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卑感与力求获得认可

第五章　自卑感与力求获得认可 童年早期的情形 我们现在已有充分的准备来承认这个事实，即与那些从小就享有生之快乐的孩子相比，那些有缺陷的孩子对待生活、对待他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几乎可以将这视为一条法则：生来就有器官缺陷的孩子早早就卷入到了生存斗争中，而这常常会扼杀他们的社会感。他们对适应他人没有兴趣，而是将全副心思都放在自己以及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上。器官缺陷对人带来持续影响的因素，也同样会给人带来社会或经济负担。这种负担也许会表现为额外的重荷，导致人对世界产生敌对态度。从很早开始，这种决定性的趋势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这样的孩子常常在两岁时就感到，在这场竞争中，他们的“装备”不如他人；他们甚至在普通的游戏和玩耍中都信心不足。过去的种种缺陷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被忽视感，这种感觉表现在他们焦虑的期待态度中。我们必须记住，每个孩子在生活中都处于弱势，如果不是家庭给他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感，他将无法独立生存。当我们看到了每个孩子的柔弱和无助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每个人在生命之初都或多或少地有点自卑感。每个孩子都迟早会意识到自己无法单枪匹马应对生存中的挑战。这种自卑感是每个孩子努力奋斗的动力和出发点。它决定着这个孩子在人生中如何获得宁静和安全，决定着这个孩子的生存目标，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设定好前进的道路。 孩子的可教育性的基础存在于这种与其器官潜能密切相关的特殊处境中。有两个因素可能会毁掉这种可教育性：一个是被夸大、被强化、未被消除的自卑感；另一个是目标，不但要得到安全、宁静和社会平静，而且力求获得对环境的影响力的目标，控制和支配他人的目标。我们能轻易辨认出有这种目标的孩子。他们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儿童，是因为他们将每种经历都理解成一种挫败，还因为他们总是认为自己被大自然以及他人忽略和歧视。我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必须明白孩子的生活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曲曲折折的、不充分的、充满错误的发展。每个孩子都有陷入错误发展的危险。每个孩子都时不时地会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 由于每个孩子都必须在成人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往往会觉得自己柔弱、渺小、无力独立生活；他不相信自己能不犯错误或利落地完成别人认为他能完成的那些简单工作。我们教育中的许多错误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我们要求孩子做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结果使他们觉得自己很没用。有些人甚至故意让孩子感受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有些人把孩子当成玩具，会活动的玩偶，有一些人则把孩子当成必须严加看管的宝贵财产，还有一些人非要让孩子觉得自己是一无用处的负担。父母和成人的这些态度常常使孩子认为自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讨成人喜欢，要么是令他们不快。父母给孩子带来的这种自卑感也许会因为我们文明中的某些特定特征而被进一步强化。漫不经心地对待孩子就属于这一范畴。孩子会觉得自己是个无名小卒，毫无权利可言，会觉得自己是个摆设，没人理会，还会觉得自己必须谦恭有礼、安安静静，等等。 很多孩子在被人嘲笑的持续恐惧中长大。嘲弄儿童几乎跟犯罪没什么两样。它会对孩子的心灵带来持久的影响，并会渗透到孩子成年以后的习惯和行为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出哪些成年人在童年时期经常被人嘲笑。这种人摆脱不了再次被人嘲笑的恐惧。漫不经心地对待孩子，这种做法的另一面是经常对孩子撒很明显的谎，导致的结果是，孩子不仅会开始对自己的周围环境产生怀疑，而且还会怀疑生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病例中曾记载过这样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不断发笑，貌似毫无缘由，在被问及原因时，他们承认说，他们认为学业不过是他们父母的一个玩笑，不值得认真对待！ 自卑感的补偿：力求获得认可和优越地位 自卑感、不足感和不安全感决定着个体的存在目标。设法引人注目、迫使父母注意自己，这种倾向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这种倾向中，我们发现，渐渐觉醒的想要获得认可的愿望初露苗头。它伴随着自卑感而来，深受其影响，它的目的是实现这个目标：使这个个体看起来优于他所处的环境。 社会感的程度和质量帮助个体确定了这样的支配目标。不将个体的支配目标和他的社会感量级做个比较，我们就无法对他进行评判，无论这个个体是孩童还是成人。