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流亡

最后一袋米 我不会站在任何一方，也不会树任何敌人 1946年，在法属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我是越南中部顺化慈孝寺的一位沙弥。当时，顺化城被法国军队占领。一天，两名法国士兵来到我们寺院，其中一名留在寺外的吉普车内，而另外一名持枪走了进来，要求我们交出所有粮食。我们仅剩一袋米，供所有僧侣食用，而他想将它带走。那名士兵年纪轻轻，不足二十岁，十分饥饿。他看起来又瘦又苍白，似乎是得了疟疾— 我当时也身患此病。 我不得不遵从他的命令，将一袋重重的米搬上吉普。路途遥远，我搬着沉重的米袋蹒跚而行。他们将带走我们剩余的少许米粮，不给我们留下任何食物。后来我才知道，其中一位长老悄悄将一罐米埋在院子里的地底下。 这些年来，我想起过这位法国士兵许多次，他年纪轻轻，却不得不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来到世界另一头的越南，面对杀掉我的同胞或被杀掉的恐惧。我常常会想，这名士兵是否在战争中幸存，是否能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旁。但极有可能，他没有幸存下来。法属印度支那战争持续了许多年，最终以法国败于奠边府和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结束。深省历史，我发现越南人并非这场战争唯一的受害者，法国士兵也深受其害。如此一想，我心中对那位士兵生出一丝慈悲，只愿他也安好。 我不知那位法国士兵之名，他也不知晓我，但我们相见之时已彼此为敌。他为我们的食物而来，为了食物准备将我杀掉；而我，为了保护自己和其他僧众，只得顺从他意。但就本质而言，我们两人并非敌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我们可能会成为亲密挚友，甚至如兄弟般相敬相爱。是战争将我们分离，并将暴力带入我们之间。 战争本质即如此：它将我们变为仇敌。由于恐惧，互不相识的人互相残杀。战争制造如此多的苦难— 孩子们沦为孤儿，整座城市和村庄被摧毁。所有遭受这些苦难的都是受害者。生活在如此多灾多难的环境下，又经历了法属印度支那和越南战争的我，最深的愿望是想要阻止战争，希望它永不发生。 我祈祷，各个国家即便是以和平之名，也不再派遣年轻人彼此斗争。我不能接受“和平之战”，或是“公正之战”的说辞；同样，我也不接受“公正之种族主义”、“公正之役”或“公正之恨”的说辞。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和我的朋友们宣布中立：我们不会站在任何一方，也不会树立任何敌人，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无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越南人。 一名法国士兵 宁静是一片强大而治愈的神奇海洋 1947年，我在顺化，在报国寺佛学院居住和学习，离我出家时的寺院和我常居之处不远。当时正值第一次法属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占领着整个区域，并在顺化建立了军事基地。我们常常听到周围传来法国士兵和越南士兵交战的枪声。双方在山林各处都设立小型堡垒抵御对方。每到夜晚，村民们都躲在屋里，以免受到火力伤害。清晨，当他们醒来之后，便会发现前夜交战后的尸体横在路边，路面到处是石灰混着血而写下的各种口号。偶尔会有僧人在远处的路上行走，但几乎没有其他人胆敢穿过这片区域— 尤其是刚撤退回来的顺化当地居民。即便报国寺附近就有一处火车站，但也几乎无人敢去！ 一天早晨，我从报国寺出来，准备回出家的寺院看看。当时，天还很早，露水还留在小草尖上。我的布袋里装着我的僧伽梨衣和几本佛经，我的手里拿着传统的越南锥形草帽。一想到可以见到我的师父、师兄弟和那座古老而令人崇敬的寺院，我就感到轻松、快乐无比。 但我刚翻过一座小山，就听到一句呵喝。在山顶，在路的上方，我看到一位法国士兵正在挥手。我以为他见我是个僧人，以此来取笑我，我便转身离开，打算继续往下走。我突然感觉这并非可笑之事。我听到身后传来重重的士兵军靴的声音，并跑步向我而来。也许他想搜查一下吧，我携带的布袋可能让他觉得十分可疑。于是我停下来，等待着。一位身形瘦小、面貌英俊的士兵向我走来。 “你去哪里？”他用越南语问道。从他的发音，我即刻判断出他是法国人，并且对越南语知之甚少。 我微笑着，用法语问他：“如果我用越南语回答，你能听懂吗？” 他听到我说起了法语，眼前一亮。他说他无意搜查，只是想问我一些问题：“我想知道你是哪座寺院的。” 当我告诉他，我住在报国寺时，他似乎颇感兴趣。 “报国寺，”他说道，“就是火车站附近那座山上的大寺院吗？” 我点了点头。他指了指山上的一个水泵房— 显然那是他的巡守地— 并说道：“如果你不是很忙的话，请和我一起上去，我们聊一会儿吧。”于是，我们在水泵房附近坐了下来，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五名士兵十多天前曾去过报国寺。 那天晚上十点，他们去那里搜寻越南反抗组织越盟的人— 有报告说他们聚集在那里。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我们带了枪，指令要求我们逮捕他们，如有必要，直接杀掉。但我们走进寺院时却惊呆了。” “因为那里有太多越盟的人？” “不！不！”他大声说道，“如果是看见越盟的人，我们不会惊讶的。无论有多少越盟的人在那里，我们都会发动攻击的。” 我十分不解：“那是什么令你们惊讶？” “发生的一切都出人意料。以前，无论我们搜查什么地方，那里的人们都会逃跑，或完全陷入恐慌。” “人们遭遇太多恐怖之事，所以才会因害怕而逃离。”我解释道。 “我个人并不喜欢恐吓或威胁别人。”他回应道，“也许他们曾被在我们之前到来的人所迫害，所以才会如此害怕。” “但我们进入报国寺时，却像进入了一个荒弃之地。煤油灯微微地亮着。我们脚踩碎石，故意发出很大的声音。我感觉寺院里有许多人，但除了闹钟嘀嘀嗒嗒之外，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人的声音。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回应，这让我很不舒服。