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性别

第七章　性别 两性差异和劳动分工 从先前的考察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两种大的倾向控制着人的一切精神现象。这两种倾向，即社会感以及个体对权力和支配地位的争取，影响着所有的人类活动，并影响着每个个体在争取安全感过程中的态度，影响着他在实现人生三大挑战——爱、工作以及社会过程中的态度。如果我们想理解人类精神，我们就不得不对人的精神现象做出判断的时候，使自己习惯于研究这两个因素之间的量的关系和质的关系。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逻辑，并因此决定着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服从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是维持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每个人在某时或者某地都必须尽本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能尽本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的人、否认社会生活价值的人，会成为一个反社会的存在，会放弃他在人类中的伙伴关系。这种类型的简单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己主义者、捣乱分子、以自我为中心者，以及令人厌烦的人。再复杂一点的例子是古怪的人、流浪汉以及罪犯。公众对这些性格特征的谴责源于对其本源的理解，源于一种直观判断：它们与社会生活的要求不能兼容。因此，任何人的价值，都取决于他对他人的态度，取决于他在社会生活所要求的劳动分工中的参与程度。他对这种社会生活的肯定会使他对于别人而言变得重要，会使他成为黏合社会巨大链条中的一环。这个链条我们决不能打破，一旦打破，则人类社会就会被打破。一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他在人类社会总生产位置。这条简单的真理上笼罩着太多的迷雾，因为对权力的追求和对支配权的渴求将错误的价值观引入了正常的社会分工中。这种对支配权的争取已经扰乱并阻碍了整个社会生产，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错误的评判人类价值的依据。 个体由于拒绝适应他们必须填补的位置而扰乱了这种劳动分工。而且，有些个体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阻碍社会生活和社会工作，这些人的错误野心和权力欲望会给社会带来麻烦。同样地，社会中的阶级差别还会导致纠纷。个人权力或经济利益也影响着劳动分工，好的位置被留给某些特定阶层的人，即那些更有权力的人，而其他社会阶层中的人则被排除在外。对社会机构中许多因素的认识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劳动分工一直以来不能顺利进行。不断干扰这种分工的力量使一些人拥有了特权，而另一些人则被奴役。 人类中的两性差异决定了另一种劳动分工。女性，由于身体素质的原因，被排除在一些特定的活动之外，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工作是男性不用做的，因为男性可以更好地做其他工作。这种劳动分工本来应该建立在完全公正的标准之上，而且所有的女性解放运动，只要还没有在激烈的冲突中失去理性，都会承认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劳动分工绝不是要剥夺女性的本性，也不是要扰乱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自然关系。每个人都会得到最适合自己的劳动分工机会。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劳动分工已经非常成形，女性已经承担了这个世界上的某一部分工作（而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女性来做的话，也可能由男性来做），作为交换，男性就站在了能使自己的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的位置。只要工作能力没有被误用，只要体力和脑力没有被用来产生不良后果，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劳动分工没有意义。 男性在现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由于文化朝个人权力方向发展，尤其是在某些个体和社会中的某些阶层——这些人想为自己攫取特权——的努力下，劳动分工已经流入独特的“航道”，影响着我们的整个文明。男性在当今文化中的重要性被极大强调了。劳动分工使得男性这个特权群体的某些利益有了保证，这是由于他们在劳动分工中具有对女性的支配权所致。因此，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获得了种种优势，并操纵女性的活动，从而使舒适的生活方式始终属于男性，而那些分配给女性的活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躲过。 目前的状况是，男性一直在努力想要控制女性，而女性则相应地不满于被男性控制。由于这两个性别之间联系非常紧密，所以非常容易理解的是这种持续的紧张会导致心理上的不和谐，甚至严重的心神不宁，而这必然会给两种性别的人都带来极大的痛苦。 我们所有的制度、传统态度、法律、道德以及习俗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切都是享有特权的男性为了得到男性支配地位这种荣耀而确定并维护下来的。这些制度已经深入到了托儿所，对儿童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孩子不需要对这些关系有多深刻的理解，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孩子的情感生活受到了这些关系的极大影响。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子对于让他穿女孩子的衣服这个要求做出的反应是大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大可以对这种态度进行研究。