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精神和躯体：信念、态度、想法和情绪治病亦致病的证据

第15章　精神和躯体：信念、态度、想法和情绪治病亦致病的证据 信念和思维模式在健康中的作用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一些戏剧化的例子，被误解的言语所触动的想法导致压倒性的身心危机，使一位女性命赴黄泉。单单一个想法，虽然是错会，却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导致身体由正常的内稳态过程，快速和致命性地失调，包括心肺功能一致失衡，这种几乎不会发生的生理过程以不可逆的和极快的速度发生了。虽然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想法只是单纯的想法，但它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或好或坏地。另一个例子是抑郁性思维反刍现象，这是种负性思维模式，一旦进入可诱发螺旋式下降至深度抑郁，陷入这种状态极其难以自拔。我们将会详细地讨论这一主题，以正念认知疗法为例，讨论正念练习何以在我们是否让一个起初的消极想法诱发如此压倒性的系列事件中带来如此巨大的不同。 我们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感知和解释事情真相的方式，也包括我们与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我们都有独特的模式思考和解释为何事情如此发生。思维方式构成行动和决策的动机。也影响到我们对让事情变为现实的能力的自信程度。这是关于我们抱持对世界的信念的核心，它怎样运转，我们处于何等位置。我们的想法也带有很多情绪，有的带有积极的情绪如喜悦、快乐和满足，其他则背负悲伤、孤独感和无助感，甚至绝望。通常我们的想法会编织出丰富的叙述性的故事，对自己讲述关于世界、关于他人、关于自己和关于过去、未来的故事。尽管如此，当你带着正念真正回顾思维的整个过程和情感生活，很多的思想并不精准，最多只有部分真实。有的则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虽然我们坚定地认为这是对的。这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产生一定类型的信念和行为，并经年深陷其中。在想法制造的现实中，我们很容易变得盲目。思维模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认为什么可能发生、我们对在生活中学习、成长和采取行动的能力有多大的自信，思维模式甚至也影响着我们快乐与否。思维模式可以被科学家进行分类和系统研究，以确定如何把具有某种特定思维模式的人与有着不同思维模式的人进行比较。 乐观VS悲观：世界的基本滤器 马丁·塞利格曼博士，一个新的领域——积极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其他地方开展研究，在思考为什么事情发生在人们身上时，保持乐观或悲观的态度对他们的健康有何差异。这两个群体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解释生活中塞利格曼博士所称的“坏”的事件发生的原因。（“坏”的事件包括自然灾害，比如洪水或地震、个人失败或挫折，如失去工作或被你在意的人拒绝，或罹患疾病、被伤害或其他压力事件）。 有的人在解释“坏”的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持悲观态度。这个模式包括就这件“坏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而责备自己，认为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塞利格曼博士将此归纳为归因模式，悲观的人倾向于认为，“是我的错，永远都这样，我做什么都会受影响”。极端情况是，这种模式反映了严重的抑郁、无助和过度的自我沉迷。有人称这种模式为思维灾难化。例如这种方式，在经历某种失败后，他们是这样的反应，“我知道我总是愚蠢的，这就是证据”“我总做不好任何事情”。 而乐观者在经历同样的事件时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乐观者倾向于不因坏的事情而责备自己，即使是，也认为这不过是短暂的事情，很快会得到解决。他们倾向于认为坏事件发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造成的影响范围是局限的。换言之，他们着眼于事件产生的具体后果，而非不成比例地制造一些整体、广泛的声明和投射。这种模式的例子是：“好吧，我当时被打击了，我会找出一些原因，做些调整，下次再不会了。” 塞利格曼博士和他的同事指出，过度悲观的人的归因方式使得他们在遭遇坏事件时抑郁的风险明显高于那些具有乐观思维的人。同时，悲观者比乐观者在坏事件之后更容易出现躯体症状，表现出免疫和激素系统变化的特征，对疾病更为易感。在对癌症患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归因模式越悲观，患者越早死于疾病。在另外的研究中，名人纪念堂的棒球运动员在年轻和健康状态下持悲观归因模式者，比那些持乐观归因模式者死亡时更年轻。 