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1-5 章

第一章 黑色的新式“伏尔加”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的中部平原，由北往南，向省城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溅起一溜白雾。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级台原，像一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遥远的天边。透过车窗，从辽阔的平原上望过去，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列列钢蓝色的山峦像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突兀的峰巅之上，隐约可以了见那白皑皑的积雪。 小汽车在奔驰。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闪过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那是大片返青的麦田中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 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绕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道，把弧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翻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裁剪密麻麻的雨丝…… 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游客，看来无心观赏这撩拨人的飞红流绿。 实际上，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眼里，此刻车窗外依次出现的只是内陆省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北方那消失了的一抹黄色，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被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百分之四十五。这季节那里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他出生在那里，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季的景象。 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散布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不过，对于全省来说，这块风水宝地毕竟太小了，面积只占百分之十九。 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岭。那里土壤单薄，怪石嶙峋，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 中间一点“白菜心”，周围全是“菜帮子”，这就是本省大自然的写照。多少年来，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他，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此刻哪有心思把这大自然的风光看成是一幅五彩画图呢？他深知这些美妙画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他深感责任重大。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是啊，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千万人口哪！ 省委书记坐在车内，罗着腰，只是沉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他身躯高大，但并不壮实。脸色是黝黑的，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颧骨和前额都很突出，整个头颅像一块粗糙的岩石。头发已经斑白了。并且脱得稀稀疏疏。 这样的人物，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乔伯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眼睛里。即使是缺乏睡眠，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机警，并且像年轻人一样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当然，如果走起路来，那神态就更像一个小伙子。 其实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他原来的身体倒不像现在这样瘦削——当年曾经像运动员一样健壮哩。可惜一副好身体在“文革”的牛棚和监禁中耗费了大半。唉！那时间，他本以为，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牛圈”里窝囊地结束了，而不能再出去为人民拉犁耕作。谁能想到，在他接近花甲之年，中央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担当。 责任的确是重大啊！他在上任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临的困难性。但一进入实际环境，困难比想象到的更为严峻。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困难，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的机会了。他决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记得离京前，中央一位老领导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放开手脚工作，以便迅速打开这个省的落后局面。他是有信心的。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这需要魄力，需要耐力，需要能力，需要精力，当然也需要体力——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爆发力！ 他是在中央任命后第二天就到这里上任的。只有多病的老伴和他同行而来。他们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小女儿倒正好前年考上了这个省会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能和他们团聚了。他老伴浑身是病，这几年除自己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照顾她。亲爱的秀英在“文革”中他被监禁后，一边工作，一边拉扯孩子，还要为他的命运焦虑——积劳成疾啊！没有秀英，他说不定也就早垮了。尽管他眼下工作繁重，又一大把年纪，但只要有空子，他就尽力照顾老伴。小女儿虽然在这个城市，但不能让孩子耽误学习回家来侍候她妈。新来的保姆是个农村姑娘，刚到几个月，还有些拘束，家务活上有时还得要他给这孩子当助手…… 省委书记在车里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麦田。蒙蒙春雨中，农人们戴着草帽，正在大田里抡看胳膊抛撒化肥。这场雨太好了，正赶上了农时。不知道北边和南边的山区下没下雨。他在心里说：“老天爷！最好给那两个地方多下一点雨吧！