我打开手电筒，照向一间屋子。我们原本以为那是一间空屋，却没想到五六十个和尚在那儿静坐。” “那是因为你们来时正是我们做晚课的时候。”我点点头，说道。 “是的。我们好像遇到了一股奇怪而隐形的力量，”他说，“我们吃惊不已，转身退到了院子里。这些和尚竟然无视我们！他们没有惊声尖叫，也没有表现出慌张或恐惧。” “他们并没有无视你们，他们只是在修习正念呼吸— 仅此而已。” “我被他们的沉寂吸引。”他坦言，“并不由得心生敬意。我们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安静地站着，大约等候了半个小时。随后，一阵钟声打破了宁静，寺院恢复正常活动。一个僧人点燃一把火炬，过来邀请我们进去，但我们只是告诉了他此行的目的，然后便离开了。那天以后，我对越南人民的看法开始变了。” “我们当中有许多年轻人，”他继续说道，“我们都很想念家乡，想念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祖国。我们被遣派到此，但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否消灭他们，或是被他们消灭，然后永远也回不了家，回不到家人身旁。看到这里的人如此努力地重建破碎的家园，让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的亲人在法国所经历的破碎生活。和尚们平静而安详的生活和越南人民破碎的生活，让我想起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类的生活。于是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什么冤仇值得我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与他们战斗？” 我被他的话语深深感动，便拉起了他的手，并为他讲述我的一位老友的故事。那位老友应征入伍对战法国，在许多场战役中连连获胜。一天，他来到寺院找我，拥抱我时，他突然泪崩。他告诉我，在攻打一个堡垒时，他藏在几块岩石后面，看到两名法国士兵正坐着聊天。“当我看到那些小伙子阳光、英俊、天真的面庞时，实在不忍开枪啊，我的兄弟。”他说道，“别人可能会说我软弱，他们会说，如果越南战士都像我这般，那要不了多久，我们整个国家就将灭亡。但在那一刻，我就像母亲爱着我一般爱着这两位敌人！我知道，如果这两位小伙子死去了，他们在法国的母亲一定会痛苦不已，如同我弟弟死去时，我的母亲也悲痛万分。” “所以，你看，”我对那位法国士兵说，“年轻的越南战士心中也充满人性之爱。” 那位年轻的法国士兵静静坐着，陷入了沉思。也许，他像我一样，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杀戮的残忍，战争的伤害，以及许多年轻人以如此不公正而令人心碎的方式死去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吧。 太阳已在天空高高升起，我也该离去了。那位士兵告诉我，他的名字叫丹尼尔·马蒂，今年二十一岁。他还给我看了他母亲和弟弟妹妹的照片。我们心中怀着理解与友谊离别了，他还许诺，以后每个星期天都会来寺院见我。 随后几月，他如约而来，我带他来到大殿，与我一起修习。我为他起了法号“清凉”，意思是“纯净、明晰、沉着”，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他很期盼拥有一个纯净而和平的生活。我还教他越南语，几个月后，我们能用我的母语简短交流了。他告诉我，他已不需要像先前那样去参加突袭了，我为他感到放松。他收到家里来信时，必与我分享。无论在哪里遇见我，他都会合掌问好。 一天，我邀请清凉来寺院吃素餐。他很开心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并大加称赞美味的乌榄和可口的菜肴。他发现我师兄弟做的蘑菇米粥十分美味，不相信那些都是素食材料。我不得不向他解释熬制细节，他这才相信。 许多时候，我们坐在佛塔旁边畅聊精神与文学。当我称道法国文学时，清凉眼前一亮，他为祖国的文化甚感骄傲。我们的友谊愈加深厚。 后来有一天，清凉来到寺院，说他的部队将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并且他很可能很快就能回到法国。我陪着他一直走到寺院三道拱门的下方，并与他相拥道别。“我会写信给你的，兄弟。”他说。 “我会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并且一定回复。”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中说，他的确回到了法国，但又将出发去阿尔及利亚。他许诺，到了那边一定给我写信。但自那之后，我再无他的音讯。谁也不知清凉如今身在何处，他是否还安好？但我知道，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内心充满平静。寺院里非凡的宁静改变了他，使他允许所有生命进入他的心中，他认清了战争的无意义和破坏性。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一刻的彻底静止，并打开了那片神奇海洋——宁静、强大而充满治愈力。 新鲜药草 我也需要时间来生活 在战争期间，令人担忧的事情数不胜数。每天枪林弹雨，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全神贯注地思考如何帮助阻止战争、杀戮和苦难，认为自己没有时间去关心生命之中使人精神焕发、使人治愈的奇迹。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并没有得到我所需要的营养。 一天，我的一个学生前来协助我工作。她准备了一篮芳香的越南药草— 我们在越南每一顿都会吃的各种新鲜的绿色食物。我惊叹于这些药草色香味俱全，并深吸一口气，享受一碟新鲜绿蔬就足以让我的元气恢复平衡。 我原以为自己根本无暇去注意这些芬芳的药草，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可能让自己将所有精力都完全投入到工作当中，我也需要时间来生活，需要时间去接触内心深处和我身边那些使人精神焕发、使人治愈的东西。 