塞利格曼博士从这些和其他一些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世界本身让我们患病的风险提高，而是我们如何看待和思考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出现的坏事情和压力事件过度悲观地解释似乎带有特别的毒性后果。塞利格曼博士的工作表明这种思维方式让人患病风险增加，或许解释了在把年龄、性别、吸烟和膳食等因素考虑在内后，为什么有人比其他人对疾病更为易感而且过早死亡。另一方面，乐观的思维模式对压力事件的回应，似乎对抑郁、疾病和过早死亡具有保护作用。 自我效能：你对成长能力的自信会影响你的成长能力 一种思维模式似乎对改善健康状态有着极大的力量，称之为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相信在生活中你具有控制特定事件的能力。它反映了你对实际做事情的能力的信心，一种相信自己有能力让事情发生的信念。即便是可能不得不面对新的、不可预测的和压力性的事件。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阿尔伯特·班杜拉博士及其同事的经典研究发现，较强的自我效能感是许多不同医学状况下最佳和最为一致的积极健康结局的预测因子，包括谁可以更加成功地从心脏病发作中康复，谁能够很好地应对关节炎疼痛，谁能够成功地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戒烟）。坚定地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成功地进行决定要做的事情，可能影响到你首先要进行的活动类型，在放弃之前做多少努力尝试不同的和新的方法，努力去控制将来生活中充满压力的重要领域等。 在经历了你认为重要事情的成功之后自我效能会增加。比如，在练习身体扫描时，作为结果，更多感受到与身体的连接并且更加放松，成功的喜悦让你觉得在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对自己的能力有更多的自信。同时，这种体验会使你更愿意持续练习身体扫描。 自我效能也可因他人能做到的事情备受鼓舞而增加。比如在正念减压课程中，有人报告身体扫描减轻了疼痛的积极体验，通常会对他人有戏剧性的积极作用，而他们之前从未有过此类体验。他们会对自己说：“如果那个人能有如此的积极体验，即使带着他的所有问题，那么我也可能会有，也带着我的所有问题。”所以看到某个有问题的人能够成功，感受到一种积极的体验，可以促进其他每个人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并且提高他们所做之事的效用。 班杜拉博士和同事在一组患心肌梗死并接受心脏康复的男性中研究自我效能。研究表明，在两组病情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那些确信自己心脏很强健的人会有可能完全恢复，并且很少有人放弃锻炼项目，而那些信心不足的人则不是这样。那些高自我效能的人可以进行蹬车练习而不担心或感到被不适、气短和疲劳所打败，其实这些症状不过是所有运动项目中自然的正常现象。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不适，不去担心这是不好的“征兆”，而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运动项目带来的积极效益上，比如感觉更加强壮并且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没有这些积极信心的人则倾向于停止练习，错误地感受到正常的不适、气短和疲倦，认为这是心力衰竭的体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低自我效能的人在进行发展掌控体验的训练时，他们对自身能够成功发挥自我功能以及对自己生活领域产生积极影响能力的自信，立即以超出自己控制的速度增长，并且繁盛。 另外一些有关思想和情绪对健康影响的有趣研究包括研究那些在压力下获得成长或者在极端压力情境中得以幸存的人。这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观察某些人是否具备一些特定的人格特质可以用来解释他们对压力或压力相关的疾病有天然的“免疫力”。纽约城市大学的苏珊娜·克巴萨博士和其同事，以及以色列的医学社会学家艾伦·安东诺维斯基博士，都在这个领域做过一些研究。 耐受性 克巴萨博士研究了企业执行官、律师、巴士司机、电话公司雇员和其他一些人群，他们都在高强度压力下生活。她发现每一组人群，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经历同样强度压力的人更加健康。她好奇那些健康的人是否有一些共同的人格特质可能保护他们免受高强度压力的负面影响。她发现与那些常常患病的人不同，这些保持健康的人有一项特别的心理特质。她把这项特质称之为心理耐受性（有时也被称为压力耐受性）。 与其他一些心理因素一样，耐受性也包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的特定方式。根据克巴萨博士的观点，能够耐受压力的个体表现为高水平的三个心理特质：掌控、承诺和挑战。掌控能力强的人有很强的信念认为可以施加影响并改变所面临的环境，从而让事情成为现实。