一旦任由男孩对权力的渴望达到一定程度，你就一定会发现他对身为男士的特权表现出的偏好。他认识到，这些特权可以保证他在任何地方都享有优势地位。我们已经提过这个事实，即我们现今的家庭教育太过于重视对权力的追求。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维护和夸大男性特权的倾向，因为家庭中象征权力的人通常都是父亲。比起母亲的一直陪伴，父亲的神秘来去更能引起孩子的兴趣。孩子会很快认识到父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注意到父亲如何统领全家，如何做各种安排，以及如何走到哪里都是一家之长。他看到，家里的所有成员都服从父亲的命令，他还看到，母亲要征求父亲的意见。从各个角度来看，他的父亲都似乎是强大有力的那一方。对有些孩子来说，父亲就是一个标杆，他们相信，父亲所说的一切都一定是神圣的；在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时，会说到他们的父亲曾这样说过。即便有时候父亲的影响似乎并不那么明显，孩子也知道父亲的支配地位，因为整个家庭的担子似乎都落在父亲身上，而事实上，正是劳动分工使得家庭中的父亲在家庭中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 就男性支配权的起源历史而言，我们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现象并不是自然产生的，无数的法律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些法律很有必要，它们合法地保证了男性的支配权。这些法律还表明，在男性支配权没有被法律强制执行之前，一定还存在过男性特权不那么确定无疑的时期。历史证明，这样的时期在母系氏族时期确实存在过，在那个时期，母亲，即女性，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儿童而言。在那时，氏族中的每个男性都责无旁贷地尊重母亲的至尊地位。某些风俗和习惯用语中至今还受着这种古老制度的影响。比如，将陌生男子介绍给儿童的时候所用的称呼“叔叔”或“堂兄”。从母系氏族到男性支配一切，这之间的转换过程中一定经历过一场恶战。那些认为自己的特权和优势取决于自然的男人，在得知男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这些优势，而是在经过了斗争之后才得到时，肯定会惊讶万分。与男性的胜利同时而来的是女性的屈服，这一点尤为清楚地体现在法律的建立过程中——法律就是这个漫长的屈服过程的明证。 男性的支配地位并非天然而来。有证据表明，这主要是原始部落之间不断征战的结果。 男性的支配地位并非天然而来。有证据表明，这主要是原始部落之间不断征战的结果。在连续征战的过程中，男性作为战士扮演着更为突出的角色，并最终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利用自己新获得的优势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与这种发展同时并进的是财产权和继承权的确立，这两种权利构成了男性支配权的基础，男性最终成了财产的占有者和所有者。 不过，成长中的儿童无须阅读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尽管他对这些考古学资料一无所知，然而他会感觉到，男性是家庭中享有特权的成员。即使颇有见识的父亲和母亲有意忽略我们从古老年代中继承下来的特权，赞成男女之间更大程度的平等，孩子也还是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很难使孩子明白，承担家务责任的母亲跟父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一个小男孩，从人生伊始就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男性特权。想象一下，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出生那天起，他就比女孩子更受欢迎。众所周知而且常常发生的事情是，父母更喜欢生男孩。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中，男孩都能感觉到，作为与父亲最为相像的人，自己享有特权，更受重视。旁人随意对他说的话，或者他偶然听到的话，都时时在提醒他注意这个事实：男性角色（比女性角色）更为重要。 另一个能让他看到男性支配地位的现象是，家里的杂务一般都是由女性佣人来做。然后最终强化他这种看法的事实是，他环境中的女性压根就不相信自己与男性之间的平等。所有女性在结婚之前都应该对自己的未来丈夫提出的重要问题是：“你对男性的支配权，尤其是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持什么态度？”这个问题通常得不到回答。我们发现有些女性表现出了对平等的追求，而有些女性则表现出了对平等的不同程度的放弃。相比之下，我们会看到家庭中的父亲从儿童时期就坚信，作为一个男人，他要扮演的是更为重要的角色。他将这种坚定的信仰视作自己的绝对义务，他只对那些支持男性特权的生活和社会挑战做出反应。 孩子经历了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一切情形。他从中得到的是无数个关于女性本性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女性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扮演着一个可悲的角色。这样，这个男孩子的成长就具有了一种鲜明的男性色彩。在奋力争取权力时，他所认为的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都是男性特质和男性姿态。从这些权力关系中产生了一种典型的男性美德，这种美德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它的起源。某些性格特征被认为是男性的，而另一些则被认为是女性的，尽管没有证据能证明这种评估的合理性。纵然拿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心理状态做了比较，并似乎找到了支持这种分类的依据，但是我们讨论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在描述个体的表现，这些个体已经被导入了非常特定的渠道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已经被特定的权力概念缩小了范围。