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鲍尔比和克莱因：幻想与现实

第3章 鲍尔比和克莱因：幻想与现实 克莱因出生于维也纳，是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师，也是精神分析游戏疗法的创始人，许多人认为她对精神分析发展的重要性及贡献仅次于弗洛伊德。克莱因观察到，游戏能反映儿童的内心世界、关系以及焦虑—实际上，孩子在游戏中实现了自由联想（free-associate）—所以精神分析师通过内观游戏过程并将之外显，就能对孩子的病产生疗效。这一巨大贡献奠定了她在精神分析界的地位，但是她对这一领域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精神分析也将因她的非凡能量而不断分化。 弗洛伊德观察到，与他人有关的诸多彼此冲突的愿望与感受困扰着人们，因此个体对最亲密的人也常常爱恨交加。他认为，儿童有这样的内心冲突和矛盾情绪十分正常。后来鲍尔比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内心冲突简单直接，未经磨砺，足以压制人性，使得个体对最深爱的那个人产生怒火与祸心”。在弗洛伊德的这些矛盾心理和内心冲突学说中，俄狄浦斯情结是重中之重。克莱因则将之发扬光大。 克莱因从事儿童工作，这促使她提出了新的早期心理过程理论，比如：儿童心理如何发展，正常和异常的心理在以后的人生中会如何反映出来，以及它们在成人分析情境中如何自我凸显。这也让她重新认识了母婴关系。她认为，母婴关系会留存在孩子体内，并成为日后人际关系的模板。 克莱因对婴儿内心世界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在弗洛伊德学派中，重视弗洛伊德提出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的人不多，她是其中一个，她还强化了弗洛伊德关于爱恨关联及矛盾情绪影响每一段关系的观点。克莱因并不认同“性本善”，相反，她非常重视婴儿的愤怒、妄想和怨恨。她认为，婴儿首先与母亲的乳房建立关系，本能地将所有的爱恨投射到母亲的乳房上。她说，这样的投射，加上幻想造成的扭曲，让孩子幻想出来的“母亲”在很多方面与现实中的母亲相去甚远，而且影响更大；孩子日后的情绪状态，可能与现实中母亲的行为毫不相关。 当时还有一位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名叫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弗洛伊德之女，十多年后，她也移民到了伦敦）。她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理论和技术观点。因此，1927年的时候，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举办了一场专题讨论会。讨论会上，两方得以各抒己见。鲍尔比的老师琼·里维埃这样总结了克莱因学派关于童年幻想扭曲事实的看法：“男孩希望自己也能特别壮硕、强大、富有、残暴，就像他幻想中的父亲那样。而女孩希望自己美若天仙、惹人喜爱，拥有无数的珠宝、服饰、孩子，等等。我们每天都能看见孩子的这些病态幻想（phantasy）与现实中父母的样子、行为及其所有物之间的巨大差异。” 很小的婴儿并不懂得什么是人。虽然现代研究表明，新生儿能分辨出自己母亲的气味，更青睐她而不是其他人，但是他们的脑力显然还不够发达，所以他们还不能理解人类个体是怎样的。婴儿眼中的世界仍是由乳房、脸、手这样零散的部分组成的，婴儿会给予它们高兴、气愤、害怕等任何可能的情绪回应。精神分析师认为，必须要到半岁以后，孩子看到的才会是完整的人。但还要再等很久，孩子才能整合自己对母亲、对外界其他事物的积极和消极感受：满足了孩子的妈妈，是好妈妈，没有满足孩子的妈妈，是坏妈妈；在此时的婴儿眼里，妈妈绝不可能是同时容纳着优点和缺点的完整的人。基于这样的理论知识，加上从游戏疗法中收集的证据，克莱因推论说，在小婴儿的世界里，最基本的“存在”就是母亲的乳房，当下他对乳房既爱又恨，与后来他对母亲的爱恨交加是基本一致的。 有时，婴儿与乳房之间会产生一种关系，就仿佛母爱在闪闪发光。乳房可及，甜美的乳汁正在流淌，母亲心境平和，配合婴儿的吮吸，而婴儿也没有感到太累、太堵，或是被针刺痛—这时候乳房是好的。按照克莱因的说法，还有一些时候，婴儿与乳房关系恶化，婴儿不仅会把乳房推开，而且会对乳房产生怨恨，认为自己得不到乳房的爱，被它拒绝。 哪个母乳喂养的母亲没有见过乳房带给婴儿的这些悲喜时刻呢？克莱因认为，这两种矛盾的感受不仅意味着婴儿生理上满足或痛苦，更是关系的反映。在这些时刻，婴儿感受到关怀、慈爱，或是剥夺、迫害。