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21-25 章

第二十一章 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 比起他想象的其它灾祸，这件事看来并不特别严重。《红楼梦》里的凤姐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弟兄分家，或者父子分家，在农村已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和其他人家相比，大哥和嫂子结婚几年都和他们一块过光景，这也就不容易了。现在他们要单另立家。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无可非议。 少平看出，大哥心里很难过。少平理解他的心情。 他去烧砖窑转的时候，大哥把他引到下面的沟道里，想和他单独说说话。 弟兄俩坐在东拉河边，一时都不知该从何说起。 少平给少安抽出一根纸烟。少安说他抽不惯，仍然用纸片给自己卷了一支旱烟棒。 “大哥，分家的事，你也不要过多地想什么。爸爸的考虑是对的，你和我嫂现在应该单另过光景了……” 少平先开口劝慰少安。 少安沉默了好长时间以后，才说：“那你们怎么办？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 “有我和爸爸两个人哩！家里实际上没几口人了！我和爸爸两个完全可以维持！”少平说。 少安又沉思了一会，然后抬起头看着弟弟，说：“那这样行不行？分开家后，你到烧砖窑来，咱两个一块经营，红利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那还等于没分家！”少平笑了笑。“既然单另过光景，咱们就不要一块粘了。虽然是兄弟，便要分就分得汤清水利，这样往后就少些不必要的麻烦。分开家过光景，你的家就不是你一个人，还有我嫂子哩！” 少安惊讶地盯着弟弟的脸看了半天。他想不到少平已经变得这么大人气——这未免有点生硬。他说：“弟兄之间怎能分得这么清哩？” “分清了好。俗话说，好朋友清算账。弟兄们一辈子要处理好关系，我认为首先是朋友，然后是弟兄才有可能。否则，说不定互相把关系弄得比两旁世人都要糟糕哩！” 这“理论”少安无法接受，但他认识到，少平已不再是过去的少平。他奇怪：弟弟在什么时候学会了高谈阔论？ 不过，少安感到多少日子来由于分家而给他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少平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想：既然你后生口大气粗，已经这么能行了，那咱们倒也不妨试试看。 他问弟弟：“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准备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 “什么？”少安吃惊得几乎要跳起。“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屁股一拍远走高飞呀？怪不得你把分家说得这么自在！你走了老人怎么办？如果是这样，家就不能分！” “哥，你先别躁。我迁到黄原，又不是自顾自图轻快去呀！我出去难道就会白白呆着？我不会劳动？我赚下的钱不会养活老人？再说，我在那里闹好了，说不定将来把父母亲也能搬迁过去哩！” “这真是说笑话哩！老人年纪那么大了，还跟你上天去呀！”少安已经生气地挖苦起了少平。 少平知道，少安无法理解他。他沉默了一会，说：“哥哥，不管怎样，咱还是按爸爸的意思来，先把家分开再说。你不要太为我们担心。我出去要是不行了。我就会很快回双水村的。往出办户口不容易，要是往回迁户口，双水村不会拒绝接受我吧？你叫我出去先闯一闯，头碰破了，那是我活该。你不是也在闯吗？你为什么不一心种庄稼，而开办个烧砖窑呢？还不是谋个大出展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的一点打算呢？” 少安倒被弟弟的这番话说得无言对答。 他问少平：“那你和爸爸商量了没？” “还没哩。罢了我和他商量。你放心！如果爸爸不同意我出去，我就留在双水村种庄稼呀！” 兄弟俩实际上无法再把话谈下去了。 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站起来。 少平也站起来。兄弟俩就这样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东拉河畔，相跟着从草坡的小路上转上来。一块走到烧砖窑的土场上。少安抓起木模子打砖坯，少平把鞋袜扔在一边，裤管挽在半腿把上，赤脚片跳进泥里，抡着铁锨帮哥哥干起活来…… 两天以后，在孙玉厚的主持下，这个多年的大家庭就一分为二了。 分家其实很简单，只是宣布今后他们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原来的家产少安什么也没要，只是秀莲到新修建起的地方另起炉灶过日月罢了。实际上，这个家永远不会像少平说的那样“汤清水利”。首先虎子就分不开。小家伙名义上分过去了。但他不会离开爷爷和奶奶；孙玉厚老两口也离不开这个宝贝孙子。 家总算这样“分”开了。 分家以后，少平立刻就和父亲谈他自己的出路。 孙玉厚老汉豁达地对儿子说：“你走你的！这两年爸爸还康健，能种了这点庄稼。只要你能在外面闯出个世事来，爸爸不拉你的后腿！你出门爸爸放心着哩，不会闯出大乱子来……” “只要我能在黄原扎下根，将来就把你们都迁过去！” 少平非常感激父亲如此慷慨放他出门。 玉厚老汉苦笑了一下，说：“先不要想那么远的事。再说，我和你妈一辈子就是这双水村的人了，不会把老骨头撂到外地去的。你只管闹你的世事去！你到了外面，可要你自己操心哩！爸爸盼你这辈子不要像爸爸一样，活得蜷胳膊曲腿的……” 少平心里陡然间生出一种悲壮的情绪来。他想，为了父母亲对他的热爱和希望，他也要好好活一辈子人！ 在村里办好迁移手续后，他准备到罐子村和原西县高中分别看望姐姐和妹妹，然后就直接返回黄原。 离开双水村的那天，父母亲和大哥大嫂一直把他送到村头。母亲哭出了声，惹得全家人都眼圈红了。是的，这次出门不比往常——这意味着他不再属于双水村，而将成为一个陌生地方的公民了！ 少平顺路先到罐子村看望姐姐。兰花一见他，什么也没说，先哭了一鼻子。王满银几乎一年没回家来，姐姐一个人又种地，又带两个孩子，操磨到像个老太婆一样。 酸楚和愤怒使少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在姐姐家留了几天，帮她把一些主要的秋庄稼割倒在地里——不久爸爸和哥哥会来帮助背运和碾打的。 临走时，他给姐姐放下二十块钱，让她去量盐买油。 少平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从罐子村搭上了去原西县的长途公共汽车。 从原西县汽车站出来，走在那条熟悉的石板街上，闻着空气中亲切的炭烟味，一种怀旧的情绪立刻弥漫在他的心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记起了几句诗——在诗人贾冰的影响下，他后来也读过不少诗。 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 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 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 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 曾经熟悉的震颤； 为了回忆中的忧伤， 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少平一边从街道上往过走，一边泪眼朦胧地寻找着过去涉足过的角角落落。 一直到十字路口附近，他才使自己镇定下来。 他看见，现在的原西城似乎比往日要纷乱一些。十字街北侧已经立起一座三层楼房；县文化馆下面正在修建一个显然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剧院，水泥板和砖瓦木料堆满了半道街。原西河上在修建大桥，河中央矗立起几座巨大的桥墩；拉建筑材料的汽车繁忙地奔过街道，城市上空笼罩着黄漠漠的灰尘。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私人货摊和卖吃喝的小贩，虽然没遇集，人群相当拥挤和嘈杂。 少平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跛女子侯玉英！ 侯玉英怀里抱着个孩子，一瘸一拐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侯玉英兴奋地笑着，对少平说。她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像个圆面包似的。 “这是……？”少平指着她怀中的娃娃。 “我的！四个月了！云云，给叔叔笑一笑！”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 少平把孩子从跛女子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她，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脸已经通红了。 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没有遇见一个女的当面说这种话。 “你爱人干啥着哩？”他问。 侯玉英扭过头朝那个白布帐下指了指。 少平看见，一位头发留得很长的青年，正在殷勤地为顾客拿东西，找钱。 “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为我们办了个营业执照，我们就干上了这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家里去吃一顿饭！两年多没见你，还以为你死了！我么……一直还忘不了你……”侯玉英竟然羞得低下了头。 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跛女子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 他只好客气地说：“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再去你们家……你快忙你的，我走了……” 少平慌忙给侯玉英打了招呼，就告辞走了。 他紧张地穿过街道，尽量使自己淹没在稠人广众之中。一直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时，他的心跳才恢复了正常频率。 和侯玉英这次意外的邂逅，使孙少平感慨万端。唉，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过起了光景日月。少年！少年！那是永远地逝去了…… 可是，你现在还不准备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至于你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你现在还难以断定…… 少平在中学见到妹妹后，很快就换了另一种心情。他高兴地看见，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高挑而挺拨，乌黑的头发剪得齐齐整整。少平心里骄傲地想，妹妹就是到黄原城，也是最漂亮的姑娘！ 他给兰香带来了在黄原买的那身时新衣裳和两条天蓝色拉毛围巾——其中一条是送给金秀的。 兰香和金秀在学校大灶上给他买了白馍和两份甲菜。兄妹三个在她们的宿舍吃了下午饭。吃饭时，金秀不断询问她哥和她爸的情况。 第二天，兰香撵到汽车站送他。等车的时候，她忍不住哭了。 少平劝慰妹妹说：“别哭！我知道你为分家的事伤心。你不要怕，有二哥哩！你好好念书，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寄到你金波哥那里，我保准能收到。你千万不敢影响学习，你快要考大学了！二哥这辈子恐怕再不能进大学门，但我特别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咱家里就看你争这口气了！” 兰香把脸上的泪水揩掉，一边听少平说，一边给他点头。 中午，少平上了公共汽车，直奔黄原城。 在黄原汽车站下车后，他身上只剩了五毛钱；他除过留够一张车票的费用，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爸爸、姐姐和妹妹。 现在，他等于赤手空拳返回到这个严厉的城市。现在正是城里下晚班的时候，自行车如同洪水一般从他面前流过。 他又一次惆怅地立在候车室外面，思谋自己该怎么办。 他应该马上找到活干，否则五毛钱只能勉强在小摊上吃一顿饭。 当然，今晚上他也可以到金波或者阳沟曹书记那里凑合一下。但明天呢？后天呢？ 不行！先得有个立脚之地，有饭吃，能赚点钱，然后才可以考虑其它事。 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开始自觉地向东关大桥头移动了。 当他混入大桥头的“劳力市场”时，太阳就快要坠入麻雀山的背后。一些失去信心的揽工汉已经开始退出这个地方。 少平焦灼地立在砖墙边，绝望之中带着一丝侥幸，等待看有没有包工头来“招工”。 他的愿望随着黄昏的降临而渐渐破灭了。 他突然想：他能不能再到他原来干活的工地上去碰碰运气呢？他知道那工程还没完，只是一般说，他中间辞工的空缺，很快就会有人补上的。 尽管毫无把握，少平还是过了黄原河大桥，向物资局的工地走去。 他拿着剩下的五毛钱所买的那盒用作交际的纸烟，在工地上转了几圈，才找到了工头。 由于他现在穿了一身新衣服，工头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把那盒纸烟大方地塞到工头的衣袋里，说：“我是孙少平。我又来了。现在我没活干，能不能再上你的工？” 工头看来记起了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小工。他想了想，说：“本来人手满了，但一个人嘛……你来吧！” 少平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先到工地的灶上扒了两碗干米饭；然后就一路小跑着，到东关金波那里去取他的那卷破烂行李。 第二十二章 连绵不断的秋雨刷刷地下着，城市一直笼罩在阴冷的水雾之中。从节令上看，这大概是黄土高原本年度的最后一次雨水；过不久，天空就要飘飞起雪花。 这雨已经下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南风赶着灰黑的云彩，潮水般向北方漫过来。雨时疏时密，但一直没有断。老天爷总是不尽人意，伏天要雨的时候，偏偏一滴雨也不落；现在不需要雨，雨倒下个没完没了！ 大街小巷淙淙地流淌着污水；房屋上的灰尘和人行道上的泥垢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黄原河再一次变成了浑浊的泥汤。城外的山里峡谷之中，飘游着一团团蓝色的雾霭。 秋雨造成了一种令人愁闷的气氛。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卖东西的乡下人披着破麻袋片，躲宿在屋檐下心灰意懒地等待买主。十字街的警察钻进岗楼里打盹去了，让汽车在街上自由行驶。从省城到黄原每周三次的班机还没有停飞，轰鸣着低掠过城市上空降落在东川水迹斑斑的跑道上。什么地方沉重的钢铁撞击声，在寂静的雨声中听起来格外刺耳。 少平干活的那个工地照例停止了施工——场地完全泡在了一片烂泥汤中。工匠们也照例倒在窑里开始没明没黑地睡觉。疲劳过度的人啊！一个个睡得伸胳膊蹬腿，不仅鼾声中捎带着舒服的呻吟，还把牙齿咬得格嘣嘣价响…… 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却没有一点睡意。他头枕着自己的两只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窑顶，一边听外面单调乏味的雨声，一边脑子里杂乱地想许多事。 前几天，他抽空去了一趟曹书记家，把户口落在了阳沟。 他在那里仅仅落下个空头户口而已。视土如金的阳沟不会给他土地，他实际上仍然是一棵无根草。现在他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曹书记的手上。他指望过一两年后，老曹最起码能给他争取一块安家的地盘。至于土地，他不敢奢望。 这样说来，他一生也许只能在黄原城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要是将来成了家，用这种方式能养活得了老婆孩子吗？ 但是，以后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还很遥远。无论如何，他已经成了一名黄原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想象，他那些前辈祖宗中，大概还没有离开过故土。现在，他有魄力跑出来寻找生活的“新大陆”，此举即使包含巨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直到这个时候，孙少平还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为他落户口的真实用意。我们可以猜想，如果他知道他们是要他做上门女婿，那他会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现实的。把爱情放在一边不说，他眼下起码就不会有这么多熬煎了，反正到时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但他同样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目前还不想把事情挑明。一来他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他；二来菊英还在上学，年龄也小。对曹书记来说，这是他的一步“远棋”——还得走一段再说！ 现在，少平躺在这个汗气熏人的窑洞里，在鼾声雨声的交响曲中，谋算着自己下一步的生计。他想，他一定不敢误工，要千方百计找到活干。他要赚钱给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妹妹上学——现在分了家，他就是一家之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已经在工地上留心学习匠工的技能，想尽快改变当小工的处境。如果他成了匠工，一天的工钱就能提高一倍；这样，除过顾救家庭，自己也能积攒一点。两三年后，要是能在阳沟找个地盘，他就可以先箍两孔窑洞——那时才意味着他真正在黄原扎下了根。 这一切也许并不是梦想。他年轻力壮，只要心里攒上劲，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打算哩！他甚至想某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嘿嘿，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地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 孙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不断地这样胡思乱想。