这些权力概念已经用强力向他们指出了他们必须往哪里发展。“男性气概的”和“女性气质的”这两种性格特征区分毫无道理可言。我们将看到，这两种性格特征都可以被用来实现对权力的追求。换句话说，个体可以用所谓的“女性”特征，比如顺从和谦恭，来表现权力。顺从的儿童占据的优势是，有时候他可以利用这一点比不顺从的孩子得到更多关注，虽然无论是顺从还是不顺从，其中都存在着对权力的追求。由于对权力的追求表达形式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往往难以对精神生活有透彻的了解。 随着男孩子渐渐长大，他的男性身份成了一种重要职责，他的抱负，即他对权力和优越地位的追求，都无可争议地与身为男性的职责联系和等同起来。 随着男孩子渐渐长大，他的男性身份成了一种重要职责，他的抱负，即他对权力和优越地位的追求，都无可争议地与身为男性的职责联系和等同起来。对许多渴望权力的孩子来说，仅仅意识到自己是男性还不够，他们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男人，因此他们必须拥有特权。为了实现这一点，一方面，他们通过努力力求超过别人，借此衡量自己的男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们也许会尽一切可能在身边的女性世界中横行霸道以达到目的。根据他们所遇到的抵抗程度，这些男孩子会要么用顽固和反叛，要么用诡计和狡诈，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由于对每个人的衡量都是依据特权男性的标准进行的，所以难怪人们会将这个标准放在男孩子面前。他最终会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观察并询问自己的活动是否有足够的“男子气概”，询问自己是否“完全是个男人”。现今我们所认为的“男子气概”是一种常识。最重要的是，它不过是一种自私自利，满足了人的自恋心理，使人产生一种优于他人和支配他人的感觉，这一切都是在貌似很“活跃”的性格特征的辅助下实现的，比如勇气、力量、责任、赢得各种胜利（尤其是对女性的胜利），获得地位、荣誉、头衔，以及这种愿望——希望自己变得冷硬以对抗所谓“女性”倾向，等等。为了获得个人优势，人们不停地进行着争斗，因为处于支配地位被认为是有“男子”气概的一种表现。 这样，每个男孩都会培养起他在成年男性，尤其是他的父亲身上看到的性格特征。我们可以在我们社会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对这种由人为原因造成的宏伟错觉进行追踪。在小小年纪的时候，男孩子就被敦促着要为自己争取权力和特权。这就是所谓的“男子气概”。在糟糕的情况下，这会退化变成众所周知的粗鲁和野蛮表现。 在以上种种情况下，身为男人所具备的优势非常具有诱惑力。因此，当我们看到许多女孩子坚守着某种男子气概典范，将其作为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或评判自己行为的标准时，不要吃惊。这种典范可能是某种行为、某种外表。似乎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每个女人都想成为男人！我们尤其会发现这类女孩子，她们不可遏制地想要在因为男女体格差异因而更适合男孩子的游戏或活动中有出色表现。她们爬树，跟男孩子而不是跟女孩子玩，并逃避一切“女人气”的活动，将其视为一件令人羞耻的事儿。她们只能在有男子气的活动中才能得到满足。当我们明白了对优势地位的追求更多地与事物的象征意味而非生活活动有关时，对男子气概的偏好使得这一切现象都可以理解了。 所谓的女性低劣 在为自己的支配权辩护时，男性往往不仅坚称自己的地位源自天然，而且会说自己的支配地位源于女性的低劣。这种关于女性低劣的概念传播如此之广，以至于它似乎成了所有民族的共同认知。与这种偏见相连的是男性的某种不安，这种不安很可能来源于对抗母系氏族制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女人是男人焦虑的切实根源。我们在文学和历史中经常看到这种暗示。一位拉丁作家写道“女人使男人感到困惑”。在神学中，女人是否有灵魂是经常被争论的问题。与女人是不是人这个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也有人写。持续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迫害女巫和烧死女巫事件也见证着这些令人遗憾的错误，见证着那个被人遗忘的时代里关于这个问题所存在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困惑。 女人常常被视为罪恶之源，这在《圣经》的原罪概念和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都可以看到。海伦的故事表明，一个女人可以使整个民族陷入不幸。各个时代的传奇故事和神话故事中都包含着对女人的道德低下、女人的邪恶、女人的谎言、女人的背叛以及女人的变化无常的描述。“女人般的愚蠢”在法律案件中甚至被用来作为论据。与这些偏见相一致的是对女人的才能、勤奋和能力的贬低。一切文学、各个民族的修辞比喻、趣闻轶事、格言以及笑话中都充斥着贬低女性的言论。女人被指斥为心怀恶意、狭隘小气、愚不可及等。 为了证明女人的低劣，人们有时候言辞尖刻。如斯特林堡（Strindberg）、莫比乌斯（Moebius）、叔本华（Schopenhauer）以及魏宁格（Weininger）这样的男性都持有这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数量还因为一批为数不少的女人的加入而不断增加，这些女人由于自身的顺从而认为女性的确低劣。对女人和女人的劳动的贬低还表现在以下这个事实中：无论男人与女人的工作价值是否一样，女性的薪酬总低于男性的薪酬。 在对智力和天资测试结果做一番比较之后，我们实际上发现，在某些特定的学科上，比如数学，男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天分，而女孩子则在其他学科（比如语言）上，更有天分。男孩子事实上确实在那些能够训练他们、使他们适合男性职业的学科上比女孩子表现出了更大的天分，但这种更大的天分不过是表面现象。如果对女孩子的状况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就会了解关于女性能力较差的说法明显是无稽之谈。 女孩子每天都会听到“女性不如男性有能力，女性只适合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这样的言论。 