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你吃饭哩！” 是的，南北两个山区一直是乔伯年最为关心的地方。他到职后最先跑的就是那两个地方。这是他工作的重点。跑一跑，更心焦。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但最令他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里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脑筋也更僵化。改变那里的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领导状况。这是最咬手的问题。他已经让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石钟同志尽快提出意见，调整和加强南北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 乔伯年用指关节揉揉太阳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感到眼睛有些肿胀，很想在车里迷糊一阵，但就是睡不着。昨晚在省农业科研中心开了半晚上会；会完后又失眠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很困惫，但又很清醒。 他是昨天上午到达位于黄土高原和中部平原接壤处的这个著名的农业科研中心的。本来他很早就想到这里跑一趟，但一直挤不出时间来。他对这个农科中心抱有极大的希望。这里有农学院、林学院、省农业科学院等十几个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科技人员三千多人，仅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上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真正是人才荟萃之地——这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今后全省农业的大发展，必须发挥这个科学中心的作用。 昨天出发时，他准备当天就返回省城——因为省上还有一些急迫的问题等待他解决。但他却推迟到今天下午才回来。 这个农业科研中心的所在地仅是一个小镇，几千名科技人员的生活一直存在严重问题。粮、菜、煤、水和各种生活需要根本不能保障。他昨天一到那里，科学家们就纷纷诉苦。他立刻决定晚上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除过先临时采取了些措施外，他准备返回省里后，着手研究将这里的镇一级建制改为县一级建制，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科研中心在后勤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两天他又跑路又熬夜，疲惫不堪，但他高兴的是他没有虚行这一趟。 现在，汽车已快要到省城了。南面逶迤的山岭已经显出他清晰的面目，如同屏风一般立在天边。城市依傍着南岭，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展开，此刻在春雨中灰漠漠一片看不见从东到西的边沿。 汽车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进入了市内。 这季节的白天仍然是短暂的。当汽车上了二十华里长的解放大道时，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加之天阴得很重，城市实际上已开始了它夜晚的生活。 路灯映照着积水的街道，像一条条灿烂的银河。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匆匆行走的人群，各种雨伞组成了一望无际的“蘑菇林”。主干道上穿梭着各种车辆；一个接一个的叉路口，红灯绿灯在交替闪烁。 “伏尔加”的速度慢了下来。 乔伯年侧过脸，看见外面几乎每一个公共汽车站，都涌满了黑鸦鸦的人群。有的车站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车上车下挤成一团，迟迟开不走。他知道人们在这大雨天挤不上车是什么滋味；他也知道这些人在抱怨，在咒骂，一片叫苦连天。 他在车里叹了一口气。 汽车终于折进了省委大院，缓缓地滑到了他的家门口。 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院落，有一座二层小楼。这是省委大院里比较陈旧的一所住家宿舍。乔伯年到职后，省委办公厅把他安排在已调到中央的原省委书记住的地方——那里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他就看上了这地方。一来这地方闲置着，二来有个大院落，他还能在其间营务点什么庄稼。他有个癖好，爱在自己住的地方种点玉米什么的。在他看来，即使从欣赏的角度来说，庄稼比之名花异草却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 乔书记走进自己的小院子，不免惊讶地愣住了。他看见一些人正在他的院子里移花栽草，忙乱成一团，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破坏，而不是美化。 “谁让你们移栽这些东西呢？”他问其中的一个人。 “张秘书长。”那人回答他。 “你去叫他到这里来一下。” 那个人走后，他对其余忙碌的人说：“你们不要搞了，这些花草从哪里移来的，再移回哪里去。” 这些移花栽草的人都停止了干活，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他们把什么弄错了。 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 “谁叫你在我的院子里搞这些东西的？”他问张生民。 门牙不知怎么缺了半颗的张生民，咧开嘴难为情地笑着，吐字不清地说：“我寻思你院子里光秃秃的，因此就……” “我准备在这地方种点庄稼呀！” 种庄稼？张生民和其他人都愣住了。 秘书长只好叫众人把这些花草又移走了。 乔伯年这才进了家门。 他先上了二楼的卧室。 秀英正在床上躺着。她没说什么，像往常一样，只冲他笑了笑。这笑容使他浑身一下子松宽下来。他现在才感到瞌睡得要命。真想马上在她身边躺下来迷糊一阵。 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不敢睡着了。再说，还没吃晚饭呢。 他问老伴：“没什么吧？药吃了没有？” “没什么，晚上的药还没吃。” 他在起居间洗了一把脸，就走到楼下的会客室里。保姆小陈给他沏了一杯茶。他抿了两口，就走到厨房里，准备帮小陈洗菜，结果被小陈硬拦住了。他就又动手为秀英熬中药。因为老伴多年生病，他已经是个“老熬家”了，熬药的经验很丰富，足可以编一段“熬药三字经”。只要他在家，秀英的中药都是他亲自熬他把砂锅放在火上，和小陈开始拉呱起了家常。他东拉西扯，询问她家里的各种情况。小陈是位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刚到他家来，大概因为他是“大官”吧，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他想尽量使她很快随便起来，就像自家人一样，比方说，他在家里做错了什么，她也敢批评和纠正他，就像他的小女儿虹虹对他一样。 当他把第二遍中药掺好凉水重新放在火上后，突然记起了一件事。 他很快出了厨房，来到电话间，迅速要到了张生民。他让生民通知市委和市上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明天早晨上班前都到省委来。他告诉生民他要这些负责同志来干什么。不过他让生民先不要给市上的领导说明。 明天要做的“文章”，是他刚才在汽车上“构思”的。 乔伯年打完电话后，先看着让秀英吃完中药，然后自己才开始吃晚饭。 他还没吃完饭，门铃就响了。他知道，今晚的第一批客人已经登门了。 小陈领进来的是省委副书记石钟。老石是来和他谈南北几个地区领导班子调配问题的。同来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和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处长，他们见他还端着碗，就劝他吃完饭再说。 