反正这下雨天也没有什么事，总不能没完没了地看书；再说，他手头的两本书已经看完，现在也懒得到图书馆去借。 吃过饭以后，天突然出现了一会短暂的明亮，雨也下得小了一些。工匠们碗一撂。回来又倒下睡了。 少平感到很烦闷，不愿意再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做那些浪漫的遐想。趁雨下得不大，他想到街上转转，看能不能看场电影，好消磨一段时光。 天气已经很冷了。他把那身深红色的绒衣穿在身上，外面仍套着那身做活的破衣裳，就赤手空拳出了门，来到大街上。他也没伞。就在屋檐下躲躲闪闪地走着；好在雨不大，星星点点的，不会把衣服淋个透湿。现在穿绒衣似乎太早，走一段路以后，身上便感到热烘烘的。他感到有点不自在——外衣的两个肩膀破烂不堪，里面的红绒衣暴露出来，特别扎眼。从这身新旧悬殊、不伦不类的衣服上，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地道的乡巴佬。 但少平放心的是，这里没有多少熟人。街上谁有兴趣注意这身有碍观瞻的穿戴呢？ 他便尽量把那种别扭抛开，自由自在地在黄原街上逛荡。雨中的街道难得清静；稀稀落落的行人，脸都被雨伞遮挡着。所有的商店都照常开门营业，但没有多少人光顾。 少平不知不觉溜达到了南关，这里离地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本城最大的影剧院，他很想去碰碰运气，看现在放不放电影。 他远远地看见，影剧院前面的街道上，拥挤着许多人。估计有电影！但不知是否能赶上场？ 他加快脚步走到影剧院门口，迅速瞥了一眼大红油漆木牌，见上面写着《王子复仇记》。 他高兴极了！这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据上次金波说，为哈姆雷特配音的是孙道临，相当激动人心。 少平一看时间，知道还能赶上这一场，便慌忙挤到售票处。 他失望极了——这一场票已售完。 他于是垂头丧气退回到拥挤的人群里，看能不能钓个“鱼”。 他正在人群瞎挤，突然愣住了。他看见田晓霞穿件米色风雨衣，两手斜插在衣袋里，正在几步远的地方微笑着看他。 他僵立在原地，脸顿时像火一般烫热。 她走过来，仍然微笑着，伸出手，说：“我以为这是在做梦。” “是……我也这样认为……”他握了握她的手。 一阵难言的沉默。 “你现在是去看电影呢？还是到我家里去呢？”她掏出一张电影票递到他面前。 “不，你去看吧……我……”他的脸仍然像火烧一般。 “我已经看过一次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建议你也别去看了，咱们到我家里去吧！”晓霞似乎故意表现出一种矜持的态度，但显然很难掩饰她的激动。 少平看见，晓霞已经完全是一副大学生的派头了，个码似乎也比中学高了许多。一头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上面沾着碎银屑似的水珠。合身的风雨衣用一根带子束着腰，脚上是一双棕色旅游鞋。 但是，站在这个人的面前，不知为什么，少平并不为自己的一身破衣服而感到害臊。相反，他觉得穿这身衣服见她正“合适”。 “何去何从？”她笑着把手中的票晃了晃。 “我当然放弃了‘复仇’！”少平脸上的燥热渐渐消退了。 晓霞嘿嘿一笑，她很快把那张票向旁边“钓鱼”的人处理掉，便引着孙少平向地委走去。 “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晓霞一边走，一边问他。 少平无言以对。 他听见“蓬”一声，心一惊。扭头一看，晓霞手中撑开了一把湖蓝色的自动伞。 她向他挨近了一些，把雨伞遮在两个人的头上。他顿时感到自己沉浸在一片迷蒙的湖蓝色的梦幻之中…… 近两年了，他没有见晓霞的面，他原来想，一年前他没有答理她最后的那封信，他们的联系也就随之永远地断绝了。她将会变成自己记忆里的一个人，而在现实中他们再不可能见面。是呀，人家是大学生，他是一个乡巴佬。相差如同天上人间……可是，现在却猛然和她相遇在了这秋雨绵绵的黄原街头…… “你怎不回答我的问话呢？”她在雨伞下转过脸，瞅着他。 “一切都很明白……”他说。 “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你仍然是个农民吧？看来，你还是世俗的！”晓霞不客气地说。 少平心里不同意老同学对他的评价。其实，他在灵魂深处并没有低看自己。她显然不了解他这两年的变化。他之所以不愿和她再联系。的确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处境差异太大。但这并不是说，他认为所走的道路就比上大学低贱。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低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他已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尽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晓霞把他引进了地委大门。看门房的老头在玻璃后面满脸堆笑向晓霞点了点头，他们就径直穿过一个大院，又通过一道小门，来到一个安静的小院落。 晓霞对他说：“这是常委院。”她又指了指旁边一座四层楼，“那是地委家属楼，我们在一单元二楼左手……这样吧，咱们不回家了，在我爸的办公室里好拉话。我爸昨天去了原东县，还没回来……” 常委院是一排做工精细的大石窑洞，三面围墙，有个小门通向家属楼。院子里有几座小花坛，其间的花朵大都已凋谢，竟奇迹般留了一朵红艳艳的玫瑰。墙边的几棵梧桐树下，积了厚厚一层黄叶。 晓霞收了雨伞，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了中间一孔窑洞的门。她揭起门帘，把少平让进去。 窑洞面积很大，两孔套在一起；刚进门的这孔显然是办公室，从墙中间的一个小过洞里穿过去，便是书房兼卧室了。 她引着他进了里间。 他拘谨地坐在沙发里，环视着这个非凡的地方。晓霞忙着为他倒茶、削苹果。 少平在对面墙上的穿衣镜里，看见自己穿着一身烂衣服头发乱得像一团沙蓬，坐在这舒适的全包沙发里，实在有点滑稽。如果不是晓霞在，进来个生人看见他这副样，会以为是个图谋不轨的歹徒呢！ 晓霞把一颗削好的苹果递到他手里，然后也坐在旁边的沙发里，开始询问他这两年的情况。 少平这才一边吃苹果，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如实地向晓霞叙说他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 在少平说话的时候，晓霞瞪着一双美丽而惊讶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 少平说完后，晓霞像木雕一般呆坐在沙发里，不再发问，也不再说话。 少平也沉默了一会。然后他信任地对她说：“你不要对任何熟人或咱们的同学说起我的情况。我知道你能理解我，我才对你说了实情。不愿意我目前的真实情况让别人知道。要是传回原西，我父母一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想象中，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咱们同学之中，除过金波，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因为虚荣，而是不愿遭受虚荣者的嘲笑；我想默默地、宁静地走自己的路…… “你得向我保证这一点！”少平强调说。 晓霞像是从梦中惊醒，随口说：“这你放心！”她站起来，“先不说了，让我去买饭！咱们就不回我家里吃了，我知道你在我家里吃饭不自在。我到大灶上去买……” 晓霞从柜子里拿出碗筷，又在桌子抽屉里抓了一把饭票，就很快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她端回一磁盆炒菜；菜上面摞了一堆馒头。她拿出个小碗，给自己拨了一点菜，又拿了一个馒头，说：“剩下都是你的！” 少平估量了一下，说：“我大概可以消灭，不过，你不要笑话！”他说着就端起了盆子，不客气地大吃起来。 晓霞笑了。她坐在他旁边，把自己碗里的肉又挑回到他的磁盆里。不知为什么，她这举动使他想起了润叶姐——那种黄土高原姑娘们所具有的温暖的亲切感…… 天色暗下来了。 晓霞拉亮电灯，把自己的碗放在一边，站着看了他近一分钟，突然问：“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少平抬起头，说：“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像以前一样，及时推荐让我看。” “其它呢？” “不需要了。” “那我怎样把书交给你？” 少平想了一下，说：“我半个月来找你一次，行吗？” “当然行！” “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 晓霞也想了一下，说：“白天你都要干活，那么，就星期六晚上吧。就在这里。我爸一般星期六晚上都不在办公室……” 少平接着就告辞了。晓霞也不挽留，起身把他一直送到地委机关的大门口。 分手时，她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来找我啊……” “我会找你的！”他主动和她握了手，就转身向街道上走去。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西边远远的天空露出了一片乌蓝。 