反面的声 音。 由于种种原因，信息时代尚未成为理解时代。相反，公共讨论的严禁性会急剧下 降。现代人所能知道的东西，是过去任何时候的祖先都望尘莫及的。但是，几乎 没有什么公共的声音来评估事件的意义，指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一直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媒体对报道美国政府高层耸人听闻的腐败事 迹兴趣淡薄，特别是美国媒体。 在本书当中，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其他“大政治” 因素会如何改写“自然经济”理论。“自然经济”基于达尔文式的“自然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结果由自然力量决定，所以有时候是不公平的。在“自然经济” 中，有一个重要的行为链，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干扰竞争”（interference competition，或译为互涉竞争）。 干扰竞争 “干扰竞争的参与者”，就像杰克·赫舒拉发所说的，“会直接攻击或阻碍对手， 来获得并保持对资源的控制。”无论我们是多么地希望，人类的行为会遵循法律 规则和“其他被强制执行的社会游戏规则”（“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但有充 分的证据表明，许多人只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会“按照规则行事”。冲突问题 的权威赫舒拉发是这么说的，“犯罪、战争和政治的持续存在告诉我们，现实中 的人类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自然经济的潜在压力。” 换句话说，经济结果只是部分地像教科书中所描述的，由经济理性人和平守法的 行为所决定；这些人尊重产权，“不会直接拿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而实际上， 经济成果也是由冲突造就的，包括公开的暴力。经济学家赫舒拉发指出，“即使 在法律和政府的约束之下，理性的、自利的个人获取资源的手段，也会在合法与 非法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一方面是生产和交换，另一方面是盗窃、欺诈和勒 索。” 信息时代的抢劫 关于暴力、犯罪和政治，米歇尔·加芬克尔和斯特吉奥斯·斯卡帕达斯（Michelle R. Garfinkel and Stergios Skaperdas），出版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冲突与侵 占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flict and Appropriation），书中就 谈到了这一点：“个人和团体可以从事生产并由此而创造财富，也可以夺取他人 创造的财富。”他们援引了一个现代版干涉竞争的故事，最早由《经济学人》杂 志报道出来：“说有一个美国商人，最近来到莫斯科开设办事处，在他住的旅馆 里遇到五个人。这些人戴着金表，拿着手枪和他公司净资产的打印材料；他们所 要他公司未来收益的7%。美国商人坐第一班飞机回了纽约，那里的歹徒还没这 么老练。” 这个信息时代的抢劫故事，要更多地归功于新技术的进步，而不单是俄罗斯黑帮 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获得受害者的财务资料和信用报告这么简单。 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下降 无论是福是祸，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信息技术从根本上削 弱了民族国家，在这个不守规矩的世界里，强行施加权威的能力。如果像伏尔泰 说的那样，上帝曾经“站在阵营更强大的一边”；那么，随着暴力能够获得巨大 回报的日子一天天消失，上帝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将会看到相反的 情况。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暴力的回报率正越来越低，这强烈地预示着，像民族 国家这样的大型集团，无法再说服人们接受，其巨额的管理成本是合理的。 中央权力定于一尊的能力的下降，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恐怖主义的兴起。90 年代 中期在美国发生的引人注目的爆炸事件表明，就是是世界上的超级军事强国，也 不能免于被攻击。 暴力回报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黑帮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及其必然后果—— 裙带关系和政治腐败——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它们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非道德化 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国家可以进行强制，但不提供保护。那么，随着国家对 暴力垄断的逐渐耗尽，新的竞争者会进入到这个领域，例如在莫斯科向美国商人 征收私税的黑帮分子。 小型团体、部落、黑社会、帮派、流氓、民兵，甚至是单独的个人，都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军事效能。在下一个千年的“自然经济”环境中，他们能行使的实权将 远远超过20 世纪。采用微芯片的武器，已经使暴力的平衡向防守的方向偏移， 决定性的侵略不再有利可图，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再发生。例如，像“毒刺”导弹 这样的智能武器，就把富裕的大国以前部署的昂贵的空中力量，相对于贫穷小国 的优势给有效地抵消了。 未来的信息战争 “信息战争”的可能性，已经映入眼帘；虽然它被广泛讨论，但却少有人理解。 信息战也表明暴力的回报率越来越低。“逻辑炸弹”可以瘫痪掉空中交通管制系 统、铁路调配机制、发电机和配电网络、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和电话继电器，甚 至军方自己的通信系统都会失效或被破坏。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的 控制，“逻辑炸弹”的破坏力，一点不亚于物理爆炸。 而与传统炸弹不同，“逻辑炸弹”可以被远程引爆；而且不仅是敌方政府，自由 职业的程序员团体，甚至是有天赋的个人黑客，都可以引爆它。请注意，一名阿 根廷少年就因多次入侵五角大楼的计算机，而于1996 年被捕。虽然到目前为止， 黑客们还很少以破坏性的方式篡改计算机控制系统，但这并不是因为有真正有效 的方式，可以阻止他们。 当信息战真正打响的时候，参战的对手可能不只是政府。像微软这样的公司，进 行信息战的能力，肯定比世界上90%的民族国家都要强。 主权个人的时代 这也是我们将本书命名为《主权个人》的部分原因。随着战争规模的缩小，防御 和保护也可以小规模地进行。因此，它们会逐渐成为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 将由私人承包商基于营利的目的来提供。这一点在北美的警务私有化中已经很明 显。在美国，“安保”（security guard）是增长较快的职业之一。根据预测，到 2005 年，私人安保的数量，将比1990 年增加24%到40%。 警务私有化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不过，就像盎格鲁-爱尔兰人、哈米什·麦 克雷（Hamish McRae）大师所指出的，这不可能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定的结果。 他在《2020 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2020）中写道： 没有一个政府做出过具体的决定，要退出部分警务工作；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政府退出，是 私人部门在进入。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警察服务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其他的社会变化；总之， 私人安保公司逐渐接手了很多保护工作，如针对办公大楼或购物中心内的普通平民。洛杉矶 的门禁社区显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甚至在向中世纪的城市概念迈进；在那里，市民生活 在由警卫巡逻的城墙后面，只有通过被把守的大门才能够进入。 我们认为，20 世纪政府的几乎所有职能，将迎来全面的私有化，警务工作只是 一个前奏。因为信息技术削弱了，政府实施权力以及为大规模组织提供物理安全 的能力；而且，“自然经济”中每家企业的最优规模都在下降。 为了应对这一技术变革，需要大量的投资需求（或机会），把中心化的脆弱系统， 重新设计为分布式系统。如果不解决大规模的脆弱性，相应的系统将面临灾难性 的后果。 即使不进行设计，迟早有一天，大型官僚机构和公司所提供的产品于服务，也会 自动成为高度竞争的市场，通过一种分布式的、分散的网络来管理，而不是由一 个“总部”来控制。 拥有一个总部的公司是脆弱的，因为它可能被官方纠察队包围，或者被恐怖分子 所破坏。就像《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所写的，公司最终将成 为没有实体地点的“虚拟公司”，“同时在许多地方运营”。凯利看到，技术已 经改变了生产过程，再把它置于集中控制之下已经没有必要；“在工业革命的大 部分时间里，真正的财富都是通过把所有工序集中在一个厂房下创造出来的。规 模越大，效率越高。”现在不是了。 凯利预见到，未来的汽车，即“新贵”汽车，可能只需要十几个人，通过一家虚 拟公司合作设计出来，然后就可以投入生产。 在未来，规模过大不仅会适得其反，而且还很危险。大型企业总是会成为更诱人 的猎取目标。地下经济从业者都知道，避税的秘诀之一就是避免被发现；相比那 些总部位于摩天大楼、招牌闪亮的老牌公司，这对小型的“虚拟公司”要容易得 多；前者肯定更容易受到“带着金标、手枪和公司资产打印材料的人”的注意。 这些黑帮分子会像在俄罗斯一样，在全球各地征收打着自己品牌的私人税收。各 种规模的企业都可能遭到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敲诈和勒索。 “敲诈勒索者的定义，就是制造威胁，然后收钱减少威胁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政府所提供 的保护，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敲诈勒索。” -查尔斯·蒂利 自然界讨厌垄断 随着“大部队”（bigger battalions）对暴力的垄断被打破，可以预见，首先会出 现的后果就是有组织犯罪的日益猖獗。