乔伯年一边吃，一边把他们领进会客室，说：“吃着谈着！形象是有点对不起大家，但这是在家里，你们都不是生人嘛！” 几个人都和他一起笑了。 当老石他们给他谈起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考察情况时，提起一个叫田福军的人，说这个干部威信很高，而且很有能力。 “田福军？”乔伯年停下筷子，瞪住眼睛想了半天，说：“这个人我好像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几位管组织的同志谈完情况后，他接着指示他们再做详细的考察工作，以便很快提交省委党委会讨论。 老石他们告辞后，他家里先后又来了四五批客人。有谈工作的，有反映问题的，也有来告状的。有些是他事先约好的，有些谁知是从什么门道里闯进来的……直到十二点，他才从烟雾腾腾的会客室出来，摇摇晃晃地上了二楼，走进自己的卧室。 太累了！他躺倒在床上，顾不得和秀英打个招呼，头一挨枕头就迷糊了。他隐约地听见自己在呻吟。他感觉到了那只温热的手关切地放在了他的额头上。他只来得及在心里对老伴说：“我没发烧……”就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章 一夜春雨过后，城市的空气中少了不少怪味道。省委大院里鹅黄嫩绿，姹紫嫣红，小鸟在树丛中发出欢愉的啁啾。这个天地里已经是一片春天的繁荣景象，天完全放晴了，东边的太阳正从一大片楼房后面吃力地爬起来。 乔伯年比往常提前一刻钟吃完早点，换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准备过一会就离家出走。 这时候，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秘书长告诉他，除过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今天上午这次“重大活动”。 乔伯年生气地问：“这算什么重大活动？为什么要让记者来？” 生民嘴里漏着气说：“你要带着市委领导亲自去街上挤公共汽车，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报道出去，一定会引起全省的震动！” “生民同志，这是去工作，而不是去制造一条新闻！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每天都在挤公共汽车，我们去挤一次，又有什么了不起！你赶快去打电话，让新闻单位不要派记者来！” 秘书长在一刹那间愣住了。他心想：这不又是一条新闻吗？省委书记去挤公共汽车，还不准新闻记者报道！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他不敢违抗书记的指示，赶紧调转身出去打电话。 到外面的时候，张生民一路走，一路想：看来用老办法已经不能适应这位新书记的要求了。但怎样才能适应老乔的要求呢？作为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一种传统的思路和传统的工作方法，而且前任书记对他的工作一直是很满意的。唉，他现在不会工作了！接二连三地弄巧成拙！原来自视自己的一套是“创造性地工作”，现在却都成了画蛇添足。 张生民打完电话，刚出了院子，就看见一溜小轿车鱼贯进入省委大院——这是市上的领导们来了。 他赶忙迎上去，把这些人领进了小会议室。 市委书记秦富功问张生民：“开什么会？”秦书记的确有点纳闷，开会前不知道会议内容，这种情况他一生中遇得还不多。至于市上的其他负责人，恐怕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他们或许猜想：是不是国家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政治事件？这种事件通常都是先给他们这一级领导传达的。 张生民露着缺了半颗的门牙，索性也故作神秘地对秦富功笑了笑，说：“等一会乔书记就来呀，到时你们就知道了。” 当乔伯年进入小会议室时，所有的人都从沙发上站起来。 他和大家一一握了手，也没坐，立在茶几前说：“今天把同志们找来，不说别的事，咱们一块去坐一次公共汽车怎么样？” 秦富功和市上的所有领导都互相瞪起了眼：去坐公共汽车？ 不过，大家在一刹那间也就明白了过来：省委书记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解决群众坐车难的问题哩。 秦富功立刻有些尴尬地检讨说：“市上的工作没做好。这样一些小事情都让乔书记操心，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 “同志们，这可不是小事啊！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而且大部分人，干部和市民上下班都要依靠公共汽车，这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几乎和本市所有公民都有关系，怎么是小事呢？什么是大事？难道整天泡在会议里，发些不痛不痒的言论，做些可有可无的决议，就是大事吗？不，我们现在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观念和工作作风……好了，今天我们把会议搬到街道上去开吧！” 秦富功等人都连连说：“好！好！” 张生民补充说：“乔书记这样做是要了解这市公共汽车的实际情况，为不惊动四方，请大家出去不要公开身份。” 张秘书长见省委书记赞同地点了点头，知道他的这个补充不是画蛇添足。 紧接着，乔伯年一行人就相跟着步出了省委大院，来到了街道上。 他们先到一个就近的公共汽车站，准备坐四路公共汽车在解放大道六路口下车后，再换坐一趟电车。 此时正值早晨上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站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他们站在这人群里，也就是一些普通人了，看上去像外面来这个城市开会或办事的干部。街道两边，自行车像两股洪流，向相反的方向滚滚而去，并且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过了近十分钟，四路车还不见踪影。人群中有的伸长脖子向大街的南面张望，有的焦急地看腕上的手表，有的已经开始咒骂了。 秦富功等人也焦躁不安地向南面张望。他们多么希望这该死的汽车早点来啊！此刻，他们专心致志地等车，已顾不得和省委书记说两句闲话，以掩饰这令人难堪和不安的局面。 当一辆大轿车从远方驶来的时候，市上的领导们如同看见了救星，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等车的人都争先恐后涌到了街道上，准备拼搏一番。但是，这辆车驶近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不是四路公共汽车。秦富功等人脸上的笑容即刻消失得一干二净，再一次陷入到困窘之中。周围的人群里发出一片唉声叹气。 一刻钟以后，一辆四路车终于从南面驶过来了，而且上面空无一人。车站上的人再一次骚动起来，等待这辆车靠近。 可是，汽车甩站而过，风驰电掣般走了。人们只好朝着远去的汽车连声叫苦。 乔伯年不言不语立在人行道的一棵中国槐下。秦富功就像挤过一趟车似的，拿手帕不断揩自己汗津津的脸。市交通局长掏出圆珠笔，把刚才甩站的那辆四路车牌号记在了本子上，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哼，龟子孙，等着瞧吧！ 五分钟以后，四路车终于来了。 这下一家伙就来了四辆，像蜻蜓交尾似的亲密地连在一起，徐徐进站了。 尽管这个站的人都能上车，但人群还是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拥挤，以便上去抢占座位。有时候两个胖子别在车门上互不相让，后面的人就像古代士兵抬杠攻城门似的，齐心合力拥上前去打通阻塞。 等乔伯年一行人上了第三辆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 张生民指着乔伯年对旁边一位坐着的姑娘说：“请你给这位老同志让个座。” 那姑娘嘴一撇，扭过头去看街道上的景致，把张生民的话没当话。 “算了，算了，”乔伯年用一只手抓住悬空的扶手杠，“就站一会好了。” 因为一下子来了四辆空车，车内现在还不挤，他们后面的第四辆车甚至空无一人，好像是跟着前面的三辆车跑龙套。 “你们为什么四辆车跟在一块跑呢？”乔伯年问他身边售票的小伙子。 “不为什么。”售票员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为什么不间隔时间一辆一辆放车？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 “为什么你嘴这么多？”售票员斜瞪了乔伯年一眼。 “你服务态度怎这么不好！”秦富功气得脸煞白。 “态度不好又怎样？你要什么态度？” 市委书记气得张口结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根据“规定”，他不能让这位态度蛮横的售票员知道他现在在顶撞的是些什么人。 “你叫什么名字？”市交通局长在旁边恼怒地问。 售票员冷笑了一声，理也不理。 交通局长正准备掏圆珠笔和笔记本，这时车已经到了下一站。车门“哗拉”一声打开，上面的人还没下完，下面的人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进了车厢。一刹那间。几位领导就被挤得一个找不见一个了。 乔伯年一下子被涌到了一排座位中间，两条腿被许多条腿夹住纹丝不能移动。他赶忙躬下腰将两手托在车窗旁的扶手杠上。幸亏他身后有两个小伙子顶着压力，否则他就根本招架不住了。 汽车开动后，省委书记半趴半站，透过五麻六道的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街道。新建的大楼和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起。偶尔有一座古塔古亭，在一片灰色中露出绚丽的一尖一角，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新和旧，古老和现代，一切都混同并存，交错搀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风貌——如此也可以联想到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 太阳刚出来不久，水泥街道已经晒干了。但人行道上还存留着雨水的痕迹。所有的街道都是肮脏的，行车道上一片尘土飞扬，人的视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解放大道中央雄伟的明代钟鼓楼本来应该在目力所及之内，也已经被黄尘罩得不见了踪影。街道两边的铺地花砖积了厚厚一层泥垢，像一条条乡间土路。许多店铺的门面和牌匾，如同古庙一般破败。清洁车堆载如山，一路疯跑，把垃圾撒得满街都是……唉，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胸口就像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憋闷，甚至想无端端地发火。就说这公共汽车吧，坐一段路，比干几个小时活都累。此时，已经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的市委领导同志们，会有何感想呢？哼！多么轻松！把这样严重的问题看成是“小事”！好吧，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 又过了一站的时候，乔伯年看别人买票，才反应过来他也应该买票。是啊，常不坐公共汽车，竟然连这种基本的观念都忘了。 他一只手用劲握着扶手杠，腾出一只手在口袋里摸钱。身上没有零钱，他只好掏出一元人民币，对售票员说：“到六路口一张票。” “八路口下！六路口不停车！”售票员说。 “六路口不是有站吗？”乔伯年问。 “有站也不停！” “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 “那要是六路口下车怎么办？” “不停你下什么？” “有站为什么不停？” “早说过不停！你耳朵长到哪儿去啦？” “小伙子，你难道不能把话说和气一点吗？” “要听和气话回家找老婆去！” 乔伯年气得手都有点抖了。他强忍着说：“那就买张八路口的吧。” “拿零钱！找不开！” “你手里不是有那么多零钱吗？” “零钱是为你准备的？” 乔伯年索性不再和这个蛮横的售票员争执了。 这时候，他背后的一个小伙子把他手里的钱接过去，声音坚定地对售票员说：“把票卖了！”另一个小伙子也帮腔说话。售票员看两个棒家伙出面，只好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把钱接了过去。 乔伯年很感动地看了看他身后的这两个青年。他正想说句什么感谢话，售票员把票和找回的零钱，像打人似的“啪”地掼在他手心里，把他弄得一个趔趄。 他身后为他买票的那个小伙子立刻将售票员的手臂一挡，只听见售票员尖叫了一声，喊叫说：“啊呀！我的胳膊……” 司机听见售票员的喊叫声，立刻把车停下来，并且跳出驾驶室，绕后门挤进车内，大声喊：“捣乱分子在哪里？” 汽车里顿时乱作一团。乔伯年想不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边用手把众人豁开，一边架着他出了车厢。售票员和司机紧撵着跳下车来，要揪扯他们。 张生民和秦富功等也拼命从车里挤下来，紧张得满头大汗跑过来。生民拨开围观的人群，大喊：“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咱们省委书记！”秘书长一着急，竟然自己先“露密”了。 但售票员和司机怎么可能相信省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呢？他们嘲笑地说：“别他妈的糊弄人了！撒泡尿照照，看这家伙像不像个省委书记？都上车！到公司去！一人罚款拾元！” “胡闹！”市交通局长对这两个狂妄的家伙吼叫道。他掏出圆珠笔和笔记本，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别咋唬！快上车！”司机喊叫说。 气急败坏的交通局长只好跑到车后记牌号去了。 这时候，那两个护架乔伯年的小伙子走到前面，其中的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递到司机和售票员面前——那两个人一下子脸色煞白，惊慌得手足无措。 乔伯年这才知道，这是两个便衣保卫人员。他看了一眼张生民，生民咧开豁牙嘴笑了笑。 秘书长自认为这个“蛇足”不多余，否则今天就麻烦了。 乔伯年掏出手帕擦了把脸上的汗，对司机和售票员说：“你们赶快走吧，已经耽搁好长时间了！” 两个人立刻像兔子一样蹿上车，汽车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大家在人行道上围住省委书记，纷纷问他身体受伤没有？ 乔伯年笑着说：“没受伤，只受了点气。”他问大家：“现在咱们到什么地方了？” “快到八路口了！”市交通局长说。 “那咱们还得走回去两站，才能倒坐电车？” 秦富功满脸愧色，赶忙说：“乔书记！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今天无论如何再不要去挤电车了。我们市上的几个同志心里都很沉重。今天对我们的教育太深刻了！你尽管还没批评我们一句，但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无情的批评。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快改变市内交通状况的……” 这时候，一溜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人行道旁。遵照张生民的指示，省市领导的小车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刚才那辆四路公共汽车。现在，生民已经让保卫人员用步话机把车调过来了。 乔伯年只好说：“那好吧……这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同志们，还要说什么吗？事实已经全说明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 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 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富功。 