好，天一晴，明天就可以出工了！ 第二十三章 田晓霞静静地立在黄原地委门口，一直目送着孙少平的背影消失在北大街的尽头。 暮色已经临近，满城亮起了耀眼的灯火。不远处的电影院刚刚散场，清冷的街道顿时出现了喧闹。嘈杂的人群散乱地流向东西南北，街巷中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 片刻功夫，大街上重新安静了。雨已停歇，满天破碎的云彩像溃退的队伍似的在暗夜中向南逃遁。四面的群山只能模糊地分辨出一些轮廓。 田晓霞心绪极其纷乱，一时无心回家去。 她索性离开地委大门口，来到了街道上。她在人行道梧桐树下的暗影里，慢慢地溜达着，情不自禁向北走去。说来奇怪，她怀着某种侥幸，希望孙少平还能在这条路上转回来。她现在才觉得，她和少平两年后第一次相遇，几乎没有交谈多少。他倒说了一些，她几乎没说什么。唉，实际上，她刚看见少平时，感到又陌生又震惊，简直顾不上说什么！ 是的，孙少平已经变了，变得让她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倒不是说他的模样变了——模样的确也变了，但主要的变化并不是他的外表。 上师专以后，本来她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但基本上和新的环境融为一体。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学时期的朋友，渐渐地开始淡忘；而将自己的生活迅速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天地。国家在多少年禁锢以后，许多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一个个被推倒；新的思潮像洪水一般涌来，令人目不暇接。她整天兴奋地沉醉于和同学们交换各种信息，辩论各种问题；回家以后，又和父母亲唇枪舌战一番。她周围的青年，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对社会流弊的抨击一个比一个猛烈。他们学习刻苦钻研，吃穿日新月异，玩起来又痛快淋漓…… 可是，她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 孙少平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从外表看，他脸色严峻，粗胳膊壮腿，已经是一副十足的男子汉架式。他仍然像中学时那样忧郁，衣服也和那时一样破烂。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他已经开始独立地生活，独立地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说实话，尽管她以前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认为他身上有许多不一般的东西，但上大学后，她似乎认定，孙少平最终不会逃脱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建家立业，生儿育女，在广阔天地自得其乐。现在农村政策宽了，像少平这样的人，在农民中间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说不定会发家致富，成为村民们羡慕不已的“冒尖户”。记得高中毕业时，她还对他说过，希望他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此，在少平回村的那两年里，她不断给他寄书和《参考消息》，并竭力提示他不要丧失远大理想……后来，她才渐渐认识到，实际生活是冷酷的；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不能进入大学门，又进入不了公家门的农村青年，即使性格非凡，天赋很高，到头来仍然会被环境所征服。当然，不是说农村就一定干不出什么名堂；主要是精神境界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尽管田晓霞如此推断了孙少平未来的命运，但出于中学时期深切的友谊，上大学后，她还不准备断绝和少平的联系。只是她一年前写信给他以后，他再没有给她回信，她这才在遗憾之中似乎也感到了某种解脱。她一生不会忘记这个少年时期的朋友；但她知道，她也许在今后的岁月中甚至不会再和他相遇，充其量只是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往日的朋友…… 可是，她今天无意中在黄原街头碰见了他。 莎士比亚是她崇拜和敬仰的作家，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在黄原放映第一场，她就去看了。看了一遍还不过瘾，碰巧今天有一张票，她就准备再看第二场……结果，便在人丛中发现了蓬头垢面、一身褴褛的孙少平。从把他引到父亲的办公室到刚才送走他，几个小时中，她都震惊得有些恍惚，如同电影中哈姆雷特看见了父亲的鬼魂…… 现在，她一个人漫游在夜晚的黄原街头，细细思索着孙少平这个人和他的道路。她从他的谈吐中，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了独特理解的人。 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 在田晓霞的眼里，孙少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她十分钦佩的人物。过去，都是她“教导”他，现在，他倒给她带来了许多对生活新鲜的看法和理解。尽管生活逼迫他走了这样一条艰苦的道路，但这却是很不平凡的。她马上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她想她要全力帮助他。毫无疑问，生活不会使她也走和他相同的道路——她不可能脱离她的世界。但她完全理解孙少平的所作所为。她兴奋的是，孙少平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 田晓霞不知不觉已经溜达到了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现在她不再幻想少平还会调过头来找她——这已经是夜晚了。 她于是调过头，又慢慢往回溜达。 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在水迹斑斑的街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对面山上，立锥似的九级古塔在朦胧中直指乱云翻飞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清冷的风吹过远山的树林，掀起一阵喧哗。黄原河雄浑的涛声和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听起来像二重奏…… 她竟然也忍不住唱起来—— 快乐的风啊， 你给我们唱个歌吧！ 快乐的风啊！ 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 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 唱吧，风呀！ 对着险峻的山峰， 对着神秘的海洋， 对着鸟雀的细语， 对着蔚蓝的天际， 对着勇敢伟大的人物。 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 就让他同我们齐歌唱。 谁要快乐就能微笑， 谁要做就能成功， 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这是苏联电影《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中的插曲。她没有看过这电影，但喜欢唱这首歌。 田晓霞怀着兴奋的心情，随着自己的歌声，脚步竟渐渐变成了进行式。她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往家里走去。她觉得她和少平的交往将会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可能像浪漫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一样——想到这点使她更加激动！ 她回到家后，六间房子有一间亮着灯光，说明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在家。父亲下乡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值夜班。润叶姐在团地委办公室住，通常都不回家来。 她听见爷爷在房子里说话。她以为来了客人，但仔细一听，原来是他在数落那只老黑猫——说它最近挑肥拣瘦，只想吃肉不啃骨头；老黑猫只用“喵呜”来回答他的指责。 晓霞在走道时舌头一吐，忍不住笑了。家里人都忙，经常顾不上和爷爷拉拉话，他就整天和那只猫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她不准备打断他们的“交谈”，就悄悄溜进了自己的房子。 她拉亮灯，一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地呆一会。 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一只小皮箱。房间是洁净的，但比一般女孩子的房间要乱一些。书和一些零七碎八放得极没有条理；墙壁上光秃秃的，也不挂个塑料娃娃或其它什么小玩艺。