这个目标被设定成这个样子，从而该目标的实现要么能使个体获得一丝优越感，要么能使个体得到提升，使个体的存活显得有价值。正是这个目标使我们的知觉有了价值，它联系并协调着我们的情感，塑造着我们的想象力，指引着我们的创造力，决定着我们该记住什么、必须忘记什么。我们能够意识到，知觉、情绪、情感和想象的值是相对而言的，它们甚至都不是绝对的量。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影响着我们精神活动中的这些要素，我们的感知也受这个目标的影响，而且可以说，我们产生的这些感知，都是在个体竭力追求的终极目标的隐秘暗示下被挑选出来的。 我们根据一个固定的点给自己定位，这个点是我们人为创造出来的，它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一种虚构。这种假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精神生活中存在的不足感。它跟其他科学中使用的其他虚构很相似，比如用并不存在却非常有用的子午线来划分地球。在心理虚构中，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假定一个固定的点，虽然仔细观察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个点其实并不存在。这一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我们能在生存的混乱中确定自己的方位，这样我们才能对相对价值有所认识。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在假设了这个点之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固定的点对每一种知觉、每一种情感进行分类。 因此，个体心理学为自己创立了一套启发式的体系和方法：关注人类行为，将它理解为一个终极关系集合体——这些关系是在机体基本遗传潜能的基础上，在竭力想要实现某个确定目标的影响下产生的。然而，我们的经验表明，为某个目标而努力，这个假定不仅仅是一种便利的虚构。它跟它的基本法则中的实际事实之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吻合的，无论这些事实是意识生活还是无意识生活中的事实。对某个目标的努力争取，即精神生活的目的性，不仅是一种哲学假设，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基本事实。 当我们探询我们如何能最有力地抵制个人权力追求——这是我们文明中最大的罪恶——的发展时，我们会面临一个困难，因为这种追求始于我们完全无法了解的孩童时期。我们只能在人生中很晚的时候才开始努力扭转并消除它。但是，在这个时期，与孩子生活在一起确实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来发展他们的社会感，从而将个人权力追求变成一种可以忽略的因素。 进一步的困难在于，孩子并不会公开地表达他们对权力的追求，而是会用慷慨和温情做掩饰，在面纱之后开展自己的活动。羞怯之下，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避免泄露自己的心思。毫无顾忌地争取个人权力会使孩子的精神发展退化，对安全和权力的过分追求可以变勇气为厚颜无耻，变服从为懦弱，变温情为为了控制世界而做出的诡秘背叛。每种自然情感或感情最终都会带上一个伪善的事后想法，这个事后想法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周围的一切。 教育希望弥补孩子的不安全感，它借助这种有意或无意的热望对孩子施加影响，它教会他生活技巧，赋予他受过训练的理解力，使他建立对他人的社会感。所有这些措施，无论源自何处，都是帮助成长中的孩子摆脱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孩子的心理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根据他培养出来的性格特征来判断，因为这些是他心理活动的镜子。孩子的实际劣势，虽然对他的精神状况而言非常重要，但不是衡量他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标准，因为这些感觉主要取决于他对它们的解读。 我们不能指望孩子能在任何特定境遇中对自己做出正确的估量，甚至成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时候，困难急剧增加。一个孩子可能成长中的境遇非常复杂，以至于在判断他的自卑程度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另一个孩子则可能会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境遇。但大体上来说，孩子对自己的自卑感的理解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直至固定下来，并作为明确的自我评价表现出来；这会成为孩子保持的自我评价中的一个“常量”，存在于孩子的所有行为中。根据这一成型的准则或“自我评价常量”，孩子创造出来以引导自己走出自卑的补偿倾向将会指向这个或那个目标。 在自卑感的压力之下，或者在个体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没用的压力之下，会竭尽全力控制这种自卑情结。 精神试图通过努力补偿来抵消令人饱受折磨的自卑感，这种现象存在于有机界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身体中那些生命必需的器官，在因为受损而致使其生产能力低于正常状态时，会出现增生或功能强化。