毕竟，有组织犯罪团体，是各民族国家进 行暴力掠夺的主要竞争者。这么说可能有点不礼貌，但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提 醒我们，不要忘记，政府本身——“具有合法性优势的典型保护网”——就堪称 是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有一个重要的垄断组织正在瓦解，那么你可 以做出的一个最简单、最确定的预测是，最接近它的竞争对手将获得最大的利益。 因此，贩毒集团、黑帮、黑手党和各种类型的黑社会，在世界各地泛滥，并非巧 合。 权力系统 从俄罗斯到日本再到美国，有组织犯罪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经济教 科书上的描述。西西里人称之为“sistema del potere”，即“权力系统”的有组织 犯罪，将对经济的运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 欧洲警察的官方报告说，包括俄罗斯和意大利黑手党在内的国际犯罪集团，在资 助近年来蹂躏了巴尔干地区的种族灭绝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全球其他地区最近的内战和叛乱中，毒贩的资助也起了关键的作用。西班牙加 他罗尼亚的国家警察缉毒队对长胡里奥·费尔南德斯说：“从1986 年到1988 年，西班牙80%的海洛因是由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游击队，与住在巴塞罗那或马德 里的巴基斯坦人合作贩运过来的。当我们逮捕这些人并摧毁该网络之后，取而代 之的是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完全主导了这个网络。” 问题是，每当新的内战或叛乱发生时，那些穷困潦倒的战斗人员，都可能会通过 贩毒和清洗毒资来资助他们的军事活动。 由毒品资助的折扣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对毒品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造成了下行压力。在微观层 面上，犯罪集团是利用犯罪企业搞到的赃物，来补贴表明上合法的企业。他们可 以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普通商品，以此来清洗毒品利润或其他非法资金，从而 压低了合法竞争者的价格，导致很多破产。 山口组与通货紧缩 势力强大的日本黑帮山口组，在1980 年代末的日本房地产泡沫中，扮演了很关 键的角色。尽管九万名山口组成员每年的总收入在101.9 亿美元（官方估计）到 713.5 亿美元（夏藤高津教授的估计）之间；但导致日本银行破产的大量无法收 回的贷款中，很大一部分都贷给了由山口组支持的交易。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 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日本人习惯称之为“价格破坏”。 熟视无睹 叶利钦自己承认，俄罗斯的黑帮已经与“商业组织、行政机构、内务部门、城市 当局等”融合到了一起。黑帮与警察融合后就获得了犯罪豁免权，所以，他们可 以公然地暴力强征私人税收。权威人士指出，现在俄罗斯的企业，每5 家有4 家都要交纳保护费。“根据一些报道，俄罗斯当地的小企业要向勒索者交纳30% 到50%的利润，而不是向美国商人索要的7%那么微薄。” 在1993 年，俄罗斯发生了355,500 起被官方认定为“敲诈勒索”的罪行，其中 包括“30,000 起有预谋的杀人案”，大部分都是黑帮团队对商人的暗杀。据前内 政部长维克多·叶林将军说，“主要都是因为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冲突，买凶杀人。” 而政府当局往往都“熟视无睹”。 经济学家詹卢卡·菲奥伦蒂尼（Gianluca Fiorentini）和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在《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Organized Crime）中写道， 犯罪组织“通过对胁迫和腐败的控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从理 论上讲，这种影响有时候也是正面，因为它制约了监管，并可能激励政府改善其 公共服务。一个强大的黑手党，可以“制约政府当局的垄断程度”。当境内存在 实力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时，政府只能勉为其难地接纳黑帮反对的政策。 官匪勾结 事实上，需要看到的是，大多数政府都很少直接对抗黑帮，虽然黑帮是它们在有 组织强制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看，这一点也不奇怪。公共 行政部门的当选者所能成就的最有利可图的措施，就是与有组织犯罪集团达成 “合谋协议”。菲奥伦蒂尼和佩尔茨曼指出，“有证据表明，在大量的协议中， 犯罪组织确保对候选人团伙的政治支持，而后者则通过在公共采购和公共服务方 面的便利或进行补贴来回报。” 与好莱坞电影给人的印象相反，渗透和欺诈政府，现在是西西里黑手党及其他犯 罪组织的重点工作之一。“大多数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西西里黑手党最大的 业务，恰恰是侵占不同来源的公共开支，以及针对地方、国家和欧共体的补贴项 目的欺诈。” 毒枭共和国 在《大清算》一书中，我们提出过警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被毒枭彻底腐 蚀了。墨西哥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例子。前墨西哥联邦副总检察长爱德华多·瓦 莱·埃斯皮诺萨在辞职声明中，把墨西哥的制度说得一清二楚。“任何人设计的 政治项目，如果不让毒贩头目或者他们的金主分一杯羹的话，都是不可能的。如 果你坚持要做，你就会死。”瓦莱表示，收受贿赂使墨西哥警察局长的收入无比 丰厚，以致于有人为了得到录用，最高支付200 万美元去贿选。即使经过严格的 盈亏核算，买通一个地方的警察办公室也是一笔超值的投资。贩毒集团甚至会像 级别很低的墨西哥官员行贿，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犯罪行为被免于起诉。 哥伦比亚是另外一个政府高层被毒枭控制的国家。美国政府最近撤销了哥伦比亚 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的签证，因为他在明知的情况下接受毒贩的政治现金，为 其提供好处。 五十步笑百步 任何人如果在1990 年代关注过，我们《战略投资》的通讯报道的话，都会立刻 意识到，克林顿政府对桑佩尔的姿态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桑 佩尔被指控的行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都做过，而且更严重。如果你不相信 我们的话，那么有两本做过深入研究的书籍，双方的作者持相对的政治立场，书 中都用丰富的细节强调了克林顿不堪的背景。 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总体上持左翼观点，他曾是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 全官员，也是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 总统和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高级助手。莫里斯拥有哈佛大学博 士学位。他的《权力的伙伴》一书，详细描述了克林顿肮脏的过去，相比之下， 桑佩尔简直就是一个童子军。 莫里斯讲述了克林顿在阿肯色州温泉市的童年，他自幼失父，当地是赌博、卖淫 和有组织犯罪的中心，他的大部分家人都与这些活动有一定的联系。他的继叔雷 蒙德·克林顿，一直被比尔·克林顿视为是“父亲的形象”，据说他是迪克西黑 手党的“教父”级人物。 莫里斯指称，比尔·克林顿入职了中情局，在牛津大学的学生时代，他一直在监 视反越战的活动家。在莫里斯看来，克林顿在担任州长期间，一直是中情局的资 产，为中情局在阿肯色州以梅纳市为中心，进行的毒品和枪支走私活动提供便利。 莫里斯似乎是把中情局作为一个整体，来控诉其贩毒行为，而没有考虑克林顿也 是该腐败机构的一份子；而在我们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表明了美国政府重要的秘密情报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大规模的有组织贩 毒活动。如果中情局还不是有组织犯罪的附属机构，那么它已经很危险地接近于 这个角色了。 250,000,000 分之一的概率 尽管如此，《权力的伙伴》中包含的细节，会让每个研究现代美国政治腐败的学 生感兴趣。不过，莫里斯的矛头也不是全部指向比尔·克林顿，还有他的妻子。 例如，关于希拉里进行商品交易的这段描述，希拉里的操作堪称神奇。“在1995 年，奥本大学和北佛罗里达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利用所有的交易记录以及华尔街 日报的市场数据，对第一夫人的交易进行了复杂的计算机模型统计，结果发表在 《经济与统计杂志》上。根据他们的计算，希拉里·罗德姆进行合法交易的概率， 不到2.5 亿分之一。” 在克林顿任州长期间，阿肯色州的贩毒和洗钱活动蓬勃发展；莫里斯收集了大量 详细的罪证。“经由航班贩运带来的毒品和资金规模巨大，使得阿肯色州小小的 梅纳市，在20 世纪80 年代，成为了世界麻醉品交易中心之一……”莫里斯引用 一位亲信的证词说，克林顿“他知道”。 克林顿不仅知道可卡因走私，而且告诉州警察L.D.布朗——克林顿的前保镖，克 林顿帮他在中情局获得一个职位，毒品走私不是中情局的行动。“哦，不，”克 林顿说，“那是拉萨特的生意。” 丹·拉萨特，已被判刑的可卡因经销商，是克林顿的主要政治金主之一，此人从 阿肯色州的生意中赚取了数百万美元；据说他曾把30 万美元现金装在牛皮纸袋 里，送给了当时的肯塔基州州长约翰·布朗。据莫里斯说，拉萨特“并不只是另 外一个需要克林顿恭敬相待的大捐赠者，他们的关系非常亲近，克林顿定期到他 的经纪公司拜访，并随时会到拉萨特的豪宅里里私会。”莫里斯记述说，经常带 克林顿去豪宅的拉萨特的司机，“是一个判过刑的杀人犯，身上带着枪，而且人 人都知道他兼职贩毒。”总之，根据莫里斯的描述，美国总统与毒贩之间的关系， 似乎比他所指称的，哥伦比亚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和卡利集团（贩毒集团，译 注）之间的关系还要好。 “哇！