只是小桌子正中的墙上，钉着一小幅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大概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 田晓霞静静地坐了一会，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她一直坚持写日记——不过她的日记连父母亲都不让看。她今天主要记叙了她见孙少平的情况和感受。 让完日记后，她突然心血来潮地想，下次见少平，要把墙上这幅《伏尔加纤夫》送给他：她觉得这幅小画让少平保存是很合适的。 洗漱以后，她就上了床。 她很久睡不着。思绪极其活跃——也不是全想孙少平的事。她为睡不着而急躁，而越急躁越睡不着。她第一次尝到失眠是什么滋味。她急得拿被子把头蒙起来。真急人！明早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由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就是中学时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职务，但一直代课。他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欢迎；除过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她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着了…… 一个星期以后，田晓霞就激动地等待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 她现在除过像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地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的心思。她眼前不时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她急切地想见到他。她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他借好了不少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另外，她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后来，她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书一次给了他，那他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她一次了！ 她决定一次只给他带两本。 星期四下午没课。中午她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就起身回家。 出学校大门不久，她发现黄原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有许多匠人在打石头。其实，这些石匠早就在那里，只是她以前从不留心罢了——不只是她，城里的所有市民谁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呢？最近，她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起来；她总想着，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那里的工地上干活？ 现在，她又不由驻足猜测：他是不是就在对面那个采石场里背石头？ 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使她迅速折转身，穿过黄原河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 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她不知在哪根神经的指挥下，不知不觉像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背后。 她忍不住为自己而笑了。 现在，她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面打石头的人们。她看见，虽说天气还不暖和，但这些人就只穿件小布褂，赤裸着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錾凿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背。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石头便吼叫着开走了。晓霞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时，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的那般的呻吟……她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艰辛，那沉重，几乎和跟前这景象一模一样…… 她仔细辨认了一下背石头的小工，没有发现少平——是呀，怎可能碰这么巧呢！ “喂，妹子，爱上了就下来！” 河湾里有个打石头的家伙朝她粗鲁地喊。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干活，朝她哈哈大笑起来。 晓霞赶紧扭头就走。她脸通红，但没有过分生气。她知道这些寂寞的揽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心。她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不认为这对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倒也有趣！ 星期六这一天，田晓霞有点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很可笑，就像一个等待幽会的恋人一样。其实，她自己清楚，她现在和孙少平并不是这种关系。她只是为和他这种非同一般的交往而感到激动。她更多的是想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探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常挂在嘴上的“生活意义”。田晓霞想，如果她在大学的同学们知道她和一个揽工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理解她，甚至会嘲笑她。但这也正是她激动之所在。是的，她和他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 田晓霞怀着欢快的心情，晚饭前就来到她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下乡还没回来。她已给母亲和外爷打了招呼，说她不在家里吃晚饭了。 六点钟左右，她到机关灶上买好饭，端回办公室，然后就专心等待孙少平的到来。 半个钟头以后，孙少平如期地来了。田晓霞惊讶地看见，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两只手上贴着肮脏的胶布，不要说外人，就连她都会怀疑他是不是个揽工汉呢！ 少平看出晓霞的惊讶，开玩笑说：“我穿了一身不合乎自己身份的衣服，但这纯粹是因为礼貌的原因！” 晓霞喜欢这句幽默话。她指了指桌子上的饭菜，说：“咱们先吃饭吧！” “我已经吃过了，但同样出于礼貌，我再吃一顿。好在我的肠胃经受过磨练，不惧怕这种虐待！” 晓霞笑着去盛饭，说：“看来你已经学会耍贫嘴了！” 两个人愉快地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第二十四章 田福军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 自从他把家搬到黄原后，一直没功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走一趟。除过忙，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原西是他的家乡，他又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要是他迫不及待或三一回五一回往这里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它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类似这些世俗舆论。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他把原西县排在最后一站。 一月以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监察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他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原地委副书记呼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 现在，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说，“任务”更大了。 