因此，在出现循环不畅时，心脏似乎会从全身汲取能量，它也许会变大，直至比正常心脏更强大。同样地，我们的精神，在自卑感的压力之下，或者在个体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没用这种磨人想法的压力之下，会竭尽全力控制这种自卑情结。 当自卑感强烈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孩子担心自己的弱势永远无法得到补偿时，危险就会出现。这种危险就是，在竭力寻求补偿的过程中，他会不再简单地满足于权力恢复，会要求过度补偿，追求超额的权力！ 对权力和支配地位的追求也许会达到非常夸张和强烈以至于不得不称其为病态的地步。此时，人绝不会再满足于生活中普通的关系。在此情形下的各种运动往往都带着点夸张色彩。它们与他们的目标很相配。在研究病态的用权冲动时，我们发现，试图通过超乎寻常的努力保障自己在生活中的身份地位的个体，更急不可耐，更有强烈的冲动，更不为他人考虑。这些孩子的行为更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在追求过度的支配目标的过程中举动很夸张；他们攻击他人的生活，这种攻击使他们必须保卫自己的生活。他们与世界对抗，于是世界也与他们对抗。 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不一定会发生。有些孩子争取权力时并非蓄意要与社会发生直接冲突，而且他们的野心也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正常的特征。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们的活动和他们取得的成就，我们就会发现，整体上来说，社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成功而受益，因为他们的野心是自私的野心。他们的野心使他们成为别人路上的干扰分子。渐渐地，其他特征也会出现。这些特征，如果从整个人类关系来勘察的话，会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反社会色彩。 在这种种表现中，活跃在最中心的是骄傲、虚荣以及不计一切代价征服他人的欲望。后者可能通过个体的相对提升、通过贬低所有与之接触的人实现。在后一种情形下，重要的是将他和他人分离开来的“距离”。他的态度不仅令环境不悦，而且也令他自己不悦，因为这态度不断地使他触及生活中的黑暗面，使他无法享受任何生之乐趣。 孩子希望用权力来确保他们在环境中的影响力，对权力的渴望很快会驱使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工作和职责采取抗拒的态度。拿这种渴望权力的个体与理想的社会人做个比较，我们就能具体说出该个体的社会指数，即他与其他人的疏离程度。对人性有着敏锐判断力的人关注生理缺陷和自卑感的重要性，然而他也知道，如果不是精神进化过程中遇到过的那些困难，就不可能形成这样的性格特征。 精神的固有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困难，承认这些困难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才会对人性具有真正的了解。只要我们的社会感得到了彻底的发展，我们对人性的这种了解就不会成为害人的工具。我们只会用这种知识来帮助我们的同类。对于有身体缺陷的人或具有某种令人不悦的性格特征的人，我们不该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愤怒责备他们。错不在他。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他有权利因为上述局限而感到愤怒，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他的处境，我们其实也负有一定责任。我们之所以负有责任，是因为我们对制造出这种愤怒的可悲社会境况不够警惕。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我们最终会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我们不应把这样的个体看作卑贱、毫无价值的边缘人，而应将其看成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应该为他创造一种氛围，让他感到自己有可能与周围的其他人平等相处。设想一下一个身体有明显缺陷的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会给你带来多大程度的不快！这是衡量你需要多少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标尺，这种教育能使你对社会价值做出绝对公正的理解和判断，并能使你与社会感的实质融洽无间，进而我们还可以评判，我们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个体。 不言而喻，那些有先天性身体缺陷的个体，从人生之初就会感到一种额外的生存负担，并因此会发现自己对人生很悲观。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产生了强烈自卑感的孩子，虽然身体缺陷并不那么明显，也会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境况中。自卑感可能会由于人为的原因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就好像这个孩子天生有严重残疾一样，会带来完全一样的结果。比如，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非常严厉的教育就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不幸后果。