鲍勃讲了一些连希拉里都不知道的比尔·克林顿的事。” -P J. O’Rourke 埃米特·小泰勒尔（R. Emmett Tyrell, Jr.），是《美国旁观者》杂志的主编，并 非莫里斯那样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但在他的《少年克林顿》一书中，也包含了莫 里斯引用到的诸多细节，把克林顿描述为一个腐败的政客，与毒品交易和其他犯 罪活动密切相关。事实上，《少年克林顿》的序言中，就引述了克林顿前保镖L. D.布朗的话，布朗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指控，说克林顿是暗杀小组的同谋，这个 组织是为了解决掉那些梅纳毒品交易的证人。 布朗更具体地指证说，1986 年6 月18 日，他本人被派往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 随身携带着一支比利时制造的F.A.L 轻型自动步枪。布朗在旅行中化名为迈克 尔·约翰逊，他的任务是杀掉特里·里德（Terry Reed）。 里德，你们可能还记得，《妥协：克林顿、布什和中情局》（Compromised: Clinton, Bush and the CIA）一书的作者之一，在1994 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妥协》一 书的论点是，中情局“已经拉拢了总统”，它的“黑暗的活动，就像癌症一样， 已经转移到了政府机关”。更具体地说，里德与他的合著者指称，克林顿和布什 都被拉下了水，参与了阿肯色州的非法活动，包括贩毒。 布朗没有按照指示杀死里德。他们设法活了下来，并至少讲出了他们的部分故事； 相比当时及后来与克林顿有关的人，他们要幸运得多。想想已经去世的杰里·帕 克斯，他在1992 年为克林顿-戈尔的总部提供安保，在1993 年9 月的一次黑帮 式暗杀中被枪杀。据伦敦的《星期日电讯报》报道，帕克斯的遗孀独家披露，是 已故的文森特·福斯特（Vincent Foster）雇用了帕克斯，让他监视比尔·克林顿。 这个故事真的是一波三折，扭曲离奇。 福斯特为什么要编制一份对克林顿不利的信息档案，谁也不知道。（他自己说是 为了希拉里。）但不管怎么样，这都证明了官方对福斯特的描述是虚伪的，说什 么他是一个天真的乡下孩子，被华盛顿无情的政治所震惊，最后在绝望中自杀了。 随着每一点新的发现，这个荒诞的故事都变得更加荒诞。 黑帮的总统 虽然证据明确证实，美国总统与有组织犯罪和犯罪分子联系紧密，污点重重，但 全世界都回避这个棘手的结论。莫里斯引用了一位前美国检察官的话，他曾负责 追踪有组织犯罪团伙及其利益链条。他声称，克林顿在1984 年当选州长的选举， “是黑帮分子真正开始介入阿肯色州政治的一场选举。他们是些斗狗、赛马的年 轻人，看到好东西就会下手……他们超越了这里的老迪克西黑手党，相比之下， 后者就是小玩闹。东岸和西岸的犯罪资金，跟合法的公司一样，都注意到了在这 里发展的可能性。” 显然，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关注克林顿的可能性（指犯罪方面，译注）。 在《读者文摘》早前发表的一章文章之后，《纽约》杂志继续报道说，“总统在 工会中的主要盟友，都与美国最肮脏、最黑道的一些工会关系紧密。”其中特别 令人感兴趣的，是克林顿与亚瑟·科亚的关系。科亚是克林顿的“首要筹款人之 一”，他是国际劳动联盟北美地区的主席，该组织是“劳工史上最张扬的腐败工 会之一”。 很明显，克林顿领导下的司法部与科亚达成了某种合作，《纽约》杂志称之为“奇 怪的慷慨交易”，这使得科亚“虽然面临司法部提出的证据确凿的指控，即他是 有组织犯罪分子的长期同谋，但仍然能够保住工作”。 无论特里·里德关于“中情局与总统合署办公”的说法是否正确，但对于一个有 权进行“黑色行动”的秘密组织内的个人来说，显然会受到极大的诱惑，放纵于 赫舒拉发教授所说的理性选择，即采用“非法手段去获取资源”。 鉴于技术变革正在削弱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作用，接下来，人们应该会看到 腐败现象的激增，如果有组织犯罪集团没有直接接管政府的话。 我们同意赫舒拉发的一个观点，即“政治经济学的制度永远不可能完美到完全取 代……自然经济的基本现实”。 维托·坦吉睿智地指出，政治腐败“代表了国家的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化，并不 像通常的私有化那样，把权力转移到市场上，而是转移到了政府官员和官僚系统 中”。事实上，克林顿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警务部门，就是这样。“法治” 正在变成克林顿和他的亲信门想要的样子。 目前，似乎还没什么证据表明，这些腐败关系的细节会对选民产生任何影响，即 使它们在被大众媒体报道和讨论。相反的是，对于美国总统涉嫌参与贩毒、洗钱 及其他更恶劣的罪行，好像没什么人关注。 这让人想起已故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忧虑，即选民缺乏看透 他所说的“虚构人格”（fictitious personalities）的洞察力。他认为，选民被“奉 承和谄媚所误导，然后被卑鄙的虚伪所背叛。这种虚伪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用手 中的选票来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李普曼察觉到，“宪政秩序的崩溃”，可能导致“西方走向急剧的灾难性衰落…… 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严重堕落。……我们所看到的已不能称之为衰败—— 尽管旧的架构在大面积瓦解——而是历史性的灾难”。 问题在于，政治判断预期说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不如说是普通公众对超出他们 直接认知之外的现象，所构建的一种伪现实的反应。但如果你被别人的认知限制 所支配，那就是你的错。即使你不在乎文森特·福斯特是否被谋杀，以及他的谋 杀是否被美国政府所掩盖，包括警察部门的高层和相关的官员，甚至包括现任的 特别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即使你对这一切都无所谓，你也可能要考虑了解一 下，有组织犯罪集团和白宫之间更广泛的关系模式。 从长远来看，最高层的政治腐败，会使传统上对民主之可能性的赞美成为无稽之 谈；传统认为，民主是处理公共问题的审慎之道。在信息时代，政府的规模和权 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诚实。政府在以往所提供的大部分服务，在下一个千 年肯定会下放到私人市场。从世界各地的证据来看，长期依靠一个腐败的系统和 腐败的领导人，来保障你的家庭和投资安全，其可行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正如莫里斯所言：“克林顿夫妇不仅仅是个表象，而是在更大层面上，象征着两 党制度在世纪末走进了死胡同。” 维托·坦吉在他关于腐败的文章中指出，“遏制腐败的唯一方式，就是大幅缩减 公共干预的规模。”而信息革命正是如此，它将极大地“缩减公共干预的规模”， 并在此基础之上，为道德和诚实的重生带来希望。信息革命对于道德还将产生另 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当网络商务和虚拟公司都用牢不可破的加密技术进行交流， 它们会变得更加脆弱。因为这使得组织内部的窃贼，或者虚拟组织，变得更加难 以被发现；被偷走的钱，或者被出卖的商业机密、专利或其他有价值的经济资产， 几乎不可能被追回。 犯罪是可以收到回报的，很多人觉得，通过非法的掠夺来补充合法的生产活动， 是值得尝试的。与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况不同， 罪犯并不是在社会上毫无地位的边缘人。当犯罪有所回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 更好的罪犯阶层，因为犯罪很少会遭到什么社会公愤。例如，西西里的黑手党， 以及许多以高价雇用当地劳动力的毒贩，在他们的地盘上都颇受群众的支持和尊 重。 道德秩序及其敌人 所有强大的社会都具有坚实的道德基础。关于经济发展史的所有研究都表明，道 德和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成功的国家和群体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 们的道德观，普遍鼓励自力更生、勤奋工作、注重家庭和社会责任、高储蓄、为 人诚实等经济美德。社会中的亚群体尤其是这样。犹太人，特别是信教的犹太人，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十八、十九世纪英国经商的贵格会教徒，或者现代美国的摩 门教教徒，他们的商业成功都显示出，具有强大道德支撑的文化，所能带来的经 济效益。 以贵格会为例。贵格会成员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特别是作为银行家，原因有很多。 他们给自己设定了尽可能高的信任标准。他们虽然不会发誓，但认为每一项商业 承诺都像誓言一样具有约束力。对他们来说，“言出必行”（my word is my bond） 是一个绝对的原则。他们信奉平静、体面又节俭的生活方式。而出于宗教责任， 他们不会把钱用于虚荣的世俗消费上。他们避免参与争吵，认为战争永远是罪恶 的。作为商人，他们觉得负有提供公平价值的道德义务，通过以适当的价格保持 高质量的服务，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声誉。“Caveat emptor”即“买家自己小心”， 对他们来说是不够好的。在大多数商人遵循高价格、高利润的贸易理论的时代， 贵格会成员的道德观，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采取了低利润、高周转率的策略。就像 亨利·福特后来所展现出来，这种策略可能更加赚钱。他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经 商原则，因为他们觉得不能欺骗客户，是事实证明这也是扩大业务的最佳途径。 经实践检验，贵格会的人是值得信赖的生意伙伴，所以他们的回头客越来越多， 双方实现了共赢。贵格会以履行义务为荣，他们是一个储蓄率很高的社群，所以， 经营银行业有天然的优势；而贵格会的成员资格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资产，更激发 了贵格教徒的信心。 不幸的是，这种商业优势可能会被其成功所反噬。国家有一个发展的周期，这构 成了18 世纪亚当·弗格森（Ferguson）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即从贫穷开始勤奋工 作，然后到富裕，到奢侈，再到颓废，最终衰落。古罗马人自己也回顾过共和国 时期的美德，当时帝国正在建立，并为后来人们的奢侈和懒惰痛恨不已，认为这 是导致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繁荣富裕对勤劳节俭的美德的侵蚀，速度可能是惊 人的。