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使许多原来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作出回答！ 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 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出现的新问题也照样是严峻的。他看到，责任制大包干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但是，基层干部似乎却没事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现象十分令人不安。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丰产方”的办法——“丰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它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七万亩；按亩产六百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四万亩！ 这样搞，国家就得在化肥和良种方面投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张罗，但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不痛快地拨出八十万元来扶持这件事。 前几天，田福军到原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里搞一个几万亩的“油菜方”。这件事落实后，他才转到原西县来，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原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理由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品质要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 原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智。原“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是分居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很不好受。现在，他尽管同情侄女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种抱愧的心情。不管怎样说，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现在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一个儿子，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很苦恼。按说，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登云不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局长。这个调动登云没有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向前和润叶同在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再没有其它办法了。他们曾千方百计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据说更使登云夫妇生气的是，向前不知为什么还坚决不离开原西——眼下一家人扯成了三摊…… 李登云调走以后，按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智接替了他的职务。 现在，原西县当初的领导人中，老人手中只剩下有智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时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原西。明川很早就已调到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 田福军到原西后，马上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他感觉张有智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 这是为什么呢？ 田福军感到很纳闷。 有智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按水平和能力说，他完全应该把原西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他过去那种热情到哪里去了？田福军可以说很了解张有智，知道他个人生活中也没遇到什么麻烦；不像李登云，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 张有智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爱和人争辩；有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田福军到原西后，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谈了很长时间。话题东拉西扯，既谈工作，也谝闲传。谈话中间，田福军含蓄地提示有智，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原西县的工作搞好。但有智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就到“头”了；不像他田福军，有大学文凭，短短一两年，就升了好几级…… 田福军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有智思想深处，竟有这么一些东西。他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田福军判断不来。他反复思考，有智过去没有这些毛病——最起码他那时没有流露出来。现在，他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他的心病，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 和张有智谈完这次话后，福军很痛苦；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两个总是并肩战斗的。现在，他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了，但有智认为这“官”还有点小。我的朋友！这多么令人痛心。全省几千万人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当然，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嘛！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这种思想太危险了！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智同志的境界吗？ 田福军感到，他得和有智开城布公谈一次，但这次时间短促，来不及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等他抽出时间，找机会再和有智进行这次交锋吧！ 唉，他过去对有智的一切方面是多么信任。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人，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便也变得“现实”起来；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 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智相约，一块去原西城南三十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 据《原西县志》和《黄原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更有甚者，门前一棵八个人伸臂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长出一棵汉槐，古籍中称之谓“柏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荫箍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此寺相传建于唐。据现有清嘉庆八年碑志记载，系肇自金统四年，即公元一一四四年，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完好。 