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他，他已经严肃地处理了今天那几辆捣蛋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在晚报上公开报道…… 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问秦富功：“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 他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 第三章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到省委组织部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 他来到这里，主要工作是在一个省委专门成立的小组里，清查本省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从那时以来，他一直像个闲人似的呆在省委第二招待所。 黄原那面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呼正文来省里开会时曾看过他两次，说他的工作省上可能另有安排，让他再等一等。苗凯同志也来看过他一次。不过，意外的是这次见面老苗态度很客气，还主动征求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田福军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完全服从组织安排，个人没什么要求。老苗走后很长时间，他都弄不明白苗凯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可是无论怎样，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欣慰。不管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只要老苗能同志式地对待他就行了。 一年多来，他一直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除过春节回原西县住了十来天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爱云去年和晓霞来看过他一次，因为县医院工作繁忙，她住了一星期就带着女儿回去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田福军主要是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他的办公桌、窗台上、床铺间，到处都是书；古今中外，文史地理，无所不有。他平时也懒得整理，书籍在四处堆放得乱七八槽——反正这里很少来人，又是个临时居住地，不必太讲究。 他读的大部分书是他在大学的儿子从学校图书馆给他借来的。晓晨已经毕业，留校教了书。孩子虽说是工农兵学员，但学习很刻苦，主要钻研古典文学，在学报上已经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儿子论文的几本杂志一直放在他的枕头边，他时不时都要拿出来翻着看，几乎都快背诵下来了。他为此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骄傲。是呀，这是他儿子写的文章。儿子好像昨天还是个孩子，今天就发表论文了。而且小家伙的这些文章他理解起来都有点吃力——记得儿子最初的几个汉字都是他给教会的哩！晓晨在六岁前身体很不好，气管和扁桃体经常发炎，动不动就烧到了四十度，还伴着抽风。尽管他妈是医生，也常吓得哭鼻流涕。唉，为了这孩子，他和爱云曾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两个人坐在床上，轮流抱着他；一个晚上，孩子常常把整个床铺都吐脏了——那样的夜晚，他和爱云怎么能想到儿子将来能发表艰深的论文呢？他们当时只盼望他往大长，因为长大一点，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强一些……想起这些情景，田福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半天。不论什么人，儿女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他感到内心温暖的是，当年还要他万般操心的儿子，现在却开始关怀他了。孩子每次来这里的时候，总要给他带些营养品，还怕招待所的水不够开，专门给他买了一个烧水的电热杯。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和儿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时候。小家伙！倒像个大人似的头头是道地反驳他的看法。好，希望你能胜过老子！不过，孩子，你在公开场合说话可要注意分寸哩，这道理你应该明白…… 想起儿子的时候，他也就会想起他的女儿晓霞。晓霞和她哥的性格截然相反。晓晨沉着文静，晓霞风风火火像个男孩子。她小时候倒没生过什么病，几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脑筋，而且思路很怪。记得她六岁那年，他和爱云带她来省城住过几天。有一次他们领她去动物园玩，看完动物后，她突然问他：“爸爸，你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残？”他随口说：“老虎狮子呗。”她扬起头说：“不对！”她妈问她：“那你说什么动物最残？”她说：“人最残！”当时把他夫妻俩惊得目瞪口呆。她妈问她：“人怎么能和动物比呢？”她却振振有辞地说：“爸爸不是说人是高级动物吗？”是的，他是给她说过这话。他问女儿：“那你说为什么人最残呢？”她回答说：“你看人把动物都关在笼子里不让出来，连大老虎都关住了，人不是最残吗？”说得他和爱云一时都无言可对…… 多少年来，他一直记得和女儿的那一次对话。他有时候也仔细观察这孩子，不知她脑瓜里究竟有些什么新奇想法？他也琢磨不来这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算算已快满二十一岁。高中毕业，考了一回大学，差几分没考上，现在仍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他知道，“文革”十年把他的孩子耽搁了。如果在正常年月，晓霞的天资是可以考上大学的。不过，现在也还有些希望。他知道这孩子有一股顽劲。是的，有时她这股劲上来了，把他和爱云也不放在眼里。他这几年越来越对这孩子的个性有点担心。她的性格太不安分了，情感方面也太激烈了。记得还在她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把他的书柜翻得乱七八糟，捉住啥看啥。而且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看起了他的《参考消息》，在饭桌上和他争论国际问题，有些意见常叫他大吃一惊。有一次她竟然说她非常同情以色列。当他严厉斥责她时，她却顶嘴说：“你别想改变我的看法！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尽了迫害，死了那么多人，我同情他们！”她大概看了一些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把过去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现在的犹太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了。但他当时无法说服这家伙。 当然，他在内心十分疼爱和喜欢女儿。这是一个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只是性格和情感方面过分炽烈了一些，但理智还是健全的。有些认识方面的片面性是由于年轻造成的。但这总比愚蠢和不动脑筋强。他多么盼望女儿最终能考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 田福军一个人蜷曲在招待所的房子里，看完书休息的时候，就由不得想想儿女的事。