这与班杜拉博士的自我效能概念类似。勇于承诺的人愿意全然地投入到每天所进行的事情中，并能承诺做出最大努力。有高度挑战性的人则视变化为生活的本来面目，并能为今后的发展至少提供一定的机会。持这种观念的人把新出现的情形视为更多的机遇，较少威胁，而不持这一取向的人则认为这更是对生活的挑战。 克巴萨博士强调，人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增加对压力的耐受性。培育卓越的耐受性最好的方式就是，紧紧抓住自己的生活，并愿意拷问自己的人生，思索究竟在掌控、承诺和迎接挑战方面愿意做出哪些选择和改变，使生活变得丰富，通向充满希望的生活。她同时建议，耐受性可以在高压力工作环境中得到改善，通过重建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和角色，增进在员工中的掌控感、承诺和挑战。随着工作复杂性和多重挑战的增加，这些准则会越来越多地融入当下的工作环境中。 统合感 亚伦·安东诺维斯基博士的研究着重于在极端和几乎无法想象的压力下存活的人们，如纳粹种族灭绝集中营的囚犯。在安东诺维斯基博士看来，健康包括能在连续破坏中持续恢复平衡并做出回应的能力。他探究当他们被囚禁于集中营，当应对压力和紧张的资源被不断地破坏的时候，是什么使得这些人可以耐受非常高强度的压力。安东诺维斯基博士发现那些在极端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人具有一种关于世界和自身的内在的统合性。这个统合性的特征有三个部分：可理解性、可管理性和具有意义。具备高度统合性的人强烈地自信他们内部和外部的体验可以被理解（最基本的可理解性），相信有足够的资源以应对他们的境遇（可管理性），这些需求也是挑战，他们能够找到其意义并勇于担当（具有意义）。维克多·弗兰克，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同时也是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在他著名的声明中包含了这些美丽的品质，“你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拿走一切，除了这个：人类的最后自由，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选择个人态度，选择自己的道路”。 正念减压、对压力的耐受性和统合感 很多年以来，我们评估参加正念减压课程病人的压力耐受性和统合性。我们发现经过八周课程之后，两项指标均有增长。增长数值不大，平均为5%，但有显著性意义。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压力耐受性和统合性都被认为是人格的评价指标。也就是说，它们是成年后一般方法难以改变的特质。例如，这就是为何统合性被作为那些能够从死亡集中营幸存而很少有心理创伤的判别指标，以区别那些虽然幸存但却有严重心理创伤的人。无论如何，在八周短短的正念减压课程中，我们看到这些变量虽然小但却不可否认地增加。之前不曾期待有这些变化，由于曾经认为它们是固定不变的特质。此外，在我们进行的随访研究中，三年之后，压力耐受性和统合性的增加依然保持甚至有轻度的增长，平均增长8%。这是更加令人振奋的发现。这表明在正念减压过程中的经历，对患者而言，不仅减轻了他们的躯体和心理症状，而且具有更加意义深远的影响，更像是重新整理了他们看待自己和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方法。 在安东尼诺夫斯基去世前的一两年，我们与他分享了这一发现。他对此感到吃惊，在这样一个短程时间内，尤其是基于从根本上讲“无为”的干预中，观察到如此改变。此前他认为只有巨大的、具有破坏性的、达到变革程度的社会和政治事件才能导致人们有如此的变化。然而，我们感到，基于多年以来我们患者陈述的事实，他们真实地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同时作为个体存在与其他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个体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事实上正是这种直觉，让我们首先开始关注患者的压力耐受性和统合性，并特别提出这些测量指标是否会在一定时间内改变。也许进一步研究会支持这些早期发现，研究这两个测量指标的改变与大脑某些与自我和关联性的区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但这对我们的患者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转化确定会有规律地、持续并深入，尤其是在坚持践行中发生。 情绪对健康的影响：癌症 到此为止，我们关注的研究主要以认知为中心，亦即我们基本上关注思维模式和信念及其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而还有一条并行的研究线索则是关注情绪在健康和疾病中的影响。显然思维模式和情绪相互促成和彼此影响。很难明确决定在一定情境下哪一个更为根本。现在，我们会罗列一些关注于情绪模式和健康关系的主要研究发现。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关于某人格类型是否更易于罹患某些疾病的持续争议。