女孩子每天都会听到“女性不如男性有能力，女性只适合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这样的言论。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女孩子会深信女性的命运悲苦而且不可改变，并且由于童年时期缺乏训练，她迟早会相信自己的无能。在这样气馁的情况下，就算真的有“适合男性”的职业出现在面前，女孩子也会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结论对待这些职业，她会觉得自己对它们缺乏必要的兴趣。而即使她有这样的兴趣，她也会很快失去兴趣，从而，她既缺乏外在准备，也缺乏内在准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无能的证据似乎非常确凿。关于这一点，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常常从纯粹的职业角度或者从片面和纯粹自我的角度对人的价值进行评判，这个事实加剧了这种错误。带着这种偏见，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人的表现和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与精神的发展相一致。这就将我们引向了第二个主要因素，所谓女性低能的谬论也许就缘于这一点。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女孩一来到这个世界上，耳边充斥的就是对女性的论调，这种论调的用意就是使她不相信自身的价值，粉碎她的自信心，毁掉她想要做点有价值的事情的希望。如果这种偏见不断被强化，如果一个女孩不断地看到女性卑躬屈膝的样子，那么不难理解，她会失去勇气，会不能直面自己的责任，不能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这样一来，她就真的无用且无能了！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对待一个人：摧毁他在社交中的自尊，使他放弃成就任何事情的希望，灭掉他的勇气，然后发现他真的不会成就任何事，那么我们真的不敢坚持说我们的判断没错，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正是我们导致了他的一切痛苦！ 在我们的文明中，女孩子很容易失去勇气和自信，然而事实上，某些智力测试证明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那就是，有一组女孩，年龄在14～18岁，比其他各组受测人员，其中包括男孩子，表现出了更高的天分和更大的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些女孩都来自这样的家庭：她们的母亲要么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要么至少是家里主要的赚钱养家人。这意味着，这些女孩所处的家庭氛围里，关于女性不如男人能干的偏见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就是轻微程度的偏见。她们可以亲眼看到她们的母亲的勤劳怎样得到了回报，于是她们发展得更自由、更独立，那些不可避免地与女性低能联系在一起的阻力完全没有影响到她们。 进一步反驳这种偏见的论据是，有为数不少的女性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成就，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手工艺和医学领域，她们的成就如此非凡，完全可以和男性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比肩媲美。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男性不仅一事无成而且能力低下，以至于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同样多的证据（当然都是谬误的）来证明男性是多么低劣的性别。 关于女性低劣的偏见带来的其中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根据一种图式对各种观念进行严格的划分和归类：“男性”就意味着有价值、强大、成功、有能力，而“女性”就与顺从、卑贱和附属性等同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我们的文明中，一切值得赞美的事物都带着一种“男性”色彩，而一切不那么具有价值或确切来说卑劣的事物都被指定为“女性”专属。我们都知道，对男人的最大侮辱莫过于说他们像个女的，而如果我们说某个女孩像个男的，却不一定意味着侮辱。在谈到女性时，语调总是降低的、减弱的，于是与女性有关联的一切事物都显得低劣起来。 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那些似乎能为“女人是低劣的”这种站不住脚的论点提供证据的性格特征，经证实不过是女性精神发展受限的一种表现而已。我们并不是主张，我们可以将每个孩子都变成所谓的“有天分”儿童，但是我们总能把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天分”的成人。所幸的是，我们从未这样做过。然而，我们却知道，其他人在这方面做得太成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容易理解的是，女孩比男孩更经常地被这种命运压倒。我们经常有机会看到这些“没有天分”的儿童突然变得天资超群，我们也许不得不说这是个奇迹！ 背弃女性特质 做一个男人所具有的明显优势给女性的精神发展带来了干扰，结果是女性几乎普遍不满意自己的女性身份。女性的精神生活与那些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有着强烈自卑感的人的精神生活有着同样的运动路线，受着同样的运动规则的制约。所谓的女性低劣偏见更为其增添了一份复杂。就算相当数量的女孩都找到了某种补偿，她们也应将这归功于她们性格的发展、智力，以及有时候归功于她们获得的某些特权。这只表明了，一个错误也许会引起另一个错误。这些特权是特赦权、义务免除权以及奢侈品，这给人一种处于优势的假象，因为它们假装出非常尊重女性的样子。