现在的德国人，仍然是一个能力和效率都很出众的民族，但他们已经不像 1945 年在战败的废墟上重建国家时那么努力了。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德国人从 一穷二白中长时间地工作并白手起家，变成了只需工作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获得 地球上最高的工资和最好的福利。 1995 年10 月，16 个德国雇主协会签署了《彼得堡宣言》。宣言中充满了抱怨， 但是理由充分；它反映了德国工业士气的下降： 德国的税收负担在1995 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由于团结附加费和护理报销费。德 国的公司税总额超过了60%以上，远远高于35%至40%的国际同类水平。公共部门的惯例， 如晋升的监管、终身制的工作和高额的养老金，必须被自由市场的择优晋升和补偿规则所取 代。德国是世界上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国家，工资政策必须考虑减轻企业的成本，以此来降低 失业率……工资增长应该根据竞争力和生产力来衡量……。工会的行为必须改变。每年一次 的运动、呼吁、工人动员、威胁和警告式罢工，是很有害的。 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和富裕的继承者，已经丧失了勤劳工作的优良传统，这引 起了德国社会包括科尔总理的普遍焦虑。 大众汽车公司现在的劳动合同，给每个汽车工人的工资，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还 要加上福利税，换来的是每周28 个小时的工作，即四天，每天7 个小时。战后 的德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大规模的就业输出国。在19 世纪中叶，英国被认为是世 界上效率最高的工业国家；100 年之后，它们的这个声誉肯定已经易主了。而繁 荣的循环总是会破坏辛勤工作和适度期待的美德，这些美德往往存在于工业成功 发展的早期阶段。国家无法延续其早期的社会美德，就像个人很容易因为成功而 变得懒惰又贪婪。 毋庸置疑，全球性投资将会奖励勤劳的美德，并惩罚那些贪婪和懒惰的人。这是 理所应当的。事实上，你可以说，稳健的投资必须建立在道德以及纯粹的财务评 估之上。18 世纪的英国人认购贵格会银行的资本，可能获得了很好的收益。在 19 世纪，贵格会教徒投资于巧克力企业，因为他们觉得可可比酒精更健康；这 大概也是对的。但对弗莱公司（Fry’s）或吉百利公司（Cadbury’s ）的投资， 肯定是很好的投资。投资者应该避开颓废期。即使德国仍在欧洲市场上保持着强 势地位，而且工业技能很高，但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极短的工作时间，已经降低 了德国未来的潜力。 社会道德与经济成功密不可分。但是，什么因素有助于维持或倾向于破坏社会道 德呢？20 世纪上半叶伟大的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回应的 理论。社会因挑战而焕发出活力，并能发展出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美德。 一直以来，人类都知道，困难时期会比繁荣时期激发出更健康的反应，确实如此。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努力想让自己生活得舒服一些，希望住在漂亮的 房子里，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银行里有足够的钱，等等。为实现这些目标而 进行奋斗是有意义的。我们上学，参加培训，在生意场和职场上打拼，都是为了 梦想成真。 而有很多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却陷入到了困境之中。也许是，苦斗好过成就。 本世纪初，伟大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收治了一位美国商人。这个商人在年 轻的时候就充满雄心壮志。他努力工作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并在40 岁之前赚到 了足够的钱，可以退休。他娶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买了一所漂亮的房子，组 建了新的家庭。他的生意非常成功，在40 岁，他确实卖掉企业退休了，成为了 一个富有而独立的人，无忧无虑。一开始，他确实享受自由的生活，终于能够做 他想做的事情。他带着家人去欧洲旅行，参观美术馆等等。但渐渐地，这些兴趣 和自由感，都开始变得苍白。他开始回想那段不自由的日子，那时候他全身心地 扑在工作上，有很多生意上的烦恼，但那时候他很快乐。这一切让他陷入了抑郁 症，最后由他的妻子带着他来找荣格看病。荣格做了诊断，认为其实是他的创造 力没有了出口，那些能量转向了他自身，正在摧毁他。这个诊断可能是对的，但 没能治愈他。这位商人始终未能从他的精神崩溃中恢复。 对我们人类来说，重要的是奋斗而不是成就，我们是为行动而生的，而成就可能 会让人大失所望。雄心壮志总是会催人奋进，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奋斗的过 程也往往比结果更令人享受，即使最终得偿所愿。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目标 都无法完全实现。我们没有挣到那么多钱，没能住上梦想中的房子，我们不得不 满足有缺憾的生活。 有一种社会意识，在19 世纪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强化，它认为美德是动态的， 美德在于努力而不在于结果。阿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有一首著 名的诗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生死斗争中，给许多人带来了安慰。值得注意的 是，交战国的自杀率在二战中均有所下降；也许，战争的挣扎也比无所事事的压 抑要好。 不要说奋斗终是徒劳， 辛劳和创伤白费无功， 敌人尚未力竭，更未被打倒， 事物一切照旧，依然毫无变动。 倘若希望是虚妄，恐慌则是骗徒， 你可看见远处的硝烟弥漫？ 即便在此刻，战友们也在将逃敌驱逐， 若非你拖后腿，早已将敌军阵地攻占。 疲惫的波浪徒然拍打海滩， 仿佛再努力也无法向前一寸， 可是就在附近的河口与港湾， 大海的满潮已经无声涌进。 每当白昼来到世间， 光芒不仅仅射进东窗， 在正面，太阳攀援多么迟缓， 但向西看吧，遍地洒满霞光！ -（译文来自网络） 这种积极的竞争，依然触动着现代人的感官。而很多人确实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方 式，在不断的奋斗中，抓住恶劣环境中的潜在机会。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 世界里，而且大多数并不想从中退缩。当然，也有人属于沉思性的精神气质，那 是非常少见的。 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91 年在耶鲁大学的哲学 俱乐部的讲话中，对上述的动态道德观，提出了一种类似的19 世纪的观点： 在人的道德生活中，最深层的差别其实是轻松和紧张的状态差别。当处于轻松的状态时，对 眼前病痛的畏惧就会统治着我们的思虑。相反，紧张的状态会使我们对当前的折磨无动于衷， 一心想着实现更大的理想。紧张情绪的潜能在每个人身上沉睡，但有些人更加难以唤醒。它 需要更加狂野的激情予以刺激，需要巨大的恐惧、爱和愤慨；或者一些更高程度的忠诚，如 正义、真理和自由的深刻呐喊。 强烈的解脱是打开视野的必需，如果所有的山峰都被推倒，所有的山谷都被填平，这样的世 界并非理想的居住之地。这也是为什么那种激烈的情绪，在一个孤独的哲学家身上可能会永 远沉睡不醒。因为他的各种理想，仅为自己所知，那只能算是他的偏好，而且其价值限于同 一个维度；他可以随意地在头脑中摆弄，或快或慢。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没有上帝只剩下人类的世界里，我们对道德的呼唤，远没有激 发出它最大的能量。当然，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也是一首真正的道德交响曲；但它 只在几个可怜的八度空间内演奏着，无限的价值尺度未能被打开。 威廉·詹姆士认为，动态的道德可以延伸到宗教领域，它的重点在于做而不是存 在，在于行动而非畏缩。关于竞争与生存的道德，在亚当·斯密（1776 年）、 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 年）和查尔斯·达尔文（1859 年）的作品中，都做了 强有力的拓展。这是主导着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道德律，对它的中心思想需要认 真地审视。 达尔文主义的主导思想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过程塑造了物种的 特性。在动物中，这个过程是随机突变的结果；现在的人知道这属于基因遗传， 而达尔文本人则只能猜测。但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取决于以人类智慧为基础的文 化选择。文化改变人类社会，就像基因改变其他物种一样。所以，我们的社会可 能会变化得很快；它不用像随机的基因突变那样，要经过很多代的演化。人类发 展出了文化选择，取代了动物界的自然选择；在人类历史中的某些阶段，有些文 化发展出了新的技术，使它们在创造财富和集结力量方面享有了决定性的优势。 新技术的文化优势，往往是决定性的，如铁器时代的人胜过青铜时代的人，电子 时代的人胜过机械时代的人。亚当·斯密也许不是第一个把国家福利归结于个人 行动的经济学家，但他说得最简洁、最令人信服： 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为他所掌握的各种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的确，他考虑只是自己 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计算，自然而然地，或者说必然地，会促使 他选择对社会整体最有利的工作。 托马斯·马尔萨斯，是人口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看到亚当·斯密的观点不仅适用 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应用到人类人口的生存问题。马尔萨斯以提出以下 主张而闻名，他认为“人口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会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存的 资源则按算术比率增长。稍微对数字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现，第一种增长的力 量相比第二种是多么的惊人。” 