比如有的研究认为存在一种“癌症易感”人格，而其他的一些研究则认为存在一种“冠心病易感”人格。癌症易感类型常被描述成某些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感受和以他人为中心，而实际上在深层感到与他人疏离、感到不被爱和不可爱的人格类型。在年轻时感到与父母缺乏亲近感的人与这种类型密切相关。 支持这一关系的大量证据源自一项40年的研究，由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卡罗琳·比德尔·托马斯进行。托马斯博士收集了大量有关20世纪40年代进入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学生心理状态的信息，长年定期随访直到老年，此间某些人生病或者死亡。以这种方式，她得以研究某些特定的心理特质和这些医生们年轻时（21岁左右）自己报告的早期家庭生活体验，以及在接下来的40年里的健康和一定范围的不同疾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证实，在所有的发现中，早期生活的某些特征的集结与后期生活中增加的易患癌症的可能性相关。这些特质中最为突出的是缺乏与父母的亲近关系，以及对生活和人际关系所持的矛盾态度。结论当然是，正是早期生活的情感体验对我们日后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 当我们回顾一些思维模式及情绪因素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时，重要的是保持谨慎，如果假定因为发现某些人格特质或行为与疾病有关系，就意味着存在某些特性和以某种方式思维会导致罹患某种疾病，是非常危险和几乎总是错误的。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可能或不会在某种程度上（程度取决于相关性强度和大量的其他因素）增加患病的风险。因为研究是依据统计关系得出的结论，而不是根据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并不是所有具备某种证明与癌症相关的特定的人格特质，必定会患癌症。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吸烟者都死于肺癌、肺气肿或心脏病，尽管毫无疑问，吸烟是这些疾病的高危因素。这种关系是统计学的，指的是概率。 因而，得出结论认为任何证据指向可能的情绪和癌症有关，即是这种人格特质直接地导致了疾病，也是错误的。虽然如此，大量的证据至少表明，某些心理和行为类型倾向于某人有可能患某种癌症，而其他一些人格特性则保护某些人不得癌症或者更易从癌症中生存下来。就这点而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体验，以及表达或不表达这些感受似乎特别的重要。 例如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戴维·基森博士和同事，开展了一系列始于1950年的关于男性与肺癌关系的研究。其中之一的研究是分析了数百位病人的个人史，这些病人在入院时有胸痛症状，但尚未做出任何诊断。有些后来被发现罹患肺癌的男性，报告了明显比较多的童年逆境，诸如家庭不幸或父母丧失，多于后来被诊断为其他疾病的患者。这一发现与托马斯博士在霍普金斯医学院的研究发现一致，在她的研究中，后来罹患癌症与报告的40年前缺乏与父母的亲密感以及对人际关系的矛盾感情相关。在基森的研究中，这些男性肺癌患者也报告了他们在成年后有更多的逆境，包括割断的人际关系。这些研究者们观察到作为一组人群，肺癌患者呈现出情绪表达特别的困难。他们不表达自己关于坏事情的感受，特别是卷入了与他人的关系时（如婚姻问题或关系密切的人死亡），虽然对研究者来说，这些显然是生活中当下情绪不安的源头。相反，这些患者倾向于否认他们感受到情绪上的痛苦，在访谈中，他们不带任何表情地谈及他们的困扰，情绪平和的声调，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与访问者不相适宜。这看起来与对照组患者（后来诊断为非肺癌）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描述类似情形时带着相对应的情绪表达。 本研究中无法表达情绪与肺癌患者的死亡率相关。这些肺癌患者中，伴有表达情绪低能者较能够表达情绪者的年死亡率高4.5倍。无论患者是否吸烟或者吸烟量如何，这一结果都如此。尽管如你可能期待的，而已知吸烟严重者比不吸烟者的癌症发病率要高10倍。 更多有关情绪因素与癌症关系的证据来自伦敦的国王大学医院，他们针对患乳腺癌的妇女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丝·格莱尔和蒂娜·莫里斯博士针对160名因乳腺肿块住院的妇女，在知道她们的肿块是否是癌之前，进行了深度心理访谈。访谈时，所有的妇女在相同的压力之下，不知道是否罹患癌症。通过与她们本人、丈夫和其他亲戚的访谈，了解她们隐瞒或者表达她们情感的程度。 后来发现她们中的多数都不是乳腺癌，因而研究者称之为“正常”情绪表达模式。但是，后来发现的确是乳腺癌的患者，则为终身的既严格压制（主要是愤怒）又带着情绪“爆发”的模式。两个极端都与癌症的高风险有关。然而，在这些人中，还是压抑情感远多过“爆发”。 