这其中也许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成分，但是最终这种理想主义始终都是个理想，是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设计出来的。乔·桑（George Sand）曾一针见血地对此做过描述：“女人的美德是男人的一个完美发明。” 一般来说，在反抗女性角色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将女性归为两种。一种是前面已经说明的：朝着积极的、“男性化的”方向发展的女孩。她们精力特别充沛，雄心勃勃，不断地为了生活中值得追求的东西奋斗。她们试图超越自己的兄弟，超越男性，首选那些通常被认为属于男性特权的活动，对体育运动以及类似的活动感兴趣。她们常常逃避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如果进入了婚姻，她们可能会由于竭力要压丈夫一头而搅得婚姻不宁！她们可能会对所有的家务事都极其厌恶。她们可能会直接表达出自己的厌恶，或者否认自己有做家务的天分，并不断地拿出证据试图证明自己在做家务方面没有天分，从而间接地表达自己的厌恶。 这类女性试图用“男性化的”反应来补偿男性倾向给她带来的不幸。这种对女性气质的防范姿态是她的身心基础。她被称为“假小子”“男人气”的女人，等等。然而，这些称谓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之上。有许多人都认为，这样的女孩身上有一定的先天因素，有某种“男性”物质或分泌物，这些物质或分泌物使她们表现出了“男性化”的姿态。然而，整个文明历史向我们表明，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以及她必须忍受的压制，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它们总会引起反抗。如果这种反抗现在以我们所谓的“男性化”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原因仅仅在于，世上只有两种可能的性别。对女性角色的背弃因此只能以“男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反之亦然。这种事情的发生并不是什么神秘分泌物造成的结果，而是因为在既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没有其他可能性存在。我们绝不能忽略了女孩子在精神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只要我们不能保证每位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绝对平等，我们就不能要求她与生活、与我们文明中的事实以及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解。 第二种类型的女性终其一生都是一种逆来顺受的姿态，她们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顺从和谦恭。她们似乎能适应任何地方，到哪儿都能生根，然而她们却表现得极其笨拙和无助，以至于不会有什么作为！她们也许会有神经性症状，这使她们显得更加柔弱，从而使人觉得需要照顾她们；她们还借此清楚地表明，她们所受的培养、她们的荒度人生，常常伴着神经病症，使她们完全不适应社会生活。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是不幸的是，她们体弱多病，不能令人满意地迎接任何生存挑战。她们一直都不能令周围的人满意。她们的顺从、谦卑、自我压抑，都和第一种类型中的姊妹一样，建立在同样的反抗基础之上，这种反抗清楚地表达出这个意思：“我过得一点都不快乐！” 还有第三种女性，她们并不抵抗自己的女性角色，但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注定是一种低劣的存在，注定要在生活中扮演从属的角色。她们对女人的低劣深信不疑，正如她们深信的，只有男人才有责任做生活中值得做的事情。因此，她们认可男性的特权地位。这样，她们加入了为男人唱赞歌的合唱团中，赞美男人是实干家、成功者，并要求给予男人特殊地位。她们清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柔弱感，仿佛想让他人承认自己的柔弱，仿佛她们因此需要额外的帮助。但是这种姿态只是长期准备的反抗的开端。她们会报复般地用一句大致意思为“只有男人才能做这些事情！”这样漫不经心的口头禅将婚姻中的所有责任都推到丈夫身上。 虽然女性被认为是低劣一族，然而教育的责任却大半都委派给了她们。现在，让我们来就这项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对这三类女性做个描述。在这个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更清楚地区分这三种女人。第一种类型中的女人，即“男性化”的女人，对孩子比较专横，喜欢惩罚孩子，因此会给孩子施加极大的压力，对此这些孩子当然会试图逃避。如果这种教育能产生什么效果的话，可能最好结果就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军事训练。孩子通常会觉得，这种母亲是非常糟糕的教育者。她们的大嗓门、她们大惊小怪的样子，总是没有效果，而且还会带来危险：女孩子将会被煽动去模仿她们，男孩子则会终其一生处在惊恐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曾在这样的母亲的控制之下的男人，尽一切可能逃避女人，好像痛苦已经深入其心，无法对任何女人有任何信任。这导致的结果是两性之间的隔离和疏远。我们能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异常，虽然有些调查者仍在说什么“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的错误分配。” 另外两种女人作为教育者也同样无益。她们也许会如此怀疑自己，所以孩子会很快发现她们缺乏自信心，并且会超越她们。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会继续努力，唠叨训斥，并威胁要去告诉孩子的父亲。但她求助于一个男性教育者的事实再次暴露了她自信心的不足，表明她并不相信自己的教育活动会取得成功。她逃离教育前线，仿佛她的责任就是要证明自己观点，即只有男人才有能力教育孩子，因此，在教育孩子上男人不可或缺！这样的女性也许只会逃避所有的教育努力，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丈夫和女家庭教师，因为她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获得成功。 