作为活跃分子，我们强烈希望自己能成功地帮助世界。但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工作与自身所需的营养之间的平衡，就不可能非常成功。行禅和正念呼吸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得以休息，而接触内心深处和身边那些使人精神焕发、令人治愈的元素对我们的生存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不放弃 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精神面貌那么重要 1964年，在我们启动《海潮音》新版的同年，我们创办了青年社会服务学校（SYSS）。SYSS培育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让他们从饱受战争创伤的偏远乡村走出来，参与人道救援工作。一天，我们听到消息，说我们曾帮助建设的广治省小村茶罗被轰炸了。那里距离南北分界的非军事区（DMZ）非常近。我们— 我和SYSS的社会工作者们— 耗时一年多，让小村变成宜居的美丽村庄。但他们收到消息说，当时敌方游击队已混入其中。 村民们失去了家园，我们的社会工作者不得不到别处避难。他们还传来消息给我们，询问他们是否要重建村庄。我们答复：“要。你们必须重建村庄。”于是，我们又花费六个月进行重建。随后，小村第二次遭炸弹炸毁。人们再次失去了家园。我们在全国各地建设了许多村庄，但在DMZ附近区域建设村庄却非常困难。我们的社会工作者询问我们是否要第三次建设，经过多次研讨之后，我们答复：“要。我们必须重建它。”于是，我们第三次重建村庄。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它第三次在美国的轰炸中被毁。我们几乎陷入绝望。 绝望是人类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我们第三次建设了村庄，而它则第三次被轰炸。问题再一次被提起，我们是该重建？还是该放弃？我们在总部进行了许多讨论，并几乎升起“放弃”的念头— 事不过三， 三次足矣。但最后，我们明智地选择了不放弃。我们发现，自己承受不起不重建的后果。如果我们放弃茶罗村，我们就会放弃希望。如果我们放弃了希望，我们就会被绝望吞噬。于是，我们第四次重建了小村。 我们极其希望结束战争，然而我们做不到，因为局势并非掌握在我们手中，而是在列强手中。我们似乎看不到战争结束的任何希望，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太久。我不得不时常修习正念呼吸，让自己回归自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我心中已无太多希望，但倘使我没有了希望，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将是毁灭性打击。所以，我不得不深刻修习，保持着内心仅剩的一点点希望，如此，我便能成为他们的庇护所。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我们必须回归自我，重新建立坚强、自由、安宁和平静的心，才能继续人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生命中精神面貌如此重要。 我记得，这时一群年轻人过来坐在我身旁，问道：“亲爱的老师，你是否有一丝希望觉得战争会结束呢？”当时，我还看不到战争结束的任何迹象。但我不希望他们或者我自己陷入绝望的海洋，所以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亲爱的朋友们，佛语有云，世事本无常。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问题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加速这样的“无常”？我们的确可以做一些事情。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归心中的“家”，深刻审视，看看我们每一天都能做些什么，以创造更多的安宁和快乐。 深观的作用 每一步，都在修习平等心 在战争期间，许多村庄被炸毁。寺院的师兄弟和我不得不思考采取一些行动。我们该继续留在寺院里修行，还是该离开禅堂，帮助饱受炮火之灾的民众？经过认真思考，我们决定都做— 既走出寺院，向民众提供精神和实质的帮助；也以正念行事。我们将这称为“入世佛教”。正念必须“入世”。我们一旦明晓了需要做某事，就必须采取行动。深观与行动必须同步。否则，深观又有何用？ 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真正的问题，而后，借以正念、专注和深观，将能知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帮助世界。如我们修习正念呼吸，并继续修行平等心，那么即便是在困难时期，许多人、动物和植物也都能从我们的行事方式中获益。你是否在播种快乐与安详的种子？我每走一步，都在为此而努力。平静就是每一步。我们是否可以继续旅程？ 飞机场 危险总是由内而来 1964年，我坐在越南中央高地一个空空的飞机场上。当时正值战争期间，我在那里等候飞机飞往北部的岘港，去了解那里正遭遇的洪灾，去慰问灾民。形势非常紧急，我必须尽我所能赶上第一架飞机— 运输毛毯和衣物的军用飞机。但这架飞机仅飞至中央高地的波来古。于是，我独自坐在沥青路面上，等候下一架飞机。 过了一会儿，一位美国军官走了过来，他也在等候飞机。整个飞机场上只有我们两人。我见他是一名年轻的美国军官，便不由得同情起来。他为何要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杀人或等着被杀呢？同情过后，我对他说：“你一定很害怕吧。”他听了，马上将手握紧枪杆，问道：“你是越共吗？”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谈话有失技巧，我浇灌了他心中的恐惧种子。 我知道，我必须非常平静。我深深地吸气、呼气，然后平静地说：“不，我只是在等飞机飞往岘港，去看看那里洪水的情况。”