人生早期时扎在他们肋下的那根“刺”会永远都在，他们所遭受的冷遇会阻止他们接近他们周围的其他人。于是他们相信自己就生活在一个缺乏爱和温情的世界里，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的接触点。 举个例子。有一个病人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责任感多么强烈，他的所有举动多么重要，他跟他妻子的关系非常糟糕。他俩将一切事件，无论巨细，都当成压倒对方的手段。争吵、指责、羞辱，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两人越来越疏远。男方对他人——至少就对妻子和朋友而言——仅留的那一点点社会感，已经窒息在他对优势地位的追求中了。 我们从他的人生故事中了解到了以下事实：在17岁以前，他的身体发育不良。他的声音仍是小男孩的声音，他没有体毛，也没有长胡子，他是他们学校里面最矮小的学生之一。他今年36岁。现在从他的外貌上根本看不出他缺乏任何男性特征。造物主似乎追赶了上来，完成了在他17岁时没有做的一切。但是整整8年时间里，他饱受着发育不良带来的痛苦，那时，他不能确定造物主是否会弥补他的生理异常。在这整个时期，他饱受着自己将永远停留在“儿童”状态这个想法带来的折磨。 早在那个时候，他目前的性格特征就已经开始初露端倪。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得好像他很重要，好像他的每个举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吸引别人的关注。随着时光流逝，他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些性格特征。在结婚之后，他一心想让他妻子觉得他比她想象的更伟大、更重要，而她则急于向他证明他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是错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婚姻甚至在他们订婚之初就显露出了破裂的迹象，这段婚姻关系无法顺利发展，而最终在一场社会动乱中结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位病人来找医生——因为婚姻的破裂使他原本就饱受挫折的自尊心更加支离破碎。要想得到治愈，他首先必须从医生那里学会了解人性，他得学会理解自己在人生中所犯的错误。而这个错误，这种对个人缺陷的错误评价，在他来寻求治疗之前，一直影响着他的整个人生。 人生曲线图和宇宙观 在论证这些病例的时候，如果能将童年印记与病人现在主诉的实际情形之间的关系表示出来的话，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用类似于数学公式的曲线图来表示这种关系最为合适。连接两个点的一条线代表这样的一个方程式。如果能绘制出这种人生曲线图，即贯穿个体全部运动的精神曲线，我们将会在许多病例中取得成功。这条曲线的方程式就是个体自童年早期以来遵循的行为模式。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这样做过于简化了人的命运，并因而是对人的命运的一种轻视，或者会觉得我们有否认“人是自己人生的主人”的倾向，觉得我们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和判断力。就自由意志而言，这一指责很中肯。实际上，我们确实认为这种行为模式就是决定性的因素，虽然这种行为模式与童年处境之后的成年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会使这种行为模式发生一些变化。这种行为模式的终极结构也许会发生一些微小变化，但是它的基本内容、它的能量和意义会从童年早期开始保持不变。在诊查的时候，我们必须对童年最早期的个人历史进行探查，因为婴幼儿早期的印记标示着儿童的发展方向，而且标示着在未来他会对人生中的挑战做出怎样的反应。在对人生中的挑战做出反应时，孩子会动用他在以往生活中形成的所有心理可能性；他在婴幼儿早期感受到的会影响他对人生的态度，会以很原始的方式决定他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人对待生活的态度自婴幼儿时期开始就不再改变，虽然在后期生活中这种态度的表现形式会跟他们童年时期的态度表现截然不同。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因此，重要的是要把婴儿放进一种令他很难形成错误人生观念的关系中。在这一过程中，他的体力和身体抵抗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的教育者的性格特征也几乎同等重要。虽然人生初期，对生活的反应是自动的、无意的，但是在随后的人生中，典型的反应会根据某种特定的目的性发生变化。人生初期，个体基本需求中的要素决定着个体的痛苦和快乐，但是以后他会有能力避开并设法克服这些原始需求带来的压力。这种现象出现在自我发现时期，大约在孩子开始称自己为“我”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孩子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这种关系绝不是中性的，因为它强迫孩子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强迫他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幸福观和完整性观念提出的要求调整他的人际关系。 