对女性角色的不满在一些用所谓的“更高级”理由逃避生活的女孩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修女，或者其他从事独身职业的女性就是很恰当的例子。她们用这种姿态清楚地表明，她们与自己的女性角色不能和平相处。同样地，许多女孩早早就开始工作，因为这种与职业相联系的独立性对她们似乎是一种保护，保护她们免受必须结婚的威胁。在这里，这样做的动力仍然是对承担女性角色的厌恶。 许多女孩早早就开始工作，因为这种与职业相联系的独立性对她们似乎是一种保护，保护她们免受必须结婚的威胁。这样做的动力仍然是对承担女性角色的厌恶。 在我们可以认为女性自动地承担了女性角色的婚姻中，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知道，婚姻并不一定表明，女孩和她的女性角色达成了和解。一个36岁的女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她来看医生，说自己有各种病症。她是家里的老大，她的父亲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而她的母亲则是一个非常有控制欲的女人。她的母亲非常年轻美丽，却嫁给了一个老头，这个事实使我们猜想，在这对父母的婚姻中，对女性角色的厌恶一定曾在其中起着部分作用。结果发现，这对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母亲吵吵嚷嚷地要管家，并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贯彻自己的意志，而不管别人高兴还是不高兴。老父亲时常被逼入困境。这位女儿讲述说，她母亲甚至不让她父亲躺在沙发上休息。她母亲的一切活动都在于坚持实施某种她认为可取的“家政原则”。这些原则是这个家中的绝对法律。 我们这位病人渐渐长成了一个能干的孩子。另外，她母亲对她从来没有满意过，总是与她为敌。后来，她母亲又生了一个男孩，母亲对她的这个弟弟格外宠爱，母女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这个小女孩知道，自己在父亲那里可以得到支持，她的父亲虽然在其他任何事情方面都特别谦恭退让，却会在女儿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奋起维护。由是她开始发自内心地痛恨母亲。 在这种棘手的冲突中，母亲的洁癖成了女儿最喜欢的攻击点。母亲如此执着于干净，以至于女仆在碰了门把手之后必须得把门把手擦拭一遍。这个孩子却穿得又脏又破在家里到处乱走，并且只要逮住机会就把家里弄得又脏又乱，她从中得到了一种特殊的愉悦。 她所形成的这些性格特征与她母亲所期望的正好相反。这个事实非常清楚地反驳了性格来自遗传的观点。如果一个孩子只形成了那些一定会把她母亲气个半死的性格特征，那么其中必然有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计划在里面。这对母女之间的仇恨一直持续到现在，简直难以想象还会有比这更激烈的战况。 这个小姑娘8岁时，家里的局面是这样的：父亲永远站在女儿这一边，她的母亲则板着一张尖酸的脸在家里晃来晃去，说一些尖刻的话，强制性地实施她的“统治法则”，并训斥她的女儿。心怀怨恨而好斗成性的小姑娘则用异乎寻常的讽刺挖苦维护自己，破坏母亲的行动。使局面更为复杂的是她弟弟的心脏瓣膜病。弟弟一直是她母亲的最爱，是一个备受娇纵的孩子。他利用自己的病紧紧地抓住母亲的注意力，甚至到了更强烈的地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父母亲在对待孩子方面一直处于对立状态。这个小女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 随后，她觉得自己患了一种没有人可以解释的神经病症。她的病在于，她针对自己母亲的那些邪恶念头一直折磨着她，结果是她觉得自己的所有活动都受到了阻碍。最后她突然深深地迷上了宗教，然而这并没有使她好过一点。过了一段时间，这些罪恶的念头消失了。这要归功于一些药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虽然更有可能是因为她母亲被迫转为守势这一点。但是这种神经病症带来的一种后遗症是，她极其害怕雷声和闪电。 这个小女孩相信，雷声和闪电之所以出现，完全是因为她的恶念，而且她总有一天会被雷劈电击，因为她有如此邪恶的念头。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孩子在那时试图摆脱自己对母亲的仇恨。这个孩子继续长大，光明的未来似乎在向她招手。一位老师说：“这个小姑娘能做到她想做的一切事情！”这句话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话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对这个女孩来说，这些话意味着，“如果我愿意，我能够成就任何事情。”紧跟在这种意识之后的是，对她、对自己母亲的更激烈的对抗。 青春期来了，她出落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她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龄，追求者甚众。然而由于她说话特别尖刻，许多建立关系的机会都被破坏了。只有一个男人让她有种被吸引的感觉，那是一位住在附近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大家都担心她某一天会嫁给他。但是这个男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搬走了，而这个女孩子依然留在这里，直到她26岁，也没有一个求婚者。在她的那个圈子里，这件事尽人皆知，然而没有谁能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没有人了解她过去的经历。由于从童年时期起她就与自己的母亲一直处于激烈的战争状态，所以她特别爱与人争论。挑起战争，她就胜了。她母亲的行为不断地激怒她，使她不断地寻找新的胜利。激烈的唇枪舌剑就是她最大的快乐；她的自负在其中展露无遗。她的“男性化”姿态也同样表露了出来，因为她渴望唇枪舌剑，只有在这样的唇枪舌剑中，她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26岁那年，她结识了一位非常体面可敬的男士，这个人并没有被她的好战性格吓退，他非常热切地追求她。