一项针对50名女性乳腺癌患者的5年随访研究中，所有人都接受了外科手术治疗，研究人员发现，手术后三个月，其中部分面对自己的情形带着“战斗精神”，即以非常乐观的态度和信念认为自己有能力活下去，对比那些隐忍地接纳自己的疾病或者完全被疾病所压倒，感到无望、无助和被击败的人，更能够存活。完全否认自己患了癌症，拒绝讨论这个话题，针对自己的状况无情绪上的困扰的人也更容易在5年内生存。结果表明，情绪可能在癌症生存中起一定作用，强烈的积极情绪（战斗精神，完全否认）显示有保护作用，而不畅的情绪表达（隐忍或无助感）则减少生存的可能性。然而，正如研究者们自己所指出，由于这些研究的患者数量相对较少，结果仅作参考。 对于心理特质与疾病之间建立毫无疑问的联系，需要进行非常大规模（通常是非常昂贵的）的临床试验。其中之一类似研究在美国开展，研究抑郁与癌症的关系，涉及6000余名男性和女性癌症患者。虽然在一些小规模、缺乏精心设计的研究中发现抑郁与癌症相关，但在此项大规模研究中，却没发现抑郁与癌症相关。有或没有抑郁症状两组的癌症发病率均为10%左右。尽管在设计很棒的动物实验中，无助行为模式（与抑郁相关）与减弱的免疫功能包括自然杀伤细胞水平和肿瘤生长速度增快之间有无可置疑的联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这些发现，证明人的无助与免疫功能降低存在联系的研究，在临床试验中与抑郁和癌症之间看似没有关系，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会是长期存在诸多争议的领域。 癌症的情况是身体内的细胞失去保持生长抑制的生物化学机制，结果是大范围增殖，很多情况下形成大块组织，称为肿瘤。许多科学家相信，身体一直都有低水平的癌细胞产生，在健康情况下，免疫系统可以识别这些异常细胞，并在其造成损害前摧毁它们。依照这个模型，仅在免疫系统无论因为生理性因素的直接损害还是压力的心理学效应变弱，无法有效地识别和消灭这些低水平的癌细胞时，癌症细胞才会增殖失去控制。根据癌症的不同类型，它们可以发展出自身的血液供应，最终形成实体的肿瘤，或者由大量的循环癌细胞击毁整个系统，比如白血病。 当然，如果暴露于大量的致癌物质，即使健全的免疫系统也可能被摧毁。生活于有毒物质倾泻区域的人们，比如臭名昭著的纽约州爱运河就是这样。类似的是暴露于大剂量射线，像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以及后来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地区，都可激发癌细胞的产生同时损毁免疫系统识别和抑制它们的能力。简而言之，任何种类癌症的发展都是多阶段的，由基因和细胞过程、环境和个人行为复合因素导致的。 即使事实证明负性情绪和癌症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的关系，也无法据此认为个体罹患癌症是由于心理压力、未解决的冲突或未表达的情绪导致的。这相当于精确或者不那么精确地把疾病归咎于个人。人们通常不知不觉地这么做，也许是让痛苦的事实合理化或者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只要我们可以解释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们感到稍微安心一些并且感觉好一点，然而，如果简单理解为某人因什么而罹患癌症，则可能是错误的。这样完全违背了他人的心灵整合，纯粹基于无知和推测。这同样是把患者从当下劫持，使其把注意力投向过去，而目前最为迫切的恰好是他们需要集中和面对罹患威胁生命的疾病这个现实。不幸的是，这种类型的思维，试图把某些细微的心理缺陷归结为癌症的“原因”，在某些圈子里成为时尚。这种态度似乎更多地造成痛苦而不是疗愈。在已知情绪与健康关系的所有事情中，需要培育接纳和原谅以提升疗愈，而不是自我责备和自我谴责。 如果认为癌症患者相信压力或情绪因素可能是其患病的因素之一，那是他的权利。探索这一问题可能很有帮助，也可能没有，这有赖于患者的生活及其所用的方法。某些人因意识到他们过去应对情绪的方式可能导致了患病而感到释怀。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由于现在对这些特定的问题和范围有了更多的认识，从而开始改变，有可能提升其此时此刻的生活品质，并因此在某种可能的程度，得到疗愈或康复。但这种观念却不能由他人强加，无论在这个姿态背后出于何种善意。在这一领域的探索需要带着极大的关怀和呵护，由患者本人或者是在医生和治疗师的帮助之下进行。探询或许导致疾病的可能性因素，只有来自非评判、来自慷慨和关怀、来自接纳自己及其过去，而不是责备，才会有所帮助。 在特定的人罹患特定的疾病中，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得知心理因素是否作为病因或者恶化因素。因为躯体和精神根本上就不是分离的，一个人身体的健康状况总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心理因素影响。在被诊断为某种特定的疾病时，心理因素作为病因最多是次要的。在此时刻，最为重要的是为现在需要做些什么承担起责任。因为已有证据表明，积极的情绪因素可增强疗愈，癌症的诊断可能是人生中特别重要的转折点，是动员乐观、统合、自我效能和参与观念的时刻，是减少易受悲观情绪拉动、无助和矛盾心态的时刻。有目的地朝向温和、接纳并爱上自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怎样才能做到呢？