人对待生活的态度自婴幼儿时期开始就不再改变，虽然在后期生活中这种态度的表现形式会跟他们童年时期的态度表现截然不同。 如果重申我们在论及人类精神生活的目的性时所说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不可摧毁的统一性是这种行为模式的一个特殊标志。在有些病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些人表现出完全相左的精神倾向。在这些病例中，很明显，我们越来越有必要仅将人看作个性的统一体。有些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时的行为截然相反，正如有些成年人的性格特征也会表现得如此矛盾，以至于我们会误解他们的真实性格。同样，两个个体的运动和表现也许会从表面上看来一模一样，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内在行为模式，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完全不同。有时候两个个体似乎在做同一件事，但其实两个人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同，而有时候两个个体似乎做的是不同的事情，但其实也许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正因为存在许多种解读可能，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将精神生活中的表现当作孤立现象来对待；相反，我们必须根据指引它们的那个统一目标来对它们进行评判。只有在知道了某个现象在个人生活的整个背景中的价值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它的本质意义。只有在我们确认了这条法则，即个人生活中的每种表现都是统一的行为模式中的一个方面时，我们才能理解此人的精神生活。 在最终理解了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建立在“目标争取”的基础之上、明白了所有人类行为自始至终都受制于“目标争取”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哪里可能会出现重大错误。这些错误的源头在于，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特定模式，从强化个人生活模式这个意义出发来利用自己的生理和精神资源的。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从不检验，而只是接受、转化以及吸收意识影响下产生的所有感知以及无意识深处的所有感知。唯有科学才能照亮这一进程，并使之可以为人理解，也只有科学才能最终改变它。我们将举个例子就这一点进行阐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根据我们所学的个体心理学概念来分析并解释每一种现象。 一个年轻女性来看医生，她说自己难以抑制地对生活感到不满，她认为，这种不满来自这个事实：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职责每天占满了她所有的时间。从外表上看，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个性情急躁的人，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她说每当她必须完成某项简单的任务时，她就会感到非常不安。从她的家人和朋友那里我们得知，她把一切都看得很重，而且似乎快要被工作负担压垮了。我们得出的大体印象是，她是一个把一切都看得很重的人，许多人都有这种性格特征。她的一个家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她总是在一切事情上都大惊小怪、小题大做！” 将每一项简单的任务都看得特别困难、特别重要，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这种行为会给一个群体或者婚姻关系中的他人造成怎样的印象，从而对这种倾向进行考察。我们忍不住会觉得，这样的倾向简直就是一种恳求，恳求周围的人不要再将其他任务加在她身上，因为她再也胜任不了哪怕最基本的工作。 然而我们对这位女士的性格的了解还不够充分。我们必须让她更进一步地袒露自己。在这样的诊察中，我们必须旁敲侧击、机敏谨慎。我们不能有控制病人的企图，因为这只会使她产生敌对情绪。在她有了信心、有了对话可能之后，我们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她全身心地只关注一个目标。她的行为表明，她试图向某人表明（这个人可能是她丈夫），她无法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他必须小心、温情地对她。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和想象，这一切必定是从过去某个时间点上开始的，她以前肯定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们成功地从她那里得到了确认，许多年前，她曾有一段时间特别渴望温情。现在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行为了：这是她渴望得到体贴关心的愿望的一种强化，是她为了避免再次发生那种情况而做出的一种努力，避免再一次得不到她所渴望的温情和关爱。 她做出的进一步的解释确认了我们的这些发现。她讲起她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在许多方面都跟她完全不同，她的婚姻很不幸福，一直想从中逃离。