克莱因指出，像许多重度心理失常的成人一样，婴儿无法接受一个观点：那就是营养和满足的给予者（也就是他至爱的、至关重要的乳房）有时是坏的，他在这些时刻里想要毁掉的正是他全部的依靠—他爱着的乳房。如此一来，就产生了难以想象的焦虑。于是，婴儿尚不成熟的心智开始分裂。他设想有两个乳房，不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而是好的一个，坏的一个，一个用来爱，一个用来恨。在婴儿的想象当中，好乳房带给自己的是完全的爱和给予；这一正面印象反映了婴儿爱的潜能。与好乳房在一起，生活似乎很美好。与此相反，坏乳房是充满敌意的、有害的，它反映了婴儿嫉妒、恨、攻击的潜能。 由于小婴儿理解不了完整的人，他可能会爱上乳房—这种说法表面上是合理的。但是憎恨乳房、将它视为迫害者，则似乎有些诡异。设身处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克莱因的观点：如果婴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他烦躁不安，如果他已经声嘶力竭却得不到安慰，那么他会想些什么？这时候，不该恨那个罪魁祸首吗？不该觉得被它剥夺和迫害了吗？克莱因认为，“小婴儿理解不了完整的个体，他只觉得每一处不适，都是敌对势力强加给他的。”在早期婴儿还未形成人的概念时，乳房就是全部，是婴儿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好事和坏事的责任人。不久之后，当婴儿认识到有这种能力的其实是母亲，他们也会在心里将母亲分为好的和坏的。 克莱因目睹了幼儿在游戏治疗中表达出自己肢解、毒害和火烧父母的幻想，她对遭受挫败的婴儿充满暴力的内心世界有了新的看法。此时，爱恨的潜能未经矫饰地表现在外，善恶的界限尚未被现实世界所模糊。她写道： 尽管心理学与教育学一直认为，孩子生性乐天，内心没有矛盾，认为成人的痛苦源于现实的残酷和负担，但是我必须说，事实与此刚好相反。我们对儿童和成人进行精神分析后发现，幼年的痛苦多数会在日后重演，而在早期阶段，每个孩子经历的痛苦都多得不可估量。 孩子经受的许多精神痛苦—由其天生的口腔施虐冲动向外投射造成—主要包括对“被吞噬、切碎、肢解、包围以及被可怕之人追赶”的恐惧。对于这些恐惧，克莱因认为：“进行分析性观察后，我深信不疑，孩子想象出来的可怕之人就是自己的父母。尽管经过了扭曲和幻想的改造，那些恐怖的形象却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着他的父母……” 1935年，克莱因阐述了她的“抑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理论，认为：当孩子意识到自己想毁灭的坏妈妈正是关爱他的好妈妈时，精神痛苦就产生了。在这之前，孩子害怕自己被敌对势力摧毁，而现在，他害怕自己的攻击会摧毁他爱的人。他还不能彻底分清现实和幻想，所以那些毁灭性的念头给他带来了“愧疚、无法挽回的损失、哀痛”之感。这种抑郁心理位置会存留在孩子身上，将来有可能会被激活，尤其是当他失去什么的时候。对有些人来说，这种状态成了其成年期心理的显著特征。 上述介绍或许过于简略了，但大体来说，这就是克莱因理解儿童内心世界的起点。这些理论主要基于她的精神分析实践和她天才般的创造力，当然也受到了她自身人格的影响。克莱因对婴儿幻想的描述—包括嫉妒、攻击，充斥着乳房、阴茎和排泄物等“零散客体”—对婴儿心智研究意义重大，并且能解释有严重心理问题或精神困扰的成人表现出来的一些心理过程。 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她的理论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没过多久，这套理论就陷入了激烈的争议。那么小的孩子能幻想吗？能感受到怨恨和恶意吗？他们生来就有那样的破坏欲吗？弗洛伊德提出的死本能令人不安，没有得到重视，克莱因却接手了这一概念并将之发扬光大。弗洛伊德对此很高兴，但是另一些人不乐意了，他们本来是庆幸弗洛伊德没有深入研究下去的。此外，克莱因的个性也招人非议。她是一个古怪的人，难以相处，而且喜欢给身边的人下套。她让学生们围着自己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有时还会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起攻击。她与女儿形同陌路。女儿年幼时，她给女儿做精神分析，这种以治疗形式出现的乱伦后来遭受了大量批评。[她的女儿梅莉塔·舒米登堡（Melitta Schmideberg）也是英国的一位精神分析师，后来成了克莱因的死敌、鲍尔比早期的朋友和支持者。再后来，她完全摈弃了精神分析。]有些人，包括克莱因的传记作者菲利斯·格罗斯克斯（Phyllis Grosskurth），质疑她提出天生的敌意、破坏欲以及（最奇怪的）婴儿的嫉妒等概念，是否是为了回避她自己作为母亲的各种不称职。