在此时此刻我们沉浸在自己身体内，帮助他安住在觉知中，驻留在此，使用任何部分或第一部分所介绍的方法，重构自己的意识和身体，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让其余的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 正念和癌症 现在已经有很多种正念为基础的方法是专为癌症患者开发的，并且愿意采纳我们所介绍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正念为基础的癌症康复项目，由卡尔加里大学汤姆贝克癌症中心的琳达·卡尔森和迈克尔·斯贝卡开发。他们发表了大量论文，指出这种以正念减压为基础的癌症导向疗法，可以极大地改善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患者的多项生理和心理指标。这些包括了一年追踪研究表明这些疗法可以改善生活质量、降低压力症状、改变皮质醇和免疫模式并一致减轻压力以及减少情绪困扰，并且降低血压。另一个为癌症患者开发的正念为基础的项目，由翠西·巴特利基于班格尔北威尔士大学的工作所开发的癌症正念认知疗法。两个团队最近都出版了图书以使更多的人可以接触这些项目。 高血压和愤怒 有证据表明压抑情绪表达可能与癌症一样在高血压的发生中有一定作用。这一领域的工作重点基本是针对愤怒。习惯于在被他人激怒时表达愤怒的人，平均血压低于那些习惯于压抑此种感受的人。针对生活在底特律的431名成年男性的研究中，玛格丽特·切斯尼和道尔·金特里及合作者们发现，报告工作和家庭压力水平高并倾向于压抑愤怒情绪的男性血压是最高的。在高压状态下，给予一个人愤怒的情绪一个出口其实是保护性的，可以预防高血压。其他一些研究认为，高血压既与极端情绪行为有关，也与总是压抑愤怒或经常过分表达它们有关。 冠心病、敌意和愤世嫉俗 可能关于人格因素与慢性病的关系最了不起的科学研究，莫过于回答是否存在一种心脏病易感的人格。一段时间以来，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特定的行为模式与冠心病风险增加有关，即所谓A型人格。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是整个的A型性格都与心脏病相关，而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相关。 具有A型人格的人，一般描述为被时间紧迫感驱使、争强好胜。他们以不够耐心、敌意和好斗为特征。他们的姿态和说话都显得急迫和突兀。在这一术语中，表现非A型人格的人就归为B型人格。根据A型人格概念的发起人之一——梅耶·弗里德曼博士的观点，B型人格者比A型人格者更随和。他们不会被时间紧迫感所驱使，没有广泛的易怒、敌意和好斗。他们同时倾向于片刻的沉思。虽然如此，没有证据表明B型人格比A型人格较少富有成效或者较少成功。 最早A型行为与冠心病关系的证据源自一项大型研究，称为西部合作小组研究。此研究区分了3500名男性的行为特征，分为A型和B型，当时都处于健康状态，没有疾病症兆。8年后，再次调查，了解哪些患了心脏病，哪些没有。结果表明A型发展为冠心病患者是B型的2～4倍（依据年龄，年轻男性有更大的风险）。 许多其他研究证实了A型行为模式与冠心病之间的关系，证明女性与男性一样。但还有一些研究，尤其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的雷德福德·威廉姆斯博士和同事进行的研究，仅仅观察了A型行为类型中的敌意部分这一特征，发现其对心脏病有更强的预测价值，比整个A型类型更为准确。换言之，如果你是A型人格，但只是有比较低的敌意，那么患心脏病的风险也会较低，即使你有种时间紧迫感并且争强好胜。进一步，高敌意评分不仅可以预测心肌梗死和因心脏病死亡，而且也可以预测因癌症和其他原因导致死亡的高风险。 在一项极佳的研究中，威廉姆斯博士和同事追踪研究了一批男性医师，25年前，他们的敌意水平在其作为医学院学生时曾经由特定的心理测验检测过。他们发现，那些在医学院学生时期表现为低敌意水平者，在25年后患心脏病者仅有那些敌意高分者的1/4。再观察全因死亡，结果依然令人惊讶。由于他们皆毕业于医学院，仅有2%低敌意组的受试者死亡，而同一时期则有13%的高敌意得分者死亡。换言之，25年前，心理测验表现为高敌意者的死亡率是低敌意得分者的6.5倍。 威廉姆斯描述敌意为“缺乏对他人基本善良的信任”，根植于“相信他人基本上是吝啬、自私和不可依赖的”。他强调这种态度通常是在早期生活中从照护者如父母或其他人那里获得的，可能反映了在发展基本信任时被遏止了。他还指出，这种态度中也包括了愤世嫉俗在其中，就像敌意一样，有如心理问卷量表中两个典型项目所能给出的例证，在用以测定敌意时，有这样的问题，“多数人交朋友是因为朋友对他有帮助”和“我常在这种人手下工作，他们安排他人工作，他获得好评而把错误归咎于在其指挥下工作的人。”任何坚定地相信这两条的人，都可能对他人带有愤世嫉俗的态度。对世界和他人有这样看法的人，敌意和愤世嫉俗者表现出愤怒和攻击性远多于其他人，无论是否对外表达或在某种情况下试图压抑它们。 这项对医生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敌意和愤世嫉俗地看世界，就其本身而言，相对于更信任他人者，置自己于更大的患病和过早死亡的风险之中。看似根深蒂固的愤世嫉俗和敌意态度对个人的幸福是副毒药。