他大半生忙忙碌碌，很少像现在这样闲下来幸福地思量自己的家庭。 这是否有些儿女情长了？ 可是，世界上谁能没有这种情感呢？只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艰难的事业，人才常常把个人的情感掩埋在心灵的深处，而并不是这种东西就丧失掉了。不，这种掩埋起来的个人情感往往更为深沉，更为巨大！ 田福军日常没事的时候，除过看书，也很少到街上走走，或到熟悉的人家去串门。不过，他有时却到省作家协会去找老作家黑老拉拉话。好在作协就在不远的隔壁，他就当出去散步一样。另外，黑老藏书不少，他可以在那里借几本他喜欢的书——黑老的书从不借人，他算是惟一的例外。黑老原名叫黑耀其（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从事写作后，才把名字改成了黑白（瞧，作家的名字都这么古怪）。一九五八年，他当时任黄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就和黑老成了好朋友。那时他才二十五岁，黑老——那时称老黑，已经四十三岁，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来的前一年，黑白就在原北县深入生活，挂职兼任副县长，写一部反映山区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后来这部书的内容一直写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他作为行署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常代表地委和行署到原北县去看望他，并关照原北县有关方面尽力照顾好黑老的生活。每次黑老回地区的时候，他都把他安排在宾馆最好的房间里，并保证行署的汽车黑老随叫随到。在黑老那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他干脆把他从原北接回来，让他住在黄原宾馆里写。这样，他们渐渐成了在一块天上地下无所不谈的朋友了。黑老那部名字叫《太阳正当头》的长篇小说，当时出版后影响很大。一九五九年黑老回了省作协。以后的年月里，他每次到省里来开会或办事，总要去看望他……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黑白已经六十三岁，由当年的老黑变成了黑老；他自己也已经四十六岁，由当年的小田变成了老田。但他们在一块还像当年一样情深意厚，无话不谈。黑老现在的主要话题是“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开始到“四人帮”垮台，十年里他遭受了不少磨难。他开玩笑说，那些年把“黑白颠倒”了，现在才又“黑白分明”了…… 有时候，田福军心里也很烦乱，既看不进去书，也无心去找黑老聊天，常一个人披着那件黑棉袄，在招待所后院的小树林中长时间地来回踱步。他焦急的是，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而他却闲呆在这里无事可干。什么时候才给他分配工作呢？正文说省上可能要考虑他的工作安排——但他不愿留在省城。他在基层工作惯了，在大城市很不适应。去年年底石钟同志就和他谈过，问他愿不愿留在省里工作，他表示他不愿留在这里，而愿回黄原去。唉，就是仍回原西县给李登云当个副手也行。他现在不是想争官，而是想工作。但苗凯同志现在是怎样想的呢？他来看他时，对他的态度倒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只是征求他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而不说地委对他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要求过组织按自己的意见安排工作呢？ 他一个人在小树林中转来转去，对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好继续等待吧…… 这一天下午，当他正在小树林中转悠的时候，突然看见好像是润叶向他这边走来了。润叶？她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他看错了人？ 但这的确是润叶。 她现在已经走到了他跟前，说：“我刚来，到你住的地方，看门锁着，问隔壁服务员，说你到这里散步……” “你怎到这儿来了？”他一边引着侄女往回走，一边问她。 “我调到团地委的少儿部了。离开原西的时候，我二妈叫我到你这里来一下，给你送换季的衣服……我到黄原报到后，有几天假，就坐公共汽车下来了……” “吃饭了没？” “我下车就吃了。” “你先到我门口等一会，让我到登记室给你登记个房子……” 田福军给润叶登记好房子后，就赶快走回他住的地方。他的门锁着，润叶立在门口，地上放一个大提包。 他开了自己的房门，把侄女引进去，忙着给她掺洗脸水、泡茶。 润叶不让他忙，让他坐着，并且先抢着给他冲了一杯茶。 在她洗脸的时候，田福军才问：“你是怎么调到团地委的？” “丽丽和丽丽的男朋友帮助我调的。” “丽丽就是杜正贤的娃娃吧？好像是你的同学。杜正贤不是在地区文化局当副局长吗？怎么把你调到团地委呢？” “主要是丽丽的男朋友帮的忙。”润叶说。 “丽丽的男朋友是谁？” “叫武惠良，是团地委领导。” “他又不是劳动人事局长，年轻轻的……” “他爸是地区人事局长。” “噢……”田福军这才想起地区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那个武惠良大概是得全的儿子了？ 田福军半天没有说话。尽管润叶是走后门调动工作的，但他不愿指责侄女。他知道润叶和女婿合不来，婚姻很不幸，不愿在原西呆了。本来他应帮她调个工作，但他自己的工作一直也没着落，怎么可能帮助她呢？现在这样也好，润叶已成大人，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了，这应该说是好事。 田福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觉察到，侄女现在似乎从不幸中得到了某种解脱。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又恢复了正常。他曾多么担心她在精神方面发生问题。 但田福军在心里也常常同情向前和登云两口子。他们也是不幸的。尤其是向前——他是一个好娃娃。唉，这小子怎么一个死心眼看上个润叶呢？年轻人啊，真是不可思议！明知是火坑，偏要往里面跳！毫无办法，只能像他原来想的，让时间慢慢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吧…… 田福军为不刺伤润叶，根本没提向前一家人。他只问自己家里的情况，并鼓励侄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学习，提高水平——因为她过去一直没有搞过行政工作，刚开始一定会很不适应…… 润叶在他这里住了两天，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并且把脱落的扣子都给他补缀好。他打电话把晓晨叫来，带着姐弟俩到一家著名的菜馆里吃了一顿。润叶第四天就回黄原去了，临走前还把他的房子收拾了一遍，将散乱的书籍都分类给他整理得齐齐整整…… 润叶走后的第三天下午，田福军到省作家协会把看过的书还给黑老，又从他那里拿了几本新的书回来。 当他返回招待所的时候，见他房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而且他的门也被打开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走前去。在门口不远处，招待所所长撑过来，紧张地说：“啊呀，到处找不见你！赶快！省委乔书记和石书记在你的房子里等你！” 田福军头“轰”地一声，急忙走进了自己的宿舍。 招待所服务员正给乔伯年和石钟倒茶。两位省委领导见他进来，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石钟对他说：“乔书记去省考古研究所看望了几位老专家后，让我带他来这里，说要见见你……” 乔伯年手里端着一杯茶，笑着打量了一下他，说：“你就是田福军？咱们是老熟人了！” 田福军有点惊讶。他想不起他什么时候见过乔书记。没有！他怎么能是乔书记的熟人呢？ 他只好说：“乔书记可能记错人了……” “没有！没有！”