我静静地坐着，语气非常平和，希望能传达我对他的万分同情之心，让他知道，战争害人无数，不仅越南人受苦，美国人也同样如此。幸运的是，我足够平静，使得他也重新平复，放下了紧握在手中的枪。如果我表现出恐惧，他肯定会因他的恐惧而向我开枪。但我小心谨慎的平和交谈，得以让我们两人都继续上路，而我们之间也多了一份理解。 危险总是由内而来。虽然一些事故无法避免，但如果你足够平稳和清醒，就有机会减少和平息危险或灾难。 热 炎热季节里的冰凉糖水 1965年，我在西贡投身于战争救济之事，住在万行大学拥挤的宿舍里。那些房间闷热无比。纸板天花板无法阻挡灼热，一到中午，我们就必须到槟榔树下寻凉。酷热也带走了我们的食欲。在那些日子里，逃离城市、回到乡下的村里如同在冰凉的河水里游泳一样教人高兴。感受微风吹拂，望着一片片田地和棕榈树，更让人舒畅无比。 西贡的一位邻居— 四先生— 劝我在工作的房间里装一个空调。他极力向我推荐装空调的好处— 虽然要花点钱，但却可以让我们加倍完成工作。 实情的确如此。天气如此炎热，我没有办法写作。但我仍然决定不买空调。钱不是问题，事实上，院长也认同此事，并准备购置一台价格便宜的。但如此一来，我们就会成为穷困的邻里之间唯一拥有空调的人，人们看待我们的态度也会改变。拥有一部旧车是一码事，拥有一台空调则是另外一码事。 所以，我便去找另一种解决方式。七先生独自住在寺院隔壁的两层楼房里。他一早骑着摩托出门工作，直到半夜才回。我便询问他，在炎热的白天，我能否到他楼下办公，他同意了。所以，当我想要写作，或不想被来访者打扰的时候，就到隔壁去。 在越南，朋友之间总是随心所欲地大驾光临，没有人会先打个电话或预约。不在家的话，我就不必在他人突然到访时粗鲁相待了。不过，我一天之中会有几个小时在学校办公室里办公，但由于酷热难耐，这已成为我最不喜欢做的事。 另一个应对酷暑的办法便是一位商贩邻居的冷冻糖水。她将绿豆和槟榔花煮成糖水，和越南中部的人做法一样。这两种东西我都喜欢。越南人将糖水称为“che”。其实，很难向未品尝过的人描述它的味道，但它真的很美味。小贩会将它们冷冻起来，再拿去卖。烈日炎炎的时候，小小两碗糖水就像满满一杯冰爽的椰奶一样令人精神焕发。 在陆地的海洋里 如果你想要平和，那你就必须平和 许多年前，我曾在灯罩上写下四个汉字——欲安得安。几年之后，1976年，在新加坡，我有此机会将这些汉字付诸实践。 当时我在新加坡参加世界宗教与和平会议，并开始认识到当地政府所谓“船民”的境况— 即那些试图逃离家乡迫害和暴力的难民。当时，世界并不知晓船民，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都不允许他们登陆。新加坡的政策尤为严厉。 我们几个人计划帮助这些难民。我们将计划称为“血流众苦”。我们租了两艘大船— “利普徳”号和“罗兰”号— 用来收留开阔海域的难民，还有两艘小船— “西贡200”号和“黑点”号— 用来联络岸上和船只、运输食物和供给物。我们计划载满两大船难民，带他们去澳大利亚和关岛。到了那里，我们可以通知新闻媒体，让世界注意到他们的困境，而不再将他们遣回。只是言传慈悲并不足够，我们更应该实践慈悲。我们必须秘密行事，因为当时大部分国家政府都不愿承认船民处境。我们知道，一旦被发现，我们也将被驱逐出新加坡。 我们在暹罗湾营救了近800人。新年前夜，我划着“西贡200”号小船出海，与大船上的难民们交谈。我用扩音器，向他们表达了新年祝愿。相互道别之后，我往回驶向岸边，而这时，黑夜里突然打来一个巨浪，将我全身浇透。我感觉这是黑夜向我传来警示：“这些人死去也是命该如此，你为什么要干涉？” 在新加坡，如果想帮助船民，就不得不违反法律。我们去到渔民家中，告诉他们：“一旦你们救助了船民，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立即接走他们，以免政府为此惩罚你们。”我们告诉了他们电话号码，时不时地接到一个渔民的电话，我们便会打车去接那位难民。夜里，我们会将他们带到已经关门的法国大使馆，帮助他们爬上大使馆的大院，然后告诉他们静静等到天亮。 当时的法国驻新加坡大使颇具慈悲之心。早晨，他发现这些船民后，便会打电话叫新加坡的警察来接走他们。他知道，如果由他移交船民，那么他们就会被判为“非法难民”，并被安全地送往监狱。蹲在监狱，远比遣回时可能会让他们命丧大海要好许多。 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接触到人民深重的苦难，若不是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恐怕无法继续。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坐禅和行禅，一日三餐也修习静默正念食用。我们知道，若非这样的训练，我们的任务就会失败。许多人的生命都依赖于我们的正念修习。 不幸的是，我们从海上的小船中营救了近800名难民后，新加坡政府便发现了我们欲借“利普徳”号和“罗兰”号将难民送往澳大利亚的计划。一天深夜两点，新加坡警察包围了我逗留的大楼。两名警察封锁前门，两名封锁后门，还有两名冲了进来。他们没收了我的旅行证件，并命令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这个国家。 当时，我们已经让800名难民登上了两艘大船。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安全抵达澳大利亚或关岛的某个海岸。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深呼吸，集中心意。深夜时分，没有人会接听电话。我们无法回去睡觉，于是便在小小的公寓里开始修习正念慢行。 “西贡200”号和“黑点”号未获授权离港，无法给“利普徳”号和“罗兰”号的难民运输食物和水。“罗兰”号上的燃料足够抵达澳大利亚，但它的引擎坏了，我们必须给船上的人送去食物。当时风很大，海面波涛汹涌，我们担心船只安危：即便它能够漂移到岸，马来西亚政府也不允许它进入马来西亚海域。我差不多已经获得许可进入一个邻国，但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不会为我发放入境签证。随后，我们又收到消息称一个孩子在“利普徳”号上降生。 虽然我当时身在陆地，却感觉自己漂荡在大海之中，我的生命与两艘船上的800名难民在一起。 在这个极度艰难的情况下，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实践“欲安得安”。