在威廉姆斯博士的书《信任的心》（The Trusting Heart）中详细介绍了这些和其他一些研究发现。在书中，他还指出世界所有主要宗教传统都强调发展科学现在已经证实对健康有益的品质，有如慈爱、关怀、慷慨。事实上，研究者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研究这类亲社会情绪和善良品德的影响（有时归类为积极情绪）和研究培育正念本身平行增长。 亲社会情绪和健康 以教堂山北卡洛林纳大学的巴巴拉·弗雷德里克森和她的同事的研究为例，经过9周慈爱冥想训练，参与者增加了目的感，减轻了疾病的症状。英国的保罗·吉尔伯特、德克萨斯的克瑞斯汀·奈夫和哈佛的克里斯托弗·葛莫证明，自我关怀训练和对他人的关怀可带来躯体、心理和人际关系上幸福的极大改观。有趣的是，一项最近由东北大学、麻省总医院和哈佛联合进行的临床试验证明，经过8周正念训练与同样时长的关怀训练相比均可导致类似的公开行为——援助一个看似遭受很大痛苦的人，尽管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故意（因为实验的设计）忽略这个人的痛苦。与在等待组尚没有进行任何冥想训练的对照组相比，两个冥想训练组以多5倍的帮助行为作为响应。正念组和关怀组在帮助的程度上没有差别。这一发现支持正念本身是仁慈和关怀的表达这一观点，而且通过持续的践行可以加深。 许多其他的证据显示，情绪或者称之为情绪类型和健康之间有强大的关系。在理查德·戴维森和沙伦·贝格利的著作《情绪大脑的秘密档案》（The Emotional Life of Your Brain）中对此有非常专业和令人信服的介绍。戴维森的工作阐明了情绪类型的6个维度，他描述如下：抗挫力，从逆境中恢复的快与慢；展望，能够保持积极情绪的时间；社会直觉，从周围人获得社会信号的熟练程度：自我觉察，能够准确地感知反映情绪的身体感受；情境敏感性，当认识到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真实情景时，有多擅长调节你的情绪回应；注意力，对注意力有多清晰和敏锐。可以立刻明白，这些维度就是培育正念的方方面面或者来自于它。最为重要的是戴维森和贝格利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情绪模式既可以被接受同时也可以通过冥想训练而得以转化。 其他人格特质和健康 动机是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另一心理特征。大卫·麦克利兰博士，一位20世纪60～70年代颇有声望的哈佛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特别的动机轮廓，与别的相比似乎传达了对疾病更大的易感性。强烈展现出此等特征的人，名为强化权力动机（stressed power motivation），被证明在人际关系中强烈的权力欲望。这种权力动机典型得超过任何人际关系中的归属需求。他们倾向于好斗、好争辩和竞争性，更易于加入某些组织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但他们遭遇任何挑战其权力感的压力事件时，也会感到特别的挫败、受阻和受威胁。有这种特定动机类型的人在压力下比其他没有这种动机的人更易生病。 麦克利兰也提出相对的动机模式，看似更具耐受性和更能抵抗疾病。他称之为非强化归属动机（unstressed affiliation motivation）。呈现出高水平非强化归属的人对他人有吸引力并待人友好，受人喜欢，不是当成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愤世嫉俗的A型），而是作为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归属的需求，因为当压力事件发生时不会感到受阻或者威胁。在一项对大学生的研究中，强化动机得分高过平均分者，比起其他学生则报告易患更多的疾病，而在非强化归属动机得分超过平均分者，则患病最少。 与压力耐受性和统合感一样，我们再次发现，有相当可信的证据表明，某种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可以使一个人易于生病，而另一些方式则促进更强大的抗挫力和提升健康。在早期的初步研究中，在与麦克利兰博士和同事乔尔·温伯格和卡罗琳·麦克劳德的合作研究中，我们发现多数参加正念减压课程的人在8周后，表现出亲和信任增加，而等待进入课程的其他病人，同时接受测量，则该项指标没有变化。我们的患者报告，他们在正念减压中的体验，通常会长时间地并且深刻积极地影响他们对世界和自己的看法，包括更加信任自己和他人，这一发现是具有标志性的。 社会对健康的影响 我们回顾了部分证据表明思维模式、信念和情绪，简而言之，我们不同的人格可以在一些重大的方面影响我们的健康。也有相当可观的证据证明社会因素，当然也与心理因素相关，也在健康和疾病中有重要的作用。早已知道，例如，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孤立于社会的人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较差，与具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相比，更易过早死亡。所有年龄段未婚人群的全因死亡率高过已婚者。看起来与他人彼此联结是健康的基础。当然，这很易于直接理解。