他在她面前表现得非常谦恭顺从。她的亲戚向她施加压力，要她嫁给他。她不得不一再向他们解释，说他令她感到很不愉快，她因此不可能考虑跟他结婚。如果我们了解她的性格的话，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但是经过两年的抗拒之后，她最终接受了他，深信他已经成了自己的奴隶，相信自己可以对他为所欲为。她暗中希望，这个人能成为父亲的翻版，会随时向她屈服让步。 她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在结婚几天之后，她的丈夫已经开始吸着烟斗，舒服地坐在房间里看报纸了。在早上的时候他离开家去自己的办公室，下班后准备到家吃饭，而如果饭菜还没有准备好，他还会嘟囔几句。他要求她干净、温柔、准时，还有其他各种她不愿意去完成的不合理要求。她的婚姻关系与她跟自己父亲之间的关系毫无相似之处。她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她要求的越多，她丈夫就越少答应她的要求，而他越向她指出她的家庭责任，她就越少做家务。她每天一有机会就提醒他，他没有权力向她提出各种要求，同时她还明确地告诉他，她不喜欢他。这对他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他继续无动于衷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使她对未来非常不看好。沉醉在忘我的兴奋中时，这个正直而顺从的男人曾对她百般追求，然而一旦拥有了她，那种兴奋就烟消云散了。 她生了孩子后，他们之间的不和谐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她被迫承担了一些新的职责。与此同时，她与自己母亲之间的关系，也由于后者积极地维护女婿而日益恶化。不断发生的战争使她的家里充满了火药味，所以也就难怪她的丈夫有时会表现得很粗暴，对她也缺乏关爱。有时候这位女士的抱怨确实没错。她丈夫出现这种行为是她的不可接近带来的直接后果，而她的不可接近又是由于她对自己的女性角色无法达成和解导致的结果。她原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扮演女皇的角色，以为自己可以悠然地生活，身边跟着一个可以满足自己所有愿望的奴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对她而言才是可能的。 她现在该怎么办呢？难道她要和丈夫离婚，然后回到自己母亲身边，宣布自己的失败？她没有能力过独立的生活，因为她从来不曾为此做过准备。离婚将是对她的骄傲和自大的一种侮辱。对她来说，生活是很痛苦的。一边是丈夫的批评，一边是手持“武器”的母亲，喋喋不休地要她保持干净和整洁。 突然之间，她也变得干净而整洁了！她天天又是洗又是擦又是打扫，好像终于幡然领悟，接受了母亲这么多年来往她耳朵里灌输的教导。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她倒垃圾，擦写字台、陈列柜和壁橱，她母亲一定会喜笑颜开，她丈夫也一定为这一突然变化感到高兴。但是她把这些事情做得太过了。她一直洗一直擦，直到家里没有一件没擦过的物件。她的热情表现得如此明显，每个人对她而言都是一种打扰。反过来，她的这种热情也干扰了其他所有人。如果她洗的某件东西被别人碰了，她就会再洗一遍，而且只能由她自己洗。 从这种持续不断的洗刷和清扫中表现出来的病态是存在于一些女性身上的一种不寻常而又时常发生的事情。这些女性对抗自己的女性气质，她们以这种方式展示自己爱清洁的美德，从而抬高自己，使自己优于那些不这么频繁地洗刷的人。无意识中她们做出的这种种努力的目的仅在于“引爆”整个家庭。没有哪个家庭比这类女人的家庭更无序。她们的目标不是干净，而是想引起整个家庭的崩溃。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与女性角色之间的和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我们的病人没有女性朋友，跟谁都相处不来，也不知道体谅别人，这一切与我们可能预料到的她的生活模式正好吻合。 将来，我们有必要发展出更好的方法来教育女孩子，让她们更好地做好准备，与生活和解。有时候，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实现与生活之间的和解，比如在这个例子中。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女人低劣的看法被法律和传统维护着，虽然任何真正有心理洞察力的人都会否认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提防着，识别和抵制社会在这方面以各种方式出现的错误行为。我们必须加入这场斗争，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女性有某种病态的夸大的尊重，而是因为当前这种错误的态度否定了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合理性。 我们有必要发展出更好的方法来教育女孩子，让她们更好地做好准备，与生活和解。我们必须时刻提防着，识别和抵制社会在这方面以各种方式出现的错误行为。 让我们借这个机会讨论一下另一种常被用来贬低女性的关系：所谓的“危险年龄”，即女人50岁左右这个时期，与这个时期同时出现的是某些性格特征的格外凸显。身体上的变化向处在绝经期的女人暗示，痛苦的日子已经来临，她将永远失去她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辛苦建立起来的那点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她将加倍努力来寻求任何能帮助她维护自己地位的手段，她的地位比以前更加不稳定了。我们的文明在这种原则的支配之下：当前的表现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每个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性，在这个时期都会遇到障碍。这种对上了年纪的女性的伤害（完全否定她的价值）也影响着每个人，因为在壮年时期我们不可能一天天地单独计算自己的价值。一个人在盛年时所成就的一切，就算在他的力量和行动减退的时期，也仍然必须归功于他。仅仅因为他老了，就将他完全排除在社会精神和物质关系之外，这样做是不对的。就女性而言，这样做其实就是一种贬低和奴役。想象一下上面的“清除器”女孩在设想自己未来中的这个时期时的焦虑心情吧。女性特质并没有在50岁这年消失。一个人的荣誉和价值会超越年龄继续存在。这一点必须得到保证。 