我惊讶地发现自己非常平静，不害怕，也不担心任何事情。我的担忧已经消失— 我的心境真的到了平和状态。 而问题却如此之多，似乎不可能在短短二十四小时内解决。甚至在整个一生之中，我们许多人都会抱怨时间不够。短短二十四个小时怎么可能做完如此繁多的事？我断言自己如果无法在那一刻平静内心，那我将永远都不可能收获平静。如果我在深陷危险时无法获得平静，那么我在更单纯的时刻所获得的平静就将毫无意义。如果我在深陷困难时无法得到平静，那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真正的平静。有生之年，我都不会忘记当晚那些坐禅的分分秒秒，那些呼吸和那些正念的步伐。 当我直面这些问题时，成功终于到来。凌晨四点，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去请求法国大使干涉，以便我们能在新加坡多待十天，完成行动，让难民们获得安全。但法国大使馆要早晨八点才开门，我们便在门外继续行禅。 八点，大使馆开门时，我们已在使馆门外等候。进入使馆后，我们与大使交流，随后，他给新加坡政府写了一封信，请求对方允许我们再停留十天。拿到信件后，我们马上冲到移民局办公室，又从那里转到外交部，正好赶在中午之前，让他们同意我们延期，而此时我们仅有十五分钟赶回移民局更新延期十日的签证。若不是生活里还有精神维度，我们恐怕就会失败。 椰子和尚 和平的讯息无处不在 在战争期间，有一个和尚住在湄公河中央小岛上。他在一棵椰子树上挖了一个平台，并在那里禅修。他在那里可以感受微风吹拂，尽情俯视下方的河流。椰子和尚为了教授人们平和之道，做了许多事情。他在小岛创建了修行中心，邀请人们与他一同坐禅。他搜集子弹和炸弹碎片，并用它们制成一个大钟，一个正念之钟，并将它挂在他的修行中心。每天早晨 和夜里，他都会请响大钟。他还写了一首美丽的诗，诗句如下： 亲爱的子弹，亲爱的炸弹， 我帮助你们一同来此修行。 前生，你们杀害无数。 但此生，你们将修行， 召唤人们苏醒， 唤醒人性，唤醒爱，唤醒理解。 有一次，他徒步前往西贡，来到了总统府。他想将和平的讯息带给当时的总统阮文绍，但守卫不让他进入，他便在外面等着。他随身带着一个笼子，里面装着一只老鼠和一只猫。而那只猫并没有吃掉那只老鼠。守卫对他说：“快走开，你不能坐在这里。你想干什么？”椰子和尚回答：“我只想让总统知道，即便是猫和老鼠，也能和平相处。” 他悉心照料着猫和老鼠，使那只猫不会感觉自己必须吃掉那只老鼠。他想陈述的是，既然一只猫和一只老鼠都能和平共处，那么人类为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椰子和尚会做的事情。一些人认为他疯了，但实际并非如此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使人理解他的想法。 战区正念 非暴力是我们凭借智力就可以学习的事 1968年，我前往美国，呼吁美国停止轰炸越南。那年5月，美军轰炸西贡十分猛烈，我和我的学生建立的青年社会服务学校整个都被炸毁。一万多名难民来到我们的校园，许多人都受了伤，我们不得不照料他们。但我们完全没有准备食物和基本的医疗卫生设备，若到校园之外去寻找这些物品，将十分危险。当我们的绷带用完了之后，年轻的妇女们便撕下她们的长裙，作绷带之用。 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我们还要转移校园里那些严重受伤者。但要转移他们，就必须穿过作战区，将他们带到医院去。我们决定用五彩佛旗替换红十字旗。僧尼穿上僧伽梨衣，将伤者带出。佛旗和僧伽梨衣表示我们是和平队伍。幸运的是，此法有效，我们得以将病人转移；否则，许多人都将丧命。 遭受轰炸的第三天，恐慌在人潮拥挤的校园里爆发。有传言说，反共分子准备轰炸学校，因为许多共产党混在难民当中。听到这个消息后，许多人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无奈轰炸太过猛 烈，他们被迫返回。当时，共产党与反共分子在校园外交战。二十五岁的僧侣兼学校教导主任释清文拿起一个大扩音器，本想通知大家不要离开，但他突然自问：“万一轰炸真的会发生呢？”成千上万的人将死去，而他，一个年轻的僧人，如何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于是，他慢慢放下扩音器，没有发出通知。 释清文意识到，他必须与交战双方谈谈。而要交谈，他就必须匍匐前进，穿过交战区，以免被两方射中。他先去了反共方处，劝司令官命令飞机不要轰炸满是难民的校园。随后，他又到了共产游击队那边— 他们已在校园一角架起了高射炮— 他请求他们不要射击敌方飞机，否则校园将受牵连而被轰炸。双方都被他的请求所感动，便照他要求的那样做了。这简直就是奇迹。在这次任务中，除了勇气、爱心和慈悲，他没有携带任何防身物品。 面对那样的情形，你必须念念分明、头脑清醒。与此同时，还必须平静地随机应变。如果你当时感到愤怒或怀疑，那么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战争时期，我们非暴力的修行更见深刻。非暴力不是你凭借自己的智力就能学习的技术，非暴力行为因为你内心的慈悲、明晰和理解而自然升起。 请愿 即使身处窘境，也可以心怀慈悲 在战争期间，我的其中一位弟子 — 真空比丘尼写了一封和平请愿书。她当时是西贡大学的教授，她说服了70名同事在请愿书上签名。随后不久，北部军就在越南南部大范围进攻，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最后，当地政府通过公开广播召唤所有在请愿书上签字的教授前往教育部签署说明，放弃支持和平请愿。除了真空比丘尼，所有的教授都遵从了。 她被叫去与教育部长面谈，教育部长说，如果她不收回和平请愿书，就会失去大学职位，并将可能入狱。但真空比丘尼决意为发起请愿一事承担所有责任。 她对部长说：“部长先生，作为老师，我认为，在如此杀戮满天、众生困惑的时期，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宣扬勇气、理解和爱。这是我们能给予学生的最珍贵的礼物，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而您，教育部长先生，您在成为政府高管之前，也曾是一名教师。对于我们这些年轻老师来说，您就是我们的大哥。”