马尔萨斯甚至早于达尔文看到，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整个自然界： 在动物和植物王国中，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撒播生命的种子；但在给予培育种子所必 需的营养和空间方面，它却一直比较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如果得到充足的营 养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就会挤满几百个地球。然而，必然性，这一强硬又无处不在 的自然法则，把它们限制在了规定的范围内。 到18 世纪末，即使是在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时代，人们已经理解到，世界 是以动态的方式在发展和演变——实际上它一直都是如此。人类作为众多物种中 的一类，由于无限的生殖能力与有限的食物种植能力不相匹配，而不得不进行竞 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动物的生存一样，取决于对环境的适应。因此，动态的 道德观，重点关注的是如何克服适应的问题。这种道德的最好体现，是那些能够 调整自身行为去抓住机会，并利用社会中的现有资源获得最大竞争优势的个体。 马尔萨斯还意识到，亚当·斯密的思想已经改变了世界。他写道，他关于人口的 论点并不是全新的：“它所基于的原则，部分由大卫·休谟解释过，部分由亚当·斯 密博士解释过。”他还看到，持续不断的生存竞争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仅仅是 实践问题。在他1798 年的“论文”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世界上存在着邪恶，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刺激活动。我们不应当忍耐和屈服于 邪恶，而应尽力避免作恶。竭尽全力消除自己身上以及能力所及范围内的邪恶，不仅是每一 个人的利益所在，也是每个人的义务。每个人愈是尽力地履行这个义务，他努力的方向就越 正确，收获的成果也越丰厚；他就越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精神，从而更全面地实现造物 主的意志。 在达尔文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1859 年首次出版）中，从第三章的内容 概要可以看出，他对上述观念之重要性的认识。他把这重要的一章命名为“生存 斗争”，副标题为：“自然选择下的熊——生存斗争的广义用法——按几何比率 的增长——归化的动物和植物的迅速增长——抑制增长的性质——斗争的普遍 性——气候的影响——个体数量的保护——一切动植物在自然界中的复杂关系 ——同物种的个体间和变体间的斗争最为剧烈，同属的物种间的斗争也很剧烈— —有机体与有机体间的关系是一切关系中最重要的” 自1776 年（亚当·斯密）以来，显然人们可以认识到，优化国家财富的最佳途 径，是允许个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资本回报。自1798 年（马尔萨 斯）以来，显然人们可以认识到，人口的相对生存，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在政治 和经济上足够成功，能够养活人口，并保护其不会因传染病或战争而大量减少。 自1859 年（达尔文）以来，显然人们可以认识到，在人类、动物和植物的世界 里，整个生命的戏剧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生存斗争，其中最大的对手，是彼此最 接近的物种或文化。这种斗争需要一种动态的道德观，它不仅是在邪恶来临被动 地做出反应，而是要积极主动地防御邪恶。 这些思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自从它们被提出之后，就没有人不会为其所震动， 进而去思考人类的本质或道德的问题。卡尔·马克思和查尔斯·达尔文一样相信 生存斗争，但他认为这是一场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而阶级本身是由经济力 量所形成的。阿道夫·希特勒也相信为生存而奋斗，这个理念可以说贯穿他政治 生涯的始终；但他认为，这场斗争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列宁、斯大 林、毛泽东和希特勒，都可以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们把生存斗争，即 希特勒所说的“我的奋斗”，看作是政治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阶级 当成独立的物种，纳粹党人则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种族。 然而，这并不是马尔萨斯所设想的动态道德，而是动态不道德。马克思主义和纳 粹主义希望解决同一个问题，即生存斗争的问题，但他们的方式是通过破坏竞争。 他们侵略外国；他们不断制造冲突，在争夺社会权力的不同阶级之间，或在互相 视对方为剥削者的不同种族之间（常见的就是反犹者对犹太人的指控），或针对 被认为很危险的下层阶级（白人对黑人的恐惧）。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阿道夫·希 特勒试图摧毁潜在的竞争者，特别是斯拉夫人和犹太人，来确保德国人的生存优 势，但以失败而告终。一个有意思的悖论是，历史证明，战争的失败比纳粹的胜 利，对德国人更加有利。 破坏性的“干涉”竞争，可以被合作竞争所替代。合作竞争是亚当·斯密的核心 思想，也是马尔萨斯和威廉·詹姆斯的核心思想。破坏性竞争的典型是征服者。 他摧毁竞争对手，夺取他们的资产，可能还会接管他们的国家，甚至奴役他们的 人民。而合作竞争的典型是商人。让顾客对交易感到满意，是商人的利益所在； 因为只有这样，顾客才会回来做更多的交易。顾客的繁荣富裕，也符合商人的利 益；因为只有这样的顾客，才有钱继续进行交易。征服意味着摧毁对方，商业意 味着满足对方。在现代的技术环境中，征服已成为异常危险的政治策略，所以， 商业是解决生存问题的唯一合理的途径。 亚当·斯密的另外一个核心观点——对他来说并不新鲜，即职能的专业化，进一 步强化了商业中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斯密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在运用劳动时所体现出来的更高的熟 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举例说，“以这种方式，制 造大头针的重要业务，可以被分为18 道不同的工序。在有些工厂，这18 种不同 的操作由18 个不同的工人来负责。”职能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制造业的效率就 越高；但很显然，这种经济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它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是合作性 的。 因此，一种成功的社会道德应该具备某些特性。它必须是强大的——软弱的道德 无力发挥作用。它必须有助于生存斗争，但应该是合作性而非破坏性的；希特勒 具有强烈的生存道德，但它的破坏性摧毁了整个社会。它必须是动态的，能够匹 配现代技术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动态变化。它必须有利于经济发展；列宁主义体 系中的平均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大杂烩，根本就行不通。当然，这些并不是一种社 会道德应有的全部特征。它还应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就是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 良好的生活环境，并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此外，道德本身应该能够适应变化并生 存下去，一种脆弱的道德可能在一代人中间被接受，到下一代就被抛弃掉。一种 传统的道德又可能会过于僵化，无法适应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而另一方面，纯 粹相对主义的道德体系则根本算不上道德，因为它无法明确指导人们该如何行 事。 我们可以先把所有的社会道德放到一个背景中去考察。一个强大的共同体，即使 是虚拟的共同体，都有赖于其道德被广泛接受。人类社会中最成功的历史时期， 往往是集体道德被充分认同的时期。这样的道德不仅能发挥具体的功能，如减少 犯罪、稳定家庭与社会；它还能赋予公民以目标感和方向感。从历史来看，这样 的道德共识，似乎取决于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无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国教； 还是犹太教，它一直是四散分离的犹太人的生存线索；或者是包含社会规则的伊 斯兰教；以及中世纪的天主教，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新教等等。一个民族，一种 道德，一种宗教，这三种观念相互依存，并相互加强。 在这样的道德社会中，公民个人可以在社会支持的架构内，努力去实现人生目标。 诚然，道德率可能有些武断，或至少在外人看来是武断的。正统的犹太人失去了 吃猪肉或贝壳的自由，并且不能在安息日工作。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能使用人工避 孕药，更不要说堕胎了。穆斯林不能饮酒。儒家的信徒要为父亲服丧很长一段时 间，这很不方便——甚至孔子也觉得，服丧仪式被夸大了。然而，这些信仰体系 中的每个人都认为，遵循这些守则，只是为一个共享的、一致的社会秩序所付出 的小小代价；有了这种秩序，每个人都有一个安定的位置。一个犹太人完全可以 说，遵守安息日只是有一点点不便，但对律法和家庭都有好处。一个宽容的社会， 拥有共同的道德，是约翰·洛克和早期自由主义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他们根本 不相信，任何一个社会，可以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正常运转；但他们认为，规则 应该服从于最好的理性，而且人们只能被强迫接受基本的规则。他们的确承认， 强制执行社会道德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保护生命或财产安全方面；因为在他 们看来，没有不能保证安全，任何社会都无法生存。而对于不影响他人福祉的个 人选择，他们持几乎绝对宽容的态度。