乔伯年笑着说，“咱们没有见过面，但的确是老熟人了！至少我是早就认识了你。一九五七年我在农业部的时候，分管过一段内部刊物的工作。那时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一个叫田福军的学生，给刊物写过几篇很有质量的文章。有两篇我还给写过编者按语。那个田福军不就是你吗？” 田福军这才明白了。他很受感动地说：“就是的。当时我不知道这情况。想不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记得这些事。” “这是我回忆起来的。记得我当时还让部里管人事的同志去人民大学找过你，想让你毕业后到农业部来工作，但又听说你执意要回黄原去，我就再没让他们强求你。我也是黄原人嘛！很乐意咱们黄原能多留下一些人才！” “这事我想起来了，当时中央农业部是来人找我谈过话。”田福军说。 服务员退出去后，房间里就他们三个人了。 乔伯年坐在他床边上，问他：“你是黄原哪个县的？” “原西县。”他回答。 “噢，那你和高步杰同志是一个县！我是原东县人。咱们黄原有句口歌：原西的女子原东的汉。因此我就娶了个原西老婆！” 三个人都笑出了声。 “高老前年还回原西视察过工作。”田福军告诉省委书记。 “那我知道，”乔伯年说，“高老回北京后，到我家里说了半晚上咱们家乡的贫困，还哭了一鼻子……噢，福军同志，你能不能谈谈应该怎样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呢？” 省委书记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使田福军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他想了一下，说：“最紧迫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的问题。照我看，第一步应该普遍推行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有些地方甚至不妨可以包产到户。这些方法已经在四川和安徽有了先例，据说非常成功。既然人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实际证明落后山区包产到户更好一些，那么生产责任制也可以主要以这种形式搞……” “可是，集体生产方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如何体现？”石钟插话问田福军。老石的口气似乎不是反对他的看法，而是想让他把自己的意见论证得更有力一些。 田福军冲口说：“奴隶社会也是集体生产！” 乔伯年和石钟都笑了。 田福军感到他话说得有点冒失，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这时，乔伯年口气认真地对他说：“福军同志，省委已经决定让你回黄原去担任行署专员。希望你回去后，能在那里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罢了石钟同志还要和你详细谈一谈。” 田福军愣住了。 他立刻对两位省委领导说：“这么重大的担子，我能力太低，怕担负不了。请省委能重新考虑……” “已经决定了。你准备一下，力争尽快返回黄原。不准再打退堂鼓！” 乔伯年说着便站起来。两位书记和他握了手，便告辞走了。 田福军送走两位省委领导，即刻返回到房子里。他关住门，立在脚地上，低倾下两鬓斑白的头颅，开始沉重地思考这新的使命。 第四章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毛毛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 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女儿，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息养了几个月…… 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行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籍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 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他。 在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 田福军诚恳地说：“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像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病。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 田福军说：“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正文主持一段……” “那还是你主持嘛！也没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 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就只好告退了。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看他来了。 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西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苍桑啊……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工作中，一块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 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过去在原西，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这一点在目前仍然很重要），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地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 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 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 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同心协力工作呢？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原西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 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 他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 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他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 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 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中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 他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 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 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 啊啊！