听到这些，教育部长的心软了下来。他向真空比丘尼道歉，并不再采取任何行动反对她。 即便身处 如此窘境，也仍有可能浇灌慈悲的种子。当我们用理解和慈悲之眼看得清清楚楚时，便不会再感觉自己是暴力的受害者。甚至，我们还能对那些可能会伤害我们的人敞开心扉，并化敌为友。 马丁·路德·金，菩提萨埵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愤怒，仇恨和歧视 1966年6月1日，我在第一次驻足芝加哥时见到了牧师马丁·路德·金本人。从见到他的第一刻起，我就感觉自己是在一位圣人面前。不仅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更因他本人成了我极大的灵感之源。那些代表着一种精神传统的人，在表现自身传统的本质时，就连行走、起坐和微笑都在传达浓厚的精神传统。马丁·路德·金当时年纪尚轻，我亦如此。我们同为唯爱社成员，致力于帮助各矛盾团体寻找和平的解决之道。 我们一同在他的房间饮茶，随后下楼参加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马丁·路德·金第一次公开宣言反对越南战争。就在那天，我们开始共同努力，致力于越南和平，并力争在美国的公民权利。我们一致认为，真正的敌人并非“人”。我们的敌人不在我们自身之外。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人们心中的愤怒、仇恨和歧视。我们必须认清真实的敌人，并寻找非暴力的方式将它消除。我对媒体说，他为公民权利和人权所做的事情，与我们在越南阻止战争所付出的努力完全一致。 又一年后，1967年5月，我在日内瓦由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组织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再次遇见了马丁·路德·金。金博士住在十一楼，而我住在四楼。他邀请我上去吃早餐。我在途中被记者围住，所以很晚才到。他一直为我温热早餐，并一直等着我。 我们得以继续讨论和平、自由与团体的话题，讨论美国能采取什么措施以结束战争。我们一致认为，倘若没有团体，我们都不可能走得很远；没有一个快乐、和谐的团体，我们将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呼唤着他：“金博士，金博士！” 他回应道：“行博士，行博士！” 我对他说：“马丁，你知道吗？越南人都称你为菩提萨埵— 一个试图唤醒他人，并帮助他们心怀更多慈悲与理解的开悟者。”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告诉他这些，因为几个月后，他便在孟菲斯遇刺身亡。 听到他遇刺的消息时，我身在纽约，顿感崩溃。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狠狠地发誓，一定要继续建立他所说的“友爱团体”，不仅为我自己，也为他。如今，我已兑现了我对马丁·路德·金的承诺。而我也认为，我一直都能感受到他的支持。 政治犯 没人能夺走我们的决心和自由 我认识一位比丘尼，她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在越南修行。她因参与和平与调解而被警察逮捕，并被判入狱。她在监狱牢房中也尽心修行。如此修行困难重重— 白天的时候，如果他们看见她在牢中静坐，就认为那是为求和平而采取的抗议与挑衅行为，于是他们禁止她静坐。她会等到他们将灯熄灭之后再坐下来修习。他们甚至连她这样修习的机会都要窃走。但她仍能继续修习。她也行禅，尽管她所拥有的空间非常狭小。她还与一同关在小牢房里的人和善友好地交谈。她有幸得以修习，于是能够帮助他们减轻痛苦。 我还有一位越南朋友，被送入越南北部一个偏远丛林里的“再教育”营地。在那里的四年里，他一直在禅修，因此得以内在平和地生活。待到他被释放时，他的心如剑一般锐利。他知道，自己在这四年里并未失去任何东西，相反，他明白了自己“在禅修中已被再教育”。 我们可能被夺取许多东西，但没有人能偷走我们的决心或自由，也没有人能偷走我们的修习。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也能保持快乐、平静和内在自由。只要我们能够呼吸、行走和微笑，我们就能平静，就能快乐。 我来自中方 我们不必困在自己多年前的想法和自我当中 一次，我与许多人在费城游行，叫停越南战争。一位记者过来问我：“你来自北方，还是南方？”对于他来说，如果我来自北方，那么就可能是反美者，是共产党；如果我来自南方，那么就可能是反共者。我正念地走着，而他一直不停地举着麦克风。于是我停了一会儿，说道：“我来自中方。” 有时，人们依照特定的想法或方式看待事物，他们想要将你放进某个盒子里。但如果你不属于他们头脑里的任何一个分类，又会怎样呢？重要的是事物的真实本质，而不是我们用以描述它的词语。一个名称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号，并非真实本质。我们必须训练自己，深入看透真正的现实本质。 当我们想起巴黎时，我们就会想到关于巴黎的一个想法、一种观点和一些描述巴黎的词语。也许我们到访过巴黎几天，所以我们认为自己认识它。还有些人，在巴黎生活了十年或二十年的人，但并未发现这座城市全部的真相。我们不应将词语和想法误认为是真相。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演讲团里。一位神学家站了起来，问我关于在1967年写的一本书《火海莲花》中的一句话。我告诉他我并没有写过那本书，他感到非常震惊。但事实是，我当时是一个活生生在他面前的人，而他对二十年前的一个人产生了兴趣。1967年时，越南和世界的境况都与当时大不相同。我们一直活在新的时刻。我们不必困在自己许多年前的想法或自我之中。 阿尔弗雷德·哈斯勒 生命没有界限 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哈斯勒效力于纽约奈阿克的唯爱社。他与康奈尔大学的乔治·卡欣教授一同负责将我带到美国，就越南战争一事发表演说。1966年，阿尔弗雷德安排我在美国各地的一些教堂和大学里进行演讲。 阿尔弗雷德·哈斯勒花费许多时间与我们共事，以呼吁人们意识到战争中的越南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为和平而忙碌，给了他许多幸福和快乐。