时至今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她依然邪恶不堪。“一个极端自负、操纵他人的老女人”，这是鲍尔比对她的最终评价。 克莱因、鲍尔比二人的观点可以说是互补的，尽管他俩都不这么觉得。克莱因承认“与母亲、与外界建立良性关系有助于孩子消除早期妄想性焦虑”，但她同时也认为，孩子如此焦虑并不是对母亲的行为作出的反应，母亲说什么做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她不太在意孩子的成长环境和父母的养育方式。在她看来，精神实体比物质实体更为重要，前者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只想探索前者，而且她天生就有这方面的才能。在前面提到的专题讨论会上，里维埃毫不退让地回应了人们对克莱因的批评： 精神分析……关注的不是真实世界，不是孩子或成人对真实世界做出的适应（正面回击了只关注这一适应的安娜·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也不是病痛与健康、善与恶。它只关注孩子的想象—奇幻的愉悦，以及骇人的惩罚。 1926年，44岁的克莱因来到了伦敦。那时，许多精神分析师已经熟知她的观点。他们见过太多成年精神病患，而她一语道破天机，指出早期经历是罪魁祸首，因此，他们为她的智慧、创意和高深莫测而激动不已。得到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会长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全力支持后，克莱因迅速获得了主流的认同。于是，1938年春，当鲍尔比得知自己将得到克莱因的亲自督导时，他深感荣幸。 第一例病人为两人此后的关系确定了基调。“那时我在治疗一个患多动症的男孩，一周五次，”鲍尔比回忆道，“他很焦虑，进进出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平日他都是妈妈带着来，她坐在候诊室，等到诊疗结束再带他回去。他的妈妈是一个特别忧愁、焦虑的人，总是紧张而不悦地绞扭着双手。”鲍尔比在这间儿童指导中心已经工作了三年，这里有一个惯例，那就是医生会和孩子的父母见面，并且尽可能地解决他们的情绪问题，就像鲍尔比对待那个担忧儿子自慰的父亲以及那个害怕女儿嫉妒新生宝宝的母亲一样。“但是，”鲍尔比说，“克莱因禁止我与这个可怜的女人说话。就是不让、不许。唉，这真让我难受。” 克莱因采取这样的极端姿态，是由于她认为母子关系没有男孩本人的内心世界来得重要。而且她认为，与神经症父母接触不会有什么疗效，因为给予他们育儿建议，只会增加他们的负罪感和焦虑感，导致他们对孩子的态度更糟糕。“根据我的经验，我不会寄希望于影响孩子所处的环境，”克莱因写道，“那还不如研究孩子现在的病情。” 在鲍尔比看来，给父母提建议确实没什么用处，但是给父母做精神治疗、让他们理解自身情绪的根源，的确大有裨益，因此在这一点上，克莱因固执得令人愤怒，甚至不可原谅。“我认为现实生活—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对儿童的成长有决定性作用，但是梅兰妮·克莱因丝毫不这么认为。她所说的客体关系理论完全是内在的，”—也就是幻想。“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内在关系是外部关系的反映。” “3个月后，我听说那位母亲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焦虑、抑郁，她至少占了一样，所以我并不觉得意外。而当我告诉克莱因这个消息时，她的反应是‘真够麻烦的，我们又得找个新案例了。’”这是因为以后就没人带那个孩子来看病了。“事实上，这个可怜的女人之所以精神崩溃，是因为一直没有诊所管她；她很可能幻想出了一个人带孩子看病。这件事让我非常震惊。从那以后，我有了人生目标，那就是去证明：现实生活对一个人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几个月后，战号响起，全英动员，鲍尔比入伍，离开了克莱因（不久他也离开了里维埃），幸免于一场他觉得尚未准备好的针锋相对。他和克莱因各处一端，彼此视而不见，可以说，只要是一方认为最值得探索的，另一方都不予理会。但是，撇开个人好恶，鲍尔比仍然受到了克莱因的影响。她认为，婴儿能够建立早期关系，这一点引起了他的共鸣。她对儿童的幻想能力及其在爱恨之间摇摆状态的强调，对失去、悲痛和抑郁的关注，都对他产生了影响。此外，她的专横排斥让他下定决心，要建立一门关于早期环境及其对儿童的影响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