有一次她遇到了这位朋友，当时这位朋友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本书，用很厌烦的声音跟她丈夫说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做那天的晚餐。这惹恼了她的丈夫，他用很尖刻的字眼对她整个人进行了攻击。对这件事，我们的患者补充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我的方法要好得多。没有人可以以这种方式指责我，因为我从早到晚一直都在超负荷运转。在我家里，如果我没有及时做好午餐，没有人可以说我什么，因为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难道我现在要放弃这种方法吗？” 我们能明白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努力想获得一种优势地位，以一种相对无害的方式，但同时又不会因为不停地恳求对方温情以待而受到责备。由于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因此要求她放弃这种方法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但是她之所以有这种行为，原因不止在于这一个方面。她对温情的诉求（同时也是支配他人的一种努力）会越来越强烈，由此会产生各种矛盾。假如家里丢了什么，她就会庸人自扰；随后，因为有那么多事务要做，她会不断地遭受头疼带来的痛苦，而且她会永远无法安睡，因为她必须将自己的一切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收到一封请柬对她来说就是一件大事儿。要接受这个邀请，是需要做大量准备的。由于最微小的活动对她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大事，所以到别人家做客就更是一件需要花数小时甚至数天才能完成的大工程。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她会要么因为不能前往而向对方表示歉意，要么至少会迟到。这样的人，他们生活中的社会感绝不会超过某种限度。 在婚姻生活中，有许多人际关系会由于这种对温情的诉求而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比如，可以想得到的是，丈夫因为忙于工作而不能在家，或者必须单独出门访客，或者必须参与他所属的圈子里的聚会。在这些时候，如果他留妻子单独在家，这是否也是缺乏温情和关爱呢？最初我们也许会说，这常常也是事实，因为已婚，丈夫应该尽可能多待在家里。这种义务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看起来令人愉快，但其实对任何有职业的男人来说，都特别难以做到。在这样的情形下，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和谐，在我们这个病例中，这种不和谐很快就出现了。丈夫有时候试图很晚才上床睡觉，以免打扰到妻子，结果却吃惊地发现她还醒着，迎接他的是责备的目光。 在此我们不必去想象所有这类众所周知的情形。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只是女人的小把戏，因为许多男人也有类似的倾向。我们只想表明，要求得到特殊关爱这一诉求有时候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我们这个病例中，会出现以下情形：如果有时候丈夫必须晚上外出，妻子会跟他说，因为他很少出入社交场合，所以他不应该回家太早。虽然她说这话的时候语调是玩笑式的，但是认真的。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否定了我们之前的印象，但是进一步观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出这之间的联系。做妻子的很聪明，没有表现出对丈夫管束过严的样子。从外表上来看，她妩媚迷人，性格上也没有什么缺点，只是她的心理活动令我们很感兴趣。她对丈夫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在于，那是妻子发出的最后通牒。现在既然她已经批准了，准许他在外面待到很晚，然而如果他出于个人理由而真的离开，她会感觉深受伤害、备受冷落。她的话给整个局面蒙上了一层面纱。她成了发号施令者，而她的丈夫，虽然只是在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却要根据妻子的愿望和意志行事。 永远保持自己在自己的小环境中的中心地位，这种冲动一直驱策着她。当她必须找一个新女佣时，她异常激动。她在担心自己是否能像控制以前那位女佣一样控制这个新佣人。 现在，让我们将这种对特殊温情的渴求和我们新得出的印象，即这位女士只有在自己能发号施令时，才能忍受某种情形，联系到一起来看看。我们突然意识到，在这一生中，不做第二把手、永远维护自己的控制地位、绝不让任何责备将她从自己的安全港湾中挤出、永远保持自己在自己的小环境中的中心地位，这种冲动一直驱策着她。我们会在她所处的每一种情形中发现这一点。比如，当她必须找一个新女佣时，她异常激动。很明显，她在担心自己是否能像控制以前那位女佣一样控制这个新佣人。同样地，当她打算离开家出去散步时，她要离开这个绝对受她控制的地带，进入这个世界中，走到大街上去，突然，一切都不受她控制了。在这里，她必须避开每一辆汽车，她实际上在这里扮演着一个非常顺从的角色。一旦理解了她在家里实施的专制，她紧张的缘由和意图就非常清楚了。 这些性格特征也许常常会以如此令人愉悦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至于乍看之下我们根本想不到这个人正在经受折磨。