北美之旅结束后，他还帮忙安排了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巡讲。我们一起共处了很久。 许多年后的一天，我准备在纽约北部领导一次正念营，却听到阿尔弗雷德在纽约天主教医院濒临死亡的消息。医院离我不远，真空比丘尼和我决定绕行到那里看看他。当我们到达医院时，阿尔弗雷斯已经昏迷。他的妻子多萝西和女儿劳拉正在那里，她们很高兴我们到来。 真空比丘尼和我到达他的房间时，他已经昏迷了一段时间，还未苏醒。真空比丘尼开始唱我写的一首歌：“这个身体不是我，我亦未被困在这个身体里。我是没有界限的生命，我的本性是无生、无灭。” 当她开始唱第三遍时，阿尔弗雷德恢复了意识。切勿以为他人昏迷时，你就无法再与他们交流。请继续与他们交流，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接收到你的讯息。 真空比丘尼开始讲述我们一起为和平而奋斗的岁月，她一遍遍地讲着调停的故事。“阿尔弗雷德，你还记得在罗马的那天吗？三百名天主教神父举起三百名因拒绝参军而入狱的越南佛僧的名字。阿尔弗雷德，你还记得我们在哥本哈根的日子吗？” 她继续对他讲述着我们一起寻求和平时的快乐经历。我推拿着他的双脚，真空比丘尼回想着那些记忆。突然，阿尔弗雷德张开了他的嘴巴，说道：“真好啊，真好啊。”随后，他又陷入昏迷之中。 天色渐晚，而我们当晚还要进行修行的第一次授课，于是便离开了。第二天早晨，我收到阿尔弗雷德女儿的消息，说他在我们离开几小时后便离开了人世，内心十分平和，没有任何痛苦地离去了。 请呼唤我的真名 彼此体悟，人与人之间才会生出温暖 在我流亡法国的早些年里，曾听说一个十一岁女孩与家人及其他船民从越南逃离。但就在那艘船上，她被海盗强暴。她的父亲试图出手救她，却被海盗扔进大海。女孩被强暴后，跳海自尽。收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正在巴黎的佛教和平代表团办公室里工作。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后，我彻夜难眠。 那天夜里，我在静坐时，观想自己变成一个男婴，降生在泰国海岸一户非常贫穷的渔民家里。我的父亲是一名渔夫，他不识字，从未去过学校或寺院，也从未听闻佛法或接受过任何教育。泰国的政治家、教育家、社会工作者也从未帮助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也目不识丁，她不知该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我父亲的祖辈都是贫穷的渔民— 我祖父和我曾祖父也都是渔夫。我十三岁时，也变成了一名渔夫。我从未去过学校，从未感受到爱或理解，我生活在一代又一代不断持续的长期贫困中。 后来，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渔夫对我说：“我们出海去吧。那里会有经过这附近的船民，他们经常携带金银珠宝，有时还有钱。只要出去一次，我们就能摆脱这种贫困了。”我接受了邀请，我想：“我们只要拿走他们一点点珠宝就可以了，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然后我们就能从这种贫困之中解脱了。”于是，我们变成一名海盗。我第一次出海时，甚至未曾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一名海盗。只要一到海上，我就能看到其他海盗强暴船上的年轻女人。我从未碰过年轻女人，甚至从未想过与一位年轻女人牵手或出门。但随后，我在一艘船上看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而那里并没有警察阻止我。我见过其他人做这样的事，所以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试试呢？这是我尝试一个年轻女人身体的机会。”于是，我做了。 如果你当时在船上，并有一把枪，那么你很可能会朝我开枪。但开枪打我并不能帮助我。从未有人教过我如何去爱、去理解、去明白别人的苦楚，也未有人教过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不知什么有益健康，什么有害健康。我不明白原因和结果。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如果你有一把枪，你可以开枪打我，而我则死去。但你完全不能帮助我。 我继续静坐，我看见数百名婴儿于那天晚上降生在泰国沿海相似的环境里，其中有许多都是男婴。如果政客和文化部长们深观，他们就会明白，要不了二十年，这些婴孩就会变成海盗。当我能明白这些时，我便能理解海盗的行为。当我设身处地，试想自己降生在一个一代又一代未受教育又贫困潦倒的家庭时，我便能预见自己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名海盗。当我明白这些，我便会对那位海盗产生起慈悲。 当我明白这些婴孩将陆续降生并逐渐成长在一个没有任何帮助的环境中时，我就明白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以免他们变成海盗。菩萨心肠— 一种无限慈爱与悲悯— 在我的内心滋长，我不再感到困苦。我不仅能包容那位被强暴的十一岁孩子的痛苦，也能包容那位海盗的痛苦。 当你写信称我为“尊敬的一行禅师”时，我将回答是的。当你呼唤那位被强暴的孩子的名字时，我也会回答是的。当你呼唤那位海盗的名字时，我也将说是的。根据我在哪里出生，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我可能是那位女孩，也可能是那个海盗。 我是乌干达或刚果的孩子，长得皮包骨，两条腿瘦如竹竿。我也是军火商人，将致命武器卖到刚果。刚果那些可怜的孩子并不需要炸弹，他们需要食物。但在美国，我们靠制造枪支弹药而生活。如果我们想要别人购买枪支弹药，那么我们就必须制造战争。如果你呼唤刚果孩子的名字，我会回答是的。当我能够明白自己就是所有这些人时，我的仇恨就消失了。我命中注定将以这样的方式而活，我可以帮助那些制造和挑起战争及灾难的人。 治愈战争之伤 没有什么事物能孤立存在，我们一起治愈和改变 我们给在美的越南老兵举办过许多次禅修营。