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泓寺泓庙泓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三十多米、宽六十多米；洞顶齐平，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两个。洞两边有两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十八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泥塑大佛像比美。另外，洞内周围三十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 田福军和张有智从洞中转出来，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前面，共同坐在一根锈着绿斑的石柱上。陪他们转游的田福军的秘书白元，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 苗凯调走以后，白元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一般情况下，新任领导都不用前任的秘书。田福军不“忌讳”这个常规，仍然让白元当他的秘书。白元因为在前任书记面前迫不及待要了一回官，反而什么官也没当成。但这位秘书在心里还是敬畏他的前任领导，而对田福军有点瞧不起（当然不敢表现丝毫）。他瞧不起田福军主要是因为新任地委书记太不像个“大官”了，动不动就泥手泥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像个公社干部。作为秘书，白元断定：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田福军太没架子了！太随和了！这哪像个地委书记？ 白元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污辱他，他不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反而倒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大鲁迅的不朽著作中有详尽诠释，这里就不再赘述。 现在，这位秘书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智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像个农民一样，竟然脱掉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 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病，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指头。 他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智说：“应该把石佛寺好好修葺一下，建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拿石板把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整修，恐怕就要毁了。如果石佛寺最终毁在我们手上，子孙后代都会唾骂我们的……” 张有智两手一摊，尖刻地问：“钱呢？” “你们派人到省上请个专家来，先做个预算，我让地区有关部门拨点经费。” “那好吧……不过，花一笔钱也不见得能修出个啥眉目。再说，这地方偏僻，没有多少人来参观游览。要是地处原西城周围，还能卖点门票。”张有智一边说一边起身和田福军往汽车那边走。 “前面不就是石佛镇吗？这里以后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到时会有人来参观游览。话说回来，就是没人来看，我们也应该整修，这是文物古迹呀！” 田福军和张有智同坐一辆车，离开了石佛寺。 当车子开到不远处的石佛镇，田福军就让司机在镇子上把车停了下来。他想拉有智一起到镇子上的供销门市部看看。田福军到公社一级的所在地，总要到当地的供销门市部走一趟。他知道，这地方对于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农民来说，就是他们的“王府井”和“南京路”，重要得很！ 他和有智进了门市，先走到卖油盐的地方。他向一位女售货员询问这两样农民最当紧的东西销售情况怎样。 女售货员告诉他：“盐很充足，但点灯的煤油断了。” “断了多长时间？” “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女售货员打量着两位花白头发的人，看来觉得他们有点不寻常，因此说话很客气。 “县上其它地方呢？”田福军扭头问旁边的张有智。 有智脸有点红，说：“我还不清楚这情况……” 这时候，供销门市部主任来了。他显然认出站在柜台外面的这两个人是谁，赶忙推开柜台挡板，让两位领导进后院去喝水。 田福军没理会主任的邀请，问他：“你们有多少用油户？” 门市部主任这才有点慌张，说：“两千户，一月得两吨煤油，可现在只供应半吨，老百姓点不上灯，只好买蜡烛凑合。但大多数农民买不起蜡烛；一斤煤油才三毛五分钱，一包蜡十支装，每支一毛一分五厘钱，就是一块一毛五分钱，用起来还不顶一斤煤油时间长……” “问题出在哪儿呢？”田福军问。 张有智在旁边说：“据我所知，县上石油公司也没油。油属一类物资，由地区统一调拨，下面有什么办法？” 田福军从衣袋里摸出笔记本，迅速写上：回去很快找地区财贸办公室，专门拨石油指标，落实到县、社、镇…… 他把笔记本装起来，对石佛供销门市部主任说：“不要熬煎，煤油马上就会有的！” “啊呀，那就好了！你们不知道，老百姓跑几十里路来这里，买不上油，生气得把油瓶都扔了，还骂咱们的社会……” 田福军和张有智返回车里后，谁也没说话。这件小小的事大大的刺激了他们。 “怪我官僚主义……”半路上，张有智情绪不佳地说。 田福军给有智递上一根纸烟，说：“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地区！” 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军接到地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老作家黑白同志正在原北县，过几天就到黄原来，想见见他…… 这位老朋友不见不行。田福军决定明天就返回黄原去。 第二十五章 越野车在北方的山路上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中午前后进入了黄原河东川。虽然路面宽阔了，但由于车辆开始密集起来，越野车不得不放慢速度。 从车窗里望出去，宽阔的东川已经是一片荒凉。眼下已到立冬前后，庄稼早收割完毕，地里连秸杆都不再存留。远处的山峦，绿色已被寒霜杀尽；草木枯竭，大地裸露。天灰漠漠一片迷茫，地上和空中到处都飘飞着黄叶。根据往年的经验，过不久，北冰洋及西伯利亚的冷高压就会携带着滚滚的寒流而席卷整个黄土高原；那时真正的冬天就开始了…… 汽车很快驶入东川的工业区。透过一团团烟雾，隐约地可以辨认出远处直立的九级古塔和塔尖上闪耀着的那一抹落日的淡黄色光辉。 汽车小心地在一片厂房夹峙的路面上低速行驶。四面八方传来各种机器的喧嚣和钢铁尖锐的撞击声；许多物资、材料乱七八糟堆放在道路两旁。在一大片东倒西歪、饱经风霜的房屋之间，个把新建起的大楼拔地而起；色彩鲜艳，式样新颖，如同鹤立鸡群…… 田福军坐在小车的前座上，思想已经从农村里跳出来，不由得考虑起工业方面的事情。全区的工业比农业问题更多，也更缠手。唉，连皮手套皮夹克衫这样一些本地传统的紧俏产品，现在也都卖不出去了。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不断下降，怎么可能在日新月异的市场上去竞争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工业不像农业，就全国而言，眼下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革。他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在经营管理、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认真的整顿…… 尽管田福军对前任地委书记苗凯同志有看法，但他认识到，他的前任在全区工业方面的想法和做法基本是正确的。南煤、北油、中轻纺，再加上卷烟，形成了四大拳头。他感谢苗凯同志为黄原地区的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他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而要较大幅度地扩大和发展。他已经迅速着手搞了。石油原产八万吨，不久前开始新建一座十五万吨的炼油厂。经过和中央化工部以及省上的有关部门周旋，三年内石油利润可以不上缴，自己赚自己花；一年几百万元，这对于全区几年后实现财政自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另外，上个月他曾和专员呼正文坐飞机到北京跑了一趟，与煤炭部进行了一番友好而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了合同，在原南县建立一个年产二十一万吨的煤矿；由国家投资。黄原地区包建。