儒家人要为父亲服丧40 天，住在隔壁的 可能是犹太人，他要遵守安息日；但是他们互不打扰，也不会强迫对方遵守自己 的宗教习俗。 在基本的事务上遵循社会道德，而在个人决定上则给予宽容，通过这种把二者结 合在一起的理论学说，人们实际上得到了，一套必须强加给所有公民的核心道德 标准，以及公民作为个人或社会亚群体成员所资源接受的道德标准。一个本笃会 的修士宣誓要坚守贫穷、贞洁与服从时，他是作为一个亚群体的成员，对自我的 要求。他不是要求所有的天主教徒，更不是所有的同胞，都要发同样的誓言，或 遵守同样的规则。他会服从修道院院长的命令，但根本不期望外人有任何的关注。 所以，对于社会道德中可以自行选择的部分，不需要做普遍的要求；而核心的道 德的确应该是共享的。不接受核心道德的人会损害社会，也损害到自己。在极端 的情况下，一个充斥着激情杀人的强盗社会，就像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大部分 地区一样，谁也无法过上安稳的生活，强盗自己也不行，他们更容易受到其他杀 人犯的威胁。在今天的美国，一些城市的中心就是这样。无政府状态绝不是理想 的社会；没有法律维护秩序，就没有安全。 当我们审视那些敌视社会道德的力量时，需要意识到，人类社会的核心道德，在 大多数现代宗教体系中是大概一致的。在基督教的《旧约》或犹太教的《摩西五 经》中，十诫中的两条，可以说在任何宗教中都是被普遍认同的。即“不可杀人” 和“不可偷窃”。甚至不止于此。几乎所有严肃的不可知论者，也都会把谋杀和 偷窃视为禁忌，并认为社会有权惩罚做出这两种行为的人，因为这是对生命和财 产的终极威胁。他们可能会对特定犯罪行为的惩罚尺度是否适当产生分歧，但不 会争论社会是否有权进行惩罚。 约翰·洛克的原话就是这个意思。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1776 年，托马斯·杰斐逊又增加了一句，即“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句非常 精彩，也是非常良好的愿望。但相比之下，“生命、自由和财产”更接地气。社 会存在绝对依赖于生命权和财产权。而历史表明，只有在拥有自由的情况下，这 些权利才能得到保护。如果国家无所不能，那么它就会像在侵略战争中一样，成 为生命强大的敌人；它也会对个人财产造成巨大的威胁，因为它会从社会财富中 攫取过分的比例，用于自己无谓的挥霍浪费。 然而，在那些最先进的国家，攻击核心道德的部分力量，恰恰来自于赋予了这些 国家技术优势的现代化力量。美国是世界领先的技术强国。在20 世纪60 年代初 以前，许多人，包括大部分美国人，都把美国视为其他国家的道德榜样。现在， 很少有人再表达这种观点了，即使是那些为祖国感到骄傲的美国人。像全世界人 一样，一个人不可能在听了O.J.辛普森的审判之后，还把美国看成是最初那个单 纯的美德共和国。 如果回顾一下旧日美国身上的标签，它们反映的其实是一个边境社会的发展需 求；即使是在大城市，它也受公民态度的熏染。边疆是民主发生的地方；在那里， 人们觉得自己是平等。早期的美国人还抛弃了欧洲的等级制度。即使是作为囚犯 从英国运来的契约劳工，等到契约到期，他们就成为了独立的商人、农民或自由 劳工，在社会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工资比欧洲高，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很低，尽 管进口的制成品比较贵。在边疆，人们彼此之间互相依赖，虽然生活艰苦，但以 欧洲的标准看，还是很不错的。新移民可能从波士顿和纽约的贫民窟起步，从低 工资的工作干起，一般很快就走出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获得了繁荣和富裕的 生活。南北战争后，黑人开始把自己看做是另一个移民群体，他们中很多人都认 同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由此，黑人中间阶级也发展起来了。 这种志向抱负，得益于边疆生活的实际经验，以及新教和天主教教会的影响，而 不断加强，形成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上帝的国家，这是一 种在民主理想和基督教信仰导引下，所形成的独一无二的观念，美国也成为了世 界上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民主国家。这幅熟悉的图景体现在我们所有人，或 几乎所有人对亚伯拉罕·林肯的印象之中；尽管在南部还有一些美国人，把林肯 看成是为了阻止自由州脱离他们不再信任的联邦，而发动了第一场现代战争的恐 怖人物。 即便如此，林肯留给世人的形象，嶙峋、朴实、诚恳、雄辩，仍然是最伟岸的美 国人的形象，而且基本上是一个道德的标杆。现在还有很多美国人能够感受到， 新国度的民主活力与欧洲疲惫的等级制度间强烈的对比。不过，在今天的洛杉矶、 纽约、伦敦或华盛顿，外国人很难认识到这种充满能量的贤能社会的理想；而在 广大的郊区或农村地区，还能找到它的痕迹，以及更多的存在。美国清教徒的道 德伦理，及其所有重要的历史，在雪线以北地区保存得最好，而创业精神的推动 力则传播到了更广泛的地方。 美国人看到，大城市的衰败，已经成为犯罪，特别是毒品交易的温床，是公共道 德下降最严重的表现。大多数美国人也认识到，在几种不同的道德文化之间存在 冲突，它们都在争着扩大自己的主张和权威。政治正确的文化，排挤掉许多支撑 旧文化的道德原则，虽然不是全部。政治正确咄咄逼人，强调在历史上占据主导 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认为其剥削了其他群体的价值和权利；同时，它也拒绝接 受这种文化，虽然这是美国的创始文化。 20 世纪上半叶由男性所主导的文化，是以核心家庭的生存为中心。这从历史发 展上，给予了丈夫-父亲在家庭中至少是名义上的支配地位，尽管实际上家庭往 往是由妻子-母亲在管理，名义上的主人通常是温顺地接受。这也使男老板在职 场上获得了主导地位，这种地位如今受到女权运动的挑战，但还没有被逆转。家 庭的利益，以及基督教的历史教诲，使堕胎被非法化。过去的道德认为，堕胎是 非法杀人，是绝对禁止的。传统道德的坚持者仍然持这样的观念；而新道德的支 持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以前，堕胎问题通常由各州自行处理，而在“罗伊诉韦德” （Roe v. Wade）一案中，最高法院将堕胎的宪法性权利，置于在隐私权的基础之 上，而隐私权本身与宪法或修正案中的任何条款都相去甚远。 法律上认为，妇女的隐私权包括要孩子或不要孩子的权利，不管对胎儿可能造成 什么后果。最高法院不认为胎儿享有任何宪法权力，20 世纪后期的胎儿与19 世 纪上半叶的奴隶一样，是宪法外的实体。“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不 适用于奴隶，罗伊诉韦德案的大法官，也没有把《独立宣言》的规则适用于胎儿。 关于堕胎的争论，是新旧道德冲突的极端例子；不过在其他领域，旧的社会组织 及道德也受到新道德的挑战，同样存在显著的冲突。在新教和天主教中，传统的 基督教道德都非常强调性的角色。不允许进行婚前或婚外的性行为，男性之间不 能发生生殖器关系。女同性恋没有被特别强调，因为社会基本不承认它的存在。 当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被告知此事时，她坚决拒绝相信女人之间会发生这样的 事。政治正确是所谓的受压迫群体的道德。同性恋者声称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 人是平等的，并挑战传统反对他们发生性行为。“恐同症”被认为是一种令人发 指的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新的道德观认为，批评同性恋与批评黑人、犹太人 或妇女一样，是不可接受的。 与此同时，其他诸多的性禁忌都遭到了侵蚀，或干脆被废除了。在1960 年代， 出现了自由恋爱的浪潮，部分原因是女性避孕药明显安全了很多，但也受到了情 绪药物和流行音乐的推动。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非婚同居。到20 世纪90 年代， 在比美国普遍保守的英国，人们认为爱德华王子和他女朋友在白金汉宫睡觉是很 正常的，就像20 世纪60 年代的学生在宿舍一起睡觉一样，是一种虽未婚但稳定 的亲密关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作为英国教会的领袖，纵容自己最小的儿子胡作 非为，但很少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而她三个更大的孩子的婚姻都已经破裂。 少数抱怨的人，还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落伍者和假正经。不过，仍有许多人认为 旧的道德观念是可取的，尽管他们自己不遵循，也不真切期望他们的孩子从很小 的年龄就遵循。 政治正确运动也有它清教徒的一面。因为它是从妇女的利益出发，而妇女被认为 是最大的受压迫群体，所以它对男性的性行为有一定的敌意，包括攻击性的和过 去被认为是无害的形式。一些妇女认为，所有的男人天生就是强奸犯；对强奸的 自然恐惧就被夸大到对男性的普遍谴责。另一些人则集中在性骚扰问题上，这种 抱怨是真实的——很多男人的性举止特别粗俗；但对一些很微不足道的行为的抱 怨，就显得有点可笑了。仅仅是眼神，没有说任何话，更不要说身体接触，都可 能被指控为性骚扰。所以，新的道德观可能审查性非常强。白人可能被指控有种 族歧视，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歧视，而是因为他们是白人。男人可能被指控为性 骚扰，因为他们的表情显示，他们觉得一个女人很有吸引力；而在上一代人看来， 这是一种恭维而非侮辱。 政治正确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互相猛烈地攻击，然而在现代世界里，他们 其实颇为相似。尽管他们的道德教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教义具有权威性， 是普适的。事实上，他们存在同样的缺陷，都是一种夸大的、自大的道德主义， 缺乏深度，缺乏历史感，也缺乏宽容。两者都被职责为类似17 世纪的请教主义； 或类似于英格兰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他差点移民到新英 格兰，一个自大的到的家；或类似于塞勒姆（Salem）的猎巫者。无论是教条化 的妇女运动，还是圣经地带（美国中西部及南部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地区，译注） 保守的传教士，都不能说他们缺乏道德，只能说他们做得有些过头和僵化。这些 道德的核心好像已经成为了一块石头。这种道德的动脉硬化对社会道德共识的破 坏，并不亚于它们所反对的“怎样都行”的无政府主义。 这是对道德力量的扭曲，是粗暴的自以为是。法利赛主义，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 老，认为自己的美德独一无二，对耶稣基督尤其反感。而一种新兴的对道德的腐 蚀，则认为道德选择纯粹是个人喜好，和选衣服一样，是个人的私事。