他们非常善良，但并非一直都很容易相处，因为许多老兵仍然受伤痛困扰。一位先生告诉我，在越南的一次战争中，他一天之内失去了417名战友，而他则背负着这样的痛苦生活了十五年。 一位士兵告诉我，这次禅修营是他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一群人中体会到安全感。十五年来，他无法轻松吞咽坚硬的食物，也不和他人讲话。但在修习坐禅和行禅的三四天后，他便开始开口与人交谈了。你必须付出诸多慈爱，才能帮助这样的人重新深入地触碰生活。在这次禅修营中，我们鼓励每个人都回归我们身边最积极的因素中来。 我们静默地吃早餐，我们在练习行禅，以爱与慈悲之心触碰地球时，我们会念念分明、平静地迈出每一步。我们正念呼吸，深深感受新鲜空气；我们深观手中的一杯茶，以真实地触碰到茶、水、云和雨。我们一起坐，一起呼吸，一起行走，努力从越南的经历中汲取经验。 有许多种困苦都能阻止我们去触碰世界里不苦的一面。老兵的经历让他们变成蜡烛尖端的光，照亮战争的根源与和平的道路。我们可以从自己所遭受的苦难中汲取许多经验。没有什么事物能独立存在。我们都属于彼此，我们不能将现实切成碎片。我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我的苦难就是你的苦难。我们一起治愈和改变。每一边都是“我们这边”，没有邪恶的一边，没有敌人。 修行就是渡船 深入地活在此时此刻，你就能治愈过去 我曾遇到一位越战老兵，他在战争期间杀害了五名无辜的越南儿童，因此他无法原谅自己。当时，他们部队遭遇埋伏，许多战友被杀害，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活了下来。他感到非常愤怒。为了报复，他来到战友们被杀害的村子并设置了陷阱。他用肉和其他东西做成三明治，在面包片里夹了爆炸物，将它们丢在村口附近。 随后，他躲在一旁观察。很快，几个孩子走了过来，他们发现了三明治，便拿起来吃。他看到孩子们开始哭喊，痛苦不已。他看到他们的父母绝望地跑了出来，他们想叫一辆救护车，但那是个十分偏远的地方，根本叫不到。那位士兵知道，即便有救护车来，也来不及救这些孩子。就这样，他看着孩子们在父母的臂弯里痛苦地死去。 自他回到美国后，就一直无法入睡。当他与孩子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他会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除了他的母亲。而他母亲也只会说：“我亲爱的儿子，战争就是这样。在战争中总会发生这样的事。”但这样的安慰于事无补，他仍然承受着痛苦，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杀害了那五个孩子。 在我们为越南老兵举行的第一次禅修营上，他讲述了这个故事。那次禅修营非常艰难。许多老兵在自己心理医生的建议下前来修行，但他们却怀疑这样的禅修营是一次埋伏，是为了杀掉他们，尤其这样的禅修营还是一位越南僧人组织的。 一天，在行禅中，我看见一位老兵走在队伍后面，在大约二十米外跟着我们。当有人问他为何不与我们一起行走时，他解释说，如果这里有埋伏，如果他在后面，就可以有时间逃走。另一位老兵在宿舍里无法入睡，他在树林里搭了一个帐篷，可以让自己单独睡觉，他还在帐篷周围设了陷阱保护自己。许多老兵都没有办法交谈。 一天，我对那位用毒三明治杀害了五名儿童的老兵说：“你的确杀害了五名儿童，但今天，你也的确可以拯救五名儿童。” 世界各地（包括美国）都有儿童因为暴力、贫穷和压迫而面临死亡。有些时候，只要一点点药品、食物或温暖的衣物就能拯救一个孩子。我问那位老兵，为何不用你的余生去救这样的孩子呢？你杀害了五个孩子，但现在，你有机会去拯救五十个孩子。在此时此刻，你就可以治愈过去。 正念修习就像一艘船，你可以通过正念修习，给自己一艘船。只要你持续练习，只要你待在船上，你就不会沉入或溺亡在痛苦的河水里。 这位老兵慢慢地实践着这些话，他将余生都用去帮助孩子们，并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得到治愈。此时此刻亦包含过去，只要你能深入地活在此时此刻，你就能治愈过去。你不必等待任何事物。 第一次花开 学习、认识和改变消极的事 我在越南长大，我在越南出家，我在越南学佛修佛。在前往西方之前，我在越南教育了几届佛徒。但如今我要说，我是在西方认识到了自己的道路。 1961年，我获得了亚洲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比较宗教，并在那里开始获得许多见悟以及修行的成果。于我而言，赴普林斯顿好似进了佛寺。那里当时还是一个男性大学，没有女学生，而我就住在长老会学院。那里的气氛非常平和健康，与我留在越南的紧张和压力截然不同。我有许多时间在校园小道上行禅。正是在普林斯顿，让我见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场冬雪、第一次春和第一次秋。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地品尝到了快乐地生活在此时此刻的那份平静。 正念是我修行的基本。正念意味着安住于此时此刻，并觉知万事万物— 在我们之内和之外的所有积极和消极的因素。我们学习滋养积极因素，学习认识、拥抱和改变消极因素。 我们可以快乐地安住于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每天提醒自己，这样的修习并不是为了到达某地或获得某物。修习本身就是在寻找的快乐和平静，修习就是终点。 竹林 在漆黑的夜里，我知道你就在那里，因为我在那里 1964年，我从美国回到越南，住到西贡的繁忙市中心。我在那里创办了高等佛教学院，发行了《海潮音》，还准备开办青年社会服务学校。只要可以，我就会到城外旧邑郡的竹林寺，享受那平静美妙的空气。 一天早晨，我在竹林的小屋里很早便醒来了— 大约三点钟。当我将脚放到地上时，地面的冰冷让我一下子清醒了，我站在那里大约一个小时。当我望向漆黑的外面时，我听到了早晨的第一道钟声。尽管我无法看清每一个物体，但我知道，梅树和竹林就在那里。在漆黑的夜里，我知道你就在那里，因为我在那里。 你在那里为了我，我在这里为了你，这便是相即的教导。意识总是某物的意识，而认知总是同时包含主体与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