地区的卷烟生产本来是个很有优势的项目，但中央有限制，无法大力扩展……在田福军的脑子里还萦绕着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在他的任期内，争取使黄原通火车！当然，这是一件难得无法想象的事。但他企图力争实现这个梦想。他盘算，等农业和工业方面的一些大事理顺以后，准备带一帮子人，到北京去搞一下“活动”。他已经和高老以及许多在中央工作的黄原籍老同志写信联系过，他们都说没问题；并且建议到时带些土特产，争取在人民大会堂开个茶话会.由他们请各种“关键”人物出席，说不定还可以请来一两位政治局委员呢…… 汽车进入市区后，田福军看见街道上到处都在搞卫生——各机关都“各扫门前雪”，清理人行道上的泥垢和垃圾。一辆宣传车缠绕着红布标语在街上以甲虫速度行驶，刺耳的高音喇叭严正地播送市委市政府关于整顿城市秩序和卫生的通告。田福军很满意这个气氛。说实话，黄原城也太脏了，市上完全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来改变这个城市的风貌。只是他担心又会像过去一样搞一阵子“运动”，尔后又新颜换旧貌。嗯，很可能哩！ 田福军回到地委以后，先没顾上进家门，直接去了办公室。虽然办公室和家只隔一道小门，但对他来说，这两个近在咫尺的地方常常像两个遥远的世界。爱云有时也忍不住抱怨他把家不当一回事；她对他说，“官”是暂时的，家是永远的。 嗯，也许你说的对，但我却无法两全！ 他很羡慕一些人能把繁重的公务和轻松的私生活平衡起来。他没有这种本事。在内心深处。他有时也羡慕一些一般干部和普通工人的家庭；按时上下班，有充分的时间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和孩子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他呢？一年四季东跑西奔，回到机关，工作没明没黑。即使回到家里也不得安宁啊！会客室没等他进门就坐满了各种人，排队等待和他“私下会晤”。有时候，他甚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吃完自己的一碗饭。记得有位省委副书记说过，地委书记像军队里的排长——意思是说这个职务比较轻松。哼，让他来当当这个“排长”吧！ 田福军回到办公室，见他桌子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其中有些就是他本人签发的！ 他在这座“山”面前怔了怔，然后叹了口气去洗脸。 他怀着一种“愚公移山”的心情坐在桌前，正准备翻阅这些文件时，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小心地推开门进来了。这位他过去的上级在他面前多少有点拘谨。 体态丰盈的世宽把脖项里一条薄薄的驼色围巾解下来，说：“刚听说你回来了……” 田福军和他一块坐在沙发里，说：“我刚从原西回来。” 提起原西，世宽脸上显出一些不自在。他或许回想起当年他们两个在那里曾经有过的不愉快。但一般说来，时过境迁，两个人现在一块共事还是不错的。新的工作岗位使他们都对对方的了解深入了一步。在田福军看来，冯世宽的许多不足是由思想方法造成的。这位老中级师范毕业生对工作是很负责任的，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包括做一些错误的事情。自他在黄原任职以来，世宽在工作上一直是支持他的，这倒是他原来所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他们相互间开始建立一种比较信任的新关系——这是很不容易的！从冯世宽方面来说，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使他认识到过去的那一套做法不行了。他是个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读书和学习使他能较快地甩掉一些过时的包袱；尽管气喘吁吁，但竭力跑着想撑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对田福军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仍然持有保留态度。但他认识到，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胸怀宽阔，能容人——福军没有因为成了他的上级，就对他们过去闹过的别扭耿耿于怀；而且直很信任他，专门到省上做工作，让他担任常务副专员职务。仅这一点，冯世宽就要求自己努力当好田福军的副手。 世宽刚坐进沙发，就直截了当对田福军发牢骚说：“明川这个人也有点太过分了！” “怎么啦？”田福军问。 “把咱们地委和行署各罚了二百元款！” “因为什么？” “说咱们卫生搞得不好！” “不好那当然应该罚嘛。” “怎不好？咱们按照市上要求的标准，机关干部几乎两天停止办公打扫卫生，实际上比别的单位搞得都好。可明川在市上负责这件事，带着检查组来转了一下，硬说不行，坚持要罚款。下级机关罚起了上级机关，这不成了笑话？” 田福军笑了，说：“世宽，你不要为这事生气。你要理解明川，他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他罚地委和行署，其他机关也许就不敢敷衍了事了。咱们虽然是上级机关，但这个城市是由市上管理的，咱还得要尊重人家的政令和有关规定。我看明川这样做还有气魄！我留心过，省委大门口挂着市上给颁发的一块“卫生先进单位”的红牌子。上面编号是零零一；省军区也有一块，编号是零零二。你看这可笑不可笑？难道机关级别最高，卫生也就最好吗？” “那也不能把好的说成坏的！我看明川那态度，就是地委行署把院子拿吸尘器清扫了，也得罚咱们的款！”冯世宽不满地说。 “我相信你说的哩！世宽，既然是这样，你不妨来个高姿态，干脆对市上罚咱们的款表示欢迎，这也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支持嘛！” 冯世宽苦笑了一下，说：“唉，那就算了。我也不表示欢迎，他们要罚也就罚去吧！”说着便站起来要走了。 “你还有什么事？”田福军问。 “再没什么，就这事。我原来还想让你给明川打个电话，让他把咱们饶了……” 田福军大为惊讶：世宽竟然为这么一件事专门来找他？哎呀，这个人办事也真是太认真了！ 冯世宽临出门前，告诉田福军说，前几天他碰见李登云，查问他回来了没有，说想和他谈点事。 田福军对冯世宽点点头，说：“我一会给他打个电话。” 冯世宽走后，田福军心里嘀咕：李登云想和他谈什么事呢？看来必定是关于向前和他侄女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件事不是由他和李登云就能够解决的。他们可以解决地区和卫生局的问题，但无法解决自己子女的感情问题。不过，既然登云想和他谈谈，他就不应该拒绝。 田福军看了看手表，还有些时间，就抓起桌子上的话筒。 电话号码拨了两位数字后，他又把话筒放下了。他决定亲自到卫生局走一趟——在电话上召见登云，会让他觉得自己摆官架子。 田福军到地区卫生局才明白，李登云并不是和他谈向前和润叶的事，而是要求他帮助解决地区人民医院的问题。登云抱怨说，地区医院别说给别人治病，它本身已经干疮百孔了。 田福军看登云上任不久就如此关心卫生系统的工作，立刻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过去所没有的亲切感。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叫人尊重。不知为什么，此刻他心里又很不是滋味地想起了他的朋友张有智同志。 既然登云这样热心，他就不能怠慢。再说，地区人民医院是全区最主要的医疗单位，应该给予极大的重视；他上任到现在，还没顾上抓这方面的工作。 他于是带着登云去找专员呼正文。见到正文后，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干脆一块坐车到医院去看看再说。 到地区医院后，这个单位的所有领导都陪着他们，到院内四处转了一圈。 这里的问题的确是严重的。由于多年没有经费维修，一切设施都到了破烂不堪的程度。门诊楼的二楼走道里，漫流着从厕所的破水管中涌出的水，人们只得像踩着过河的列石一般踩着砖块走路。锅炉也烂了，病人和治病的人都喝不上开水。全院一共才两部电话；甚至连个太平间也没有。八年前买回的扫瞄仪器由于没地方安放，一直在院墙角里用油毛毡盖着。至于职工的福利设备，那就更可怜了。有些老大夫多年来都是一家三代同挤在一间小屋里。有点水平的医生纷纷找门路往外地调。 田福军和呼正文目睹此情景，感到十分震惊。他们以前到医院看病或住院，都在专门的病房里，因此根本不了解这个医院的本来面目。 转完以后，他们在院子里围成一圈。李登云和地区医院的领导们，都瞪着眼看田福军和呼正文怎办呀。 “正文，你先谈个意见。”田福军对专员说。 “这已经到了年底，财政方面很紧张……”呼正文愁眉苦脸地说。 “你手头恐怕还埋伏一点钱吧？”田福军狡猾地对呼正文挤了挤眼。 呼正文笑了。他说：“我知道你没忘了这点钱！我从你手里接过多少还是多少。你也知道，专员预备费是补各种窟窿的。这又到了年底……” 田福军也笑了，说：“那就是说，你手头还有近二百万元钱，干脆，今年你把这钱一次拨给医院吧，不要再当胡椒面撒了！” “到时许多单位来大哭小叫，叫我怎么办？”呼正文为难地说。 “咱们永远就是这个样子！到时再想其他办法！” 呼正文尽管为难，但还是同意了田福军的意见。 于是，这笔钱现场敲定拨给了地区医院。李登云和医院的领导们都高兴得咧开了嘴巴。 田福军指示，由医院主要领导牵头，很快成立基建领导小组，今冬筹建，明年改建医院原有设施；另外要新盖太平间，铺院子，修厕所，建两座职工家属楼…… 他对医院的领导们说：“钱给了你们，事办不好可要找你们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