这种信念 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道德。它把古典的自由学说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把 “追求幸福”从约翰·洛克的本意以及1776 年杰斐逊对它的诠释，变成了一种 不计后果的享乐主义。 “追求幸福”一语出自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1691 年出版）。其中写 道：“对智性的最高完善，就在于认真地追求真正的、踏实的幸福；所以，关照 我们自身，不要把想象的幸福误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自由的必要基础。”他接着 说：“每个人所认为的幸福并不相同……心灵和味觉一样，有不同的喜好……。 人们的选择可能会各有不同，但都是对的；假设他们像一群可怜的昆虫，其中有 些可能是蜜蜂，喜欢鲜花与它的香甜，有些可能是甲虫，则喜欢其他的食物。” 此外，他还论述了，宁要恶习不要美德，“显然是错误的判断”。他特别看重宗 教观点，但也认为“这里的恶人要更坏”。他认为，“道德如果是建立在真正的 基础之上，就必然会决定所有愿意遵循它的人们的选择。” 相比那些强求一视同仁、行为统一的专制道德体系，毫无疑问，洛克的自由学说 给人们的选择偏好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不过，很快，经典自由学说就认识到了集 体道德要求的必要性，包括尊重他人，特别是他们的生命，及依法和平地享有的 财产所有权。集体道德的普遍腐蚀威胁着自由，这既有直接的一面，如它导入了 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间接的一面，如它鼓动了社会中最独裁的力量。我们可 以把公共道德的历史，看成是无序与独裁之间的循环；现代的专制性道德，包括 女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都是对60 年代享乐主义的周期性反应。 对于下个世纪的新世界，我们已经描述了它的一些属性。它将主要由两种力量所 塑造，一是技术的变革，它正在开放亚洲的经济；二是新的全球电子通讯系统， 它会使人们对当地政府的依赖逐渐降低。新技术将取代或已经取代了众多中等技 能的劳动者——如流水线工人、办公室文员，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层管理者。但是， 稀缺的技能将得到特别的回报，一个由高技能人才组成的国际认知精英群体将会 出现，新的通信技术会为他们的技能打开最广阔的市场。和大部分精英一样，认 知精英也会有点高高在上，相当傲慢，认为可以制定自己的标准。所以，他们会 与社会比较疏远。 在下个世纪的上半叶，大量财富会从旧的西方转移到新的东方。政治上的失败— —中国依然是一个政治落后的国家——可能会推迟这种财富和战略力量的转移， 但决不可能阻止。这一趋势无可逆转。 这一财富大转移，必然会给北半球白人主导的国家带来最大的压力，即欧洲和北 美地区的先进国家，目前大约有7.5 亿人口。直到最近，日本才成为唯一一个达 到欧美生活水平的亚洲非白人国家，尽管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的白人 中也有欧洲人种。即使在1990 年，先进工业国家的总人口也只占世界50 亿人口 的15%左右。世界财富的分配状态是15%的富人，85%的穷人，和100 年前先进 工业社会的收入分布非常像。经过一段加速的进程，到2050 年，世界的总人口 可能达到70 亿，先进经济体的人口预计会有30 亿；或财富的分配比例是40% 的富人，60%的穷人。到下个世纪末，这个数字可能会翻转，即达到60%的富人 和40%的穷人，而贫穷人口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国与国之间会朝着财富更平等 的方向发展，但在国家内部，很可能会更加地不平等。能够高效利用人才和资本 的人，相比那些只具有中等技能或较少资本者，将享有决定性的优势。未来的财 富高度流动。先进国家的穷人，不可能再像20 世纪那样吃大户，依靠政府大规 模地向富人征税；这么做的国家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倒下。 当然，如果不发生世界大战，世界经济的总生产力会继续提高，也许每年平均提 高3%。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球经济总产值将每25 年翻一番；到2050 年， 总产值将是现在的4 倍以上，到2100 年，将达到现在的16-20 倍。即使2100 年的世界人口增加到80 亿，也会使那时的人均GDP 达到现在的10 倍。这样的 财富增长，除了照顾新兴工业社会的崛起，以及认知精英每年的数百万美元收入， 仍然可以为其他先进的劳动力，提供一个体面的并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但未来 的情况与20 世纪会有很大的不同。从全球范围来看，穷国的收入会比富国的增 长更快；从国家范围来看，富人的收入增长，将比中低收入者要快得多；就像 20 世纪90 年代的美国。在下个世纪，我们将见证一个世界超级阶级的诞生，也 许由5 亿超级富豪组成，其中1 亿人的富有程度足以成为主权个人。 这个过程会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社会的同质性将大大降低；民族国家将被 削弱，甚至完全崩溃；认知精英将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在全球范围内从 事同样职能工作的人，已经在发展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相比在旧式民族国 家中的同胞，他们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之间更加亲近。一个伦敦的投资银行家去到 首尔，可能比在格拉斯哥更有家的感觉；一个华盛顿的公务员在波恩，可能比在 华盛顿当地的黑人区更自在。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对道德价值观产生的 分裂效应。个人的道德部分是由教育所决定的，主要来自于他的童年；部分是由 生活经验所塑造的。认知精英的教育和经验都是世界性的，这往往会使他们与当 地的社区脱离开来。 当我们迈向下一个世纪，在不断壮大的认知精英群体中，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几乎 没从家庭中接受过宗教或道德教育。精英中间最常见的宗教是一种不可知论的人 文主义。很多这样的家庭会因为离婚、再婚及第三次婚姻而严重分裂。好莱坞的 婚姻模式虽然在美国不具有普遍性，但欧美认知精英的离婚率都很高，平均可能 达到三分之一或更高。父母离异的孩子很少接受基本的宗教教育，他们也会意识 到父母、继父母、继兄弟姐妹见的道德观念各有不同。如果把这个群体的基础道 德教育和爱尔兰或波兰村庄里的相比较，显然农民的教育提供了更强的宗教训 练。一个无神、无根、有钱的精英是不可能幸福的，也不会得到爱。 下个世纪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群人，他们基础道德教育的不足，很可能将 被他们的生活经验所强化。这些人会接受某种高等技术教育的训练，以适应他们 在未来电子世界中作为领导者的新角色。但是，对于历史上作为人类社会行为框 架的道德课程，他们从中学习的不过。按照孔子、佛陀或柏拉图（公元前500 年）、圣保罗（公元50 年）或穆罕默德（公元600 年）的标准，他们属于道德 文盲。他们被灌输的是经济效率，资源利用、金钱追求等理念，没有谦逊或自我 牺牲的美德，贞洁就更不要提了。基本上，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作为异教徒长大的， 其价值观更接近于罗马帝国后期的价值观，而不是基督教的。而且，这些价值观 还是高度个人化的，不是共通的。我们前面论述过，只有当真正的道德价值被广 泛认同时，一个社会才能强大起来。所以，先进国家已经步入了这样的境地：很 多人持有着微弱或有限的道德价值观，而其他人则以强烈的非理性价值观作为补 充，整个社会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非常稀薄。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前面所 说的“竞争性领土俱乐部”，会对其居民实行严格的道德标准。 贫富之间的财富差距，本身在历史上并没有导致宗教价值观的根本差异。在一个 传统强大、稳定且坚实的社会中，陡峭的等级结构——“富人在自己的城堡里， 穷人在他的门口”，可能会掩盖贯穿其等级制度的价值观，但这取决于富人和穷 人之间集体感情的强度，以及社会传统的强度。而这两者现在都不复存在了，而 且社区的感觉和传统都被正在发生的经济和技术革命给削弱了。大众和少数人的 生活正变得原来越疏远。技术革命的实现，往往意味着打破旧的方式方法。在所 有的领域，都是激进的人获得胜利；而以传统方式思考的人则拉在了后面，实际 上他们已经退出了比赛。我们的政治可能是由传统的思想者所领导的，如比尔·克 林顿、赫尔穆特·科尔、约翰·梅杰；而我们最成功的企业则是由激进者领导的， 他们对新的技术世界有着敏锐的理解，其中的典型就是比尔·盖茨。传统思维会 因为无法应对变化的速度和力量，而一败涂地。 然而，道德并非如此。以形成于约公元前1000 年的摩西经典为例，如果我们要 从中寻找科学的话，那收获不多。《创世纪》中关于创世的描述，可能包含了一 个神学真理——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人类，但它并没有对物理结构的实际发展做出 科学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学习摩西的道德观，即十诫，那就有很多值得借鉴 的地方。 尊重父母，忠于婚姻，是维护家庭生活的最好方式；家庭生活是培养道德健康的 孩子的最好方式。偷盗对窃贼和失主都有损害，也不利于工作和储蓄。社会秩序 有赖于证人不做假见证。杀人是错误的，等等。 在科学方面，三千年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知识内容；而在道德上，我们其实 可能倒退了。一般的心理医生给病人提供的，关于如何生活的道德建议，可能还 不如普通的犹太人，在摩西时期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好。当然，基督教依然存在， 但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以往自身的一个苍白幽灵。没什么人还怀有 早期时代的信仰，甚至社会还不那么复杂时的信仰；没有人会在公园大道上寻找 圣徒。 对传统的破坏是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至今都还相信，是太阳绕着地球 转，那我们就不可能发明出卫星通信。事实上，我们所认为的科学，本身只是一 系列的假设，是不完美的解释，注定要被其他的解释所取代，更强大的解释，但 依然是不完美的。然而，对传统的破坏给人类的道德秩序带来了灾难。 