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布署，在夏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多数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中；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 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它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 从县上回到地区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锁着。他的家还在原西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市医院，但他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爱云分别了一年多，他实在需要她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天天晚上都能和她共眠一床。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回去一趟不行。 好在这一段侄女还能带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得经常穿脏衣服。他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省上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腻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 有一天，他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她帮忙。他以为是晓霞这鬼丫头来了。直到小房门口他才发现是杜正贤的女儿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家，他认识。 他问丽丽：“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不带他来？” 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他说：“本来要来，可是他爸不让来。” “为什么？” 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该怎回答他。 润叶只好说：“本来惠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而现在你当了专员，惠良要是往你这里跑，怕别人说闲话……” 田福军听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 他只好开玩笑说：“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让老武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 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 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回原西去搬自己的家。 他当天回到原西家里后，屁股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智、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啊呀，我们还在招待所等你哩！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 田福军招呼他们坐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在这里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 说完这话，他马上意识到，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大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又开玩笑补充说：“怎么？我回来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的老婆？”这一下才把大家逗笑了。正给众人倒茶的爱云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 田福军下午就准备起身，因此没时间和原西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原西来，和老同事们一块放松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谈闲话。 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妻弟润生和妻妹晓霞，把他家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 这天午饭前，县上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当然也有个把势利之徒，看原来在原西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乘这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 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着出车走了。可怜的小伙子不愿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我们能理解他那难言的心情…… 下午吃过饭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上车前，原西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 他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像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周文龙为不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就赶快退开了。 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了小卧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抱着他那只老黑猫。 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立在车旁的晓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 “为什么？”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本来小车四个坐位，他两口子加上晓霞和她外爷正好。 女儿嘴伏在他耳边悄悄说：“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哩！你看这么多人为你送行，这是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面就有点不像话了。你明白吗？田专员！” 啊啊！田福军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说：“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押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