另外，这种折磨有时候会达到极高的程度。想象一下这种紧张经过夸张、放大后的情形吧。有些人害怕乘坐公共汽车，因为在公共汽车上，他们不再是自己意志的主人，有时候这种害怕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们到最后根本不能离开自己的家。 对这个病例进行进一步考察，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那就是童年印记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我们无法否认，这位女士，从她自己的立场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人的心向，以及他的全部生活，都以闻所未闻的强度指向获取温暖、尊重、荣誉以及温情，那么表现出一副总是负荷过重、筋疲力尽的样子也不失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好办法。没有其他办法能使她总是避开批评，同时还能强迫周围的人对她温柔以待，并避开一切可能会对摇摆不定的精神平静产生干扰的事物。 如果再往前追溯这位病人的生活历程，我们就会发现，甚至在上学期间，每当不会做家庭作业时，她都会变得特别激动，就会以这种方式逼迫她的老师对她温和相待。关于这一点，她补充说，她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下面是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跟她的弟弟总是争斗不断。因为在她看来，弟弟总是受偏爱的那个。她特别生气的是，大家总是更关注弟弟的学业，而对她的学业成就（她原本是个好学生）却漠然视之。最后她再也受不了了，开始不停地抱怨为什么她的成绩得不到同等的重视。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小姑娘在努力争取平等，从童年早期开始，她已经有了自卑感，她一直试图克服它。她在学校所做的补偿是成为一名差生。她尝试通过糟糕的学习成绩单压倒弟弟！这不是什么高尚的做法，但是她幼稚地认为这么做合情合理，因为这样的话她父母的注意力就会更多地转移到她身上。她的一些小伎俩一定是有意为之，因为她非常清楚地表明，她想成为一名坏学生！ 然而，她的父母并没有为她的成绩差而表现出一丁点的苦恼。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她的学习突然有了显著提高，因为现在她的小妹妹以一种新角色登场了！这个妹妹成绩也不好，但是她母亲表现出了跟对她弟弟一样的强烈的担忧。这其中的特殊原因在于，这位病人只是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她的妹妹是品行成绩不好。因此，妹妹能够轻易地吸引母亲的注意力，因为跟单单是学习成绩差相比，品行成绩差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这种情况更为紧急，父母不得不对其投入更多关注。 争取平等的战斗就这样暂时失败了。但争取平等的斗争失利绝不意味着永久的和平。没有哪个人能忍受这种状况。从此之后，我们将不断地发现促成她性格形成的新倾向和活动。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她的小题大做、她的始终慌张匆忙、她想要证明自己饱受压力的愿望了。原本这一切都是做给她母亲看的，她想迫使她父母像关注弟弟妹妹那样关注她；同时，这也是对她父母的一种责备，责怪他们对她比对其他孩子差。那是当时形成的基本态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们甚至还可以继续往前追溯她的生活经历。童年中有一件事她记得特别清楚，她想用一块木头去打刚出生的弟弟，由于她母亲的小心谨慎，她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当时她三岁。这个小小的女孩发现（甚至在那个时候），她之所以被忽略、不受重视，只是因为她是个女孩。她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无数次地表达想要成为男孩的愿望。弟弟的出生不仅使她失去了家庭的温暖，而且还让她感到特别受辱，因为作为一个男孩，他的待遇比她曾经受过的待遇要好得多。在努力补偿这种缺陷的过程中，她偶然发现了一种方法，那就是始终表现出不堪重负的样子。 我们现在来对一个梦进行一番解析，从而看看这种行为模式在她的灵魂深处扎根有多深。这位女士梦见，她在家里跟她的丈夫交谈，但是她的丈夫看起来不像男人，倒像个女人。这个细节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她用以处理自己所有经历和人际关系的模式。这个梦意味着，她在丈夫那里找到了平等。他不再是如她弟弟那样的男性统治者，他已经像个女人了。他们之间没有地位上的高低之别。在她的梦里，她实现了自童年时期一直梦想的一切。 我们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将一个人精神生活中的两个点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发现了她的生活方式、她的生活曲线以及她的行为模式。从这种发现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统一的印象，这个统一的印象可以总结如下：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通过友好手段努力获得控制地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