孔子教导说，我们应该行为适度（他把黄金分割Golden mean 称为中庸之道chum yum，至少17 世纪的学者是这么翻译的）。他还教导我们要尊重师长，待人如 己。这些教诲已经有2500 年的历史了。作为一种传统，它影响了中国有文字记 载的所有历史；但对于许多现代中国人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过时的传统，他们 不注重节制，尊重权力而不是师长，当然也不会以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 别人。随着传统的沦丧，社会将失去其道德共识中的全部表述。中国的实力虽然 不断增强，但与西藏相比，却是一个道德落后的国家，虽然西藏人贫穷且受到压 迫。（严厉谴责作者分裂中国，译者坚决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我们看来，良好的社会道德具有某些特征。它应该以动态而非静态的方式，促 进社会与个人的生存。它应该鼓励宽容，避免自以为是。它应该是宗教性的，而 不仅是不可知论的。它不应该假装可以解决科学事实的问题。它既不应该是无政 府主义的，也不应该是独裁主义的。它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深深的用户。这样 的社会道德，对于家庭，对于把孩子培养成独立、负责任的成年人，都至关重要。 它提供另一个良好社会的着力点。 我们发现，所有这样的道德，都会为从商业和同情共感中，产生的相互依存的逻 辑所支持，但却会因为肤浅的科学主义的攻击、超阶级和亚阶级间的疏离、已丧 失根基的旧式地域经济，而受到威胁。对于这些趋势，人们也许会做出反应。必 须认识到，在下个世纪，它们对社会的危害会非常大。 随着以赛亚·柏林所说的“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世纪”随风而逝，社会结构的巨 人主义时代也进入了尾声。20 世纪最后的日子，注定是一个规模缩减、权力下 放、机构重组的时期。这将是社会恐龙（指大机构，译注）困在沥青坑里的时代； 也是一个清道夫的时代。鸟儿将衔走恐龙的骨头。政府、企业和工会将不得不违 背自己的意志进行调整，去适应微技术渗透下所确立的元宪政的新环境。微技术 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行使暴力的边界。当今世界的变化，也已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 的理解，超出CNN 和报纸所告诉我们的。而它的变化方向，恰恰是对大政治条 件的研究所指明的。先是在《血流成河》中，然后在《大清算》中，我们都论述 过，当技术或其他决定暴力行使边界的因素发生改变时，社会的特征必然会随之 改变。一切附着于人类互动方式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道德和看待世界的常识，都 将随之改变。一段道德的松懈期过去了，也表明一个时代结束了；在此之后，我 们会看到更严厉的道德的觉醒，它会提出更严格的标准，以满足一个竞争性主权 世界的更高要求。 可以预见新道德会有几个特点。首先，它会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强调创造收入 者保留收入的正确性。由此可以推出另外一点，它将强调投资效率的重要性。信 息时代的道德观会为效率而喝彩，会承认把资源用于最高价值的用途是一种优 点。换句话说，信息时代的道德将是市场的道德。而正如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所言，信息时代的道德也是一种信任的道德。网络经济是一个高信任度 的社区。在这样的环境中，因为有牢不可破的加密技术，贪污犯或小偷可以把犯 罪所得安全地转移和存储，而且无法被追回；所以，为了避免损失，人们从一开 始就会有强烈的动机，避免与不诚实的人做生意。就像前面所举的贵格会的例子， 诚信的声誉是在网络经济中的重要资产。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这种声誉不一 定直接指向某个已知的个人，但它能够通过识别加密密钥而得到可靠的验证。如 果加密方式或加密身份的验证被不法之徒或其他人所破坏，它可能导致的辐射性 灾难令人望而生畏；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强烈排斥雇用任何缺乏可信度的人。贝 内特设想了“赛博绅士俱乐部”（A Gentleman’s Club of Cyberspace），这是一 块被保护的领域，需要有强安全的措施才能参与，“可能会使用声纹等生物特征 进行识别和验证。业主要担保参与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们的可信度，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来实现一个‘赛博空间的绅士俱乐部’（当然现在也欢 迎女士）。相比一般的网络空间，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可以更加安全更有信心地 进行交易。因此，在21 世纪，人们可能会看到，在任何一个维多利亚人都想象 不到的环境中，社会对信用和品格的重视将回归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程度。” 网络空间保护区也可以提供降低风险的担保，类似于香槟区伯爵为往返香槟集市 的商人，而提供的超地域保护担保。即其他的管辖区会“赔偿行旅商人在通过特 定贵族所辖领土时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 当时的“集市守卫”，原本是由伯爵认命的官员，为集市上的商人提供安全保护 和“正义法庭”。最终他们演变成了更独立的实体，有专门的印章，对合同进行 公证并强制执行，并有权“禁止任何被发现不支付债务或不履行合同的商人参加 未来的交易会。这显然是一个很严厉的惩罚，所以很少有人会冒险犯禁，被剥夺 未来赚钱的机会。不过，除此之外，守卫们还可以没收违约债务人的货物，并为 债权人的利益而将其出售。” 当替代性市场的数量增加时，作为执行合同手段的排斥主义就没那么重要了。但 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出现，在社会进入下一个主权分散的阶段时，对欺骗着和违 约者的排斥，可能再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计算机的联动验证，可以使 信用和欺诈信息不可伪造，从而对网络空间提供警戒。在互联网的意义上，整个 世界是一个非常小的社区，骗子和小偷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未来的道德观除了重视收入和效率，并重新强调品质和信用的重要性，它可能还 会着力突出暴力的邪恶，特别是绑架和勒索；因为这两种“要挟”个人的手段， 会变得越来越炽盛，不然那很难从个人手里夺走资源。 还有一个因素，也会提高道德的标准，那就是特权和收入再分配的结束。对于那 些被社会拉下的人，当他们的获救希望主要来自于私人和慈善机构时，在自愿给 予慈善救助的人看来，接受者在道德上应该是值得帮助的，这一点相比20 世纪 时更加重要。 “补贴、意外之财和火热的经济前景，削弱了节制与留存的紧迫性。民主、再分配和经济发 展的咒语，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和生育率，促进了人口增长，进而导致经济和环境的螺旋式 下降更加迅猛。” -弗吉尼亚·阿伯内西（VIRGINIA ABERNETHY） 在某些方面，新的信息世界能够更好地鼓励人们以严肃的态度处理道德问题。收 入再分配的承诺，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地区，满足了不幸者和失败者的期望， 在国际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外国的援助和干预，原 本旨在解决落后经济体的饥荒，并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但往往是刺激人口增长 的主要因素，使之超出了受援助地区的承受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人 口的惊人增长，以及对森林、土壤和水资源的破坏，都可以归因到全球范围内的 干预。原本，在当地人口与其供养所需的资源之间，通过负结果反馈机制保持着 平衡，而这种干预使得该机制失灵了。 当然，那些生活在资源匮乏、增长乏力或毫无希望的环境下的人们，会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得到了保证，贫乏的乡村生活就要结束了。他们热切地接受着国际援助 工作和、和平队志愿者、当地革命者，以及冷战期间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者所传 递的乐观信息，告诉他们，明天的日子会更美好。而这恰恰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不同文化间的收入再分配，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后果，它使那些生活在非工业文明 中、持有非工业价值观的人，获得了虚假的竞争力。国际援助、抗击饥荒和疾病 的救援工作以及技术干预，愚弄了很多人，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前景已极大地 改善，所以没必要更新自己的价值观，或费力改善自己的行为。 国家间的收入再分配，不仅促使世界人口不可持续地激增，并以重要的方式助长 了文化相对主义，而且，对于文化在影响人们创造当地经济繁荣中所扮演的关键 角色，造成了普遍的困惑。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文化更多是一种品味问题， 而不是行为指南的来源；这些指南既可能误导人，也会启发人。我们太热衷于相 信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而对于认识反作用力文化的弊端，则非常迟钝。本世 纪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补贴和干预的温室中培育出来的混合文化，更是如此。 就像美国城市中心区的犯罪亚文化一样，它们保留了一些来自于早期经济发展阶 段的零碎文化片段，而这些片段将与信息时代的行为价值观结合到一起。 因此，信息革命不仅会释放出天才精神，也会释放出天惩精神（nemesis 报应）。 在未来的一个千年里，二者之间将进行前所未有的较量。 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必将令人心潮澎湃，叹为观止。从经济生活的一个 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总是要经历一场革命。我们认为，相比农业革命和工业 革命，信息革命的影响可能是最深远的，它将更彻底地颠覆和重组人们的生活。 而它的影响力，你很快就将感受到。请系好安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