两性间的紧张状态 所有这些不幸的基础都建立在我们文明的错误之上。如果我们的文明被打上了偏见的烙印，那么这种偏见会深入并触及这一文明的方方面面，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女性低劣的谬论，以及其必然的推论——男性优越之谬论，不断地干扰着两性之间的和谐。结果，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张状态被带进了所有的情爱关系中，并因此威胁着，常常是摧毁了两性之间的每一个幸福机会。我们的整个爱情生活都被这种紧张状态毒害了、扭曲了、腐蚀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见到幸福的婚姻的原因，这就是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觉得婚姻极其艰难、极其危险的原因。 上述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孩子充分理解生活。想想那些仅把婚姻看作生活中的一个紧急出口的年轻女孩吧！想想那些仅把婚姻看作必须经历的不幸的男人和女人吧！从两性间的紧张状态中产生的障碍，到今天已经影响着庞大的范围。随着女孩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逃避社会强迫她承担的性别角色的倾向，而男性越来越想扮演特权角色（虽然这样的行为中存在着错误的逻辑），这种障碍会变得越来越大。 平等的伙伴关系是真正与性别角色实现和解、两性之间实现真正平等的特有指标。在理想的关系中，一方附属于另一方犹如一个国家附属于另一个国家一样，是不可容忍的。每个人都应该专心留意这个问题，因为错误的态度可能给每一方都带来相当大的障碍。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它如此普遍又如此重要，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孩子被强迫形成了一种行为模式——贬低和否定另一种性别的行为模式。 当然，从容平静的教育可以克服这些障碍，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步伐如此匆忙，经过证实的、经过检验的教育方法又是如此缺乏，而且我们的整个生活又如此充满竞争（这种竞争甚至已经扩展到了托儿所中），这一切都生硬地决定了以后的生活倾向。使许多人畏缩着不敢接纳任何爱情关系的恐惧情绪，都是由那种无用的压力导致的，这种压力迫使每个男性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即便他必须通过背叛、恶意和暴力来证明。 不言而喻，这毁掉了爱情关系中的一切坦诚和信任。唐璜（Ton Juan，西班牙传说中的风流贵族，西方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一直以来是风流男子的代称，英国诗人拜伦有一首讽刺诗名曰《唐璜》）就是这样的人，他怀疑自己的男性气质，不断地靠征服来寻求额外的证明。两性之间如此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妨碍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结果是全人类都为此遭受痛苦。被夸大的完美男子气概典范意味着不断的挑战、不断的鞭策以及焦虑和不安。这一切自然只能带来虚荣虚夸和自我美化，这是对“特权”态度的维护。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与健康的社会生活背道而驰。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妇女解放运动。我们的责任是支持她们为了争取自由和平等而付出的努力，因为全体人类的幸福终究取决于实现这个前提条件：女性能够与她的女性角色达成和解。同样地，男人能否妥善地解决他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取决于这个前提条件的实现。 改革尝试 在所有为了改善两性关系而形成的制度中，男女同校制是最为重要的。这个制度还没被普遍接受：有人反对它，也有人支持它。它的支持者拿出来的最有力论据是，通过男女同校制，两种性别可以有机会早早就开始互相了解，而这种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生错误的偏见，避免因为这种偏见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反对者则通常反驳说，男孩和女孩在入校的时候差异就已经非常明显，男女同校只会使这些差异更加突出，因为男孩会感到很有压力；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学生时代，女孩的精神发展比男孩要快得多。这些必须保证自己的特权、必须证明自己更能干的男孩，一定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特权不过是一个肥皂泡，极易在现实中破裂。其他研究者则认为，在男女同校制中，男孩在女孩面前会变得焦虑不安，并丧失自尊。 毫无疑问，这些论点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确性。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才华和能力，只有当我们从两性竞争这个意义上去考虑男女同校制时，这些论据才有说服力。如果男女同校制对老师和学生就意味着这个的话，那么这种主张就是有害的。如果我们找不到任何对男女同校制有更好见解的老师，也就是说，没有老师能认识到，男女同校制相当于一种训练和准备，为的是将来两种性别在社会工作中进行协作，那么在男女同校制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一定会失败。 要想对整个情形做出适当的描述，需要有诗人的创造力。我们只需把主要观点表达出来，就应该满足了。一个青春期女孩表现得好像自己很低劣一样，器官缺陷补偿在她身上也同样存在。不同的是，她坚信自己低劣是环境强加给她的。她被如此不可挽回地引到这样的行为渠道中，以至于甚至极其富有洞察力的研究者都时不时地会犯下错误，认为她是低劣的。这种谬误带来的普遍结果是，两种性别都陷入了名利纷争之中，每一方都竭力想要扮演并不适合自己的角色。结果会怎样呢？双方的生活都变得更为复杂，他们之间丧失了所有的坦诚，深陷在谬误和偏见中，对幸福不抱任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