从深层来讲，人有强烈的归属需求，能感到比自己要大的某些事情的一部分，能够以具有意义和支持的方式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对亲和信任、慈悲和善意的研究证明这类社会纽带对人的健康和幸福极其重要。 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一些涉及非常庞大的人群的主要研究，加强了支持社会联结对健康重要性的证据。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存在着和他人连接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生活中呈低水平社会交往的人，如以婚姻状态、与家庭其他成员和朋友的联络、参与教会和其他团体来衡量，随后十年时间内死亡的风险，是具有很高水平社会交往者的2～4倍之间，这把其他因素如年龄、先前的疾病、收入、健康习惯如吸烟、饮酒、身体活动、种族和喜好都考虑在内。与社会孤立和孤独现在已被证实是抑郁和肿瘤的危险因素。 很多研究探讨了其中的原因。马里兰大学的詹姆斯·林奇博士，也是《受伤的心：孤独的医学后果》（The Broken Heart:The Medical Consequences of Loneliness）一书的作者，指出对于身处监护病房压力极大的患者，身体接触甚至有他人在身旁都会对心脏生理和反应有平复的作用。最近，如之前看到的，大卫·克雷斯韦尔和同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证明参与正念减压课程可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他们的研究不仅证明简单地参与正念减压课程能降低孤独感，而且能够证明，相比于控制组而言，正念减压组的促炎症细胞因子产生减少，促炎症细胞因子与身体的许多疾病过程有关。由于孤独感是老年人患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症和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这些发现有潜在的重要性，尤其是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根据克雷斯韦尔博士的观点，通过社会网络项目和发展社区中心鼓励建立之前效率不高的关系等努力降低孤独感。 在另一经典研究中，林奇博士揭示，有宠物的人比没有宠物的人在心梗之后能够生存更长的时间。他也发现仅仅因为有友善的动物存在，即可降低血压。这是证明关联性是健康关键的启发性证据。正是关系高于其他因素，正如在此所看到的，这就是正念的核心。 有趣但并不令人惊讶，人与动物的接触，不仅对人有益，也对动物有益。根据林奇博士的观点，养狗、猫、马和兔子做宠物可以降低压力情境下的心血管反应性。一项来自俄亥俄大学研究者的标志性人–动物互动研究，实验试图让兔子患上心脏病，给兔子喂养高脂肪、高胆固醇膳食，结果那些笼子放置得比较低的兔子心脏病的严重程度低于笼子比较高的那些兔子。这一发现看起来毫无意义。为何笼子的位置高低会影响心脏病的程度，这些兔子都是同一个品种，喂以相同的膳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中一位研究者发现，它们并非被真正同等对待了。团队中一个成员经常把位置比较低的兔子带出，抚摸它们，和它们说话。 这使研究者们进行了另一个严格控制的实验，把部分兔子当宠物而另一些不是，同时给同样的高脂、高胆固醇膳食。结果证明亲昵的抚摸兔子，使这些宠物兔子比未当作宠物的同类对心脏病有更强的抵抗力。宠物兔子要比那些非宠物的同类患严重疾病的可能性要少60%。他们两次重复了这个实验以确定不是侥幸，最终得到了完全一致的结果。 简而言之，所有这里讨论的和其他一些研究支持这种观点，身体健康密切地与思维模式和对自己的感受有关，而且与我们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的品质有关。有证据表明，特定的思维模式以及特定的与感受相关的方式会让我们易于生病。 抱有无望和无助感受的想法和信念、失控感、对他人充满敌意和愤世嫉俗，缺乏应对生活挑战的承诺，无法表达感受以及社会孤立都显示出特别的毒性。 而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的思维、情感都显示出与强健体魄相关。那些本质上乐观的人，或者至少可以放下坏事件的人，他们认为坏事是暂时的，他们的情况会改变，倾向于更加健康。与持悲观观念的人相比，乐观主义者直觉地认为生活中总会有选择的可能，总有锻炼某种控制或作为的可能。他们也有积极的幽默感并可以自嘲。 另一与健康相关的心理特质包括强烈的统合感，坚信生活可以被理解、被管理、有意义；一种参与生活的精神，把阻碍当成挑战；对做出重要的决定改变的能力充满信心，培育促进健康的情绪风格，诸如强大的情绪抗挫力。 健康的社会特质包括珍视关系，敬重关系，感受到对他人有基本的信任和友善感。 由于所有的证据仅仅是对于大样本人群具有统计学意义，我们不能认为某种特定的信念或者态度或者情绪风格导致了疾病，只能认为如果某些人群具有强烈的思维模式或者行为方式，会有更多患病或者过早死亡的可能。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把健康和疾病看作对立的两极中不断变化和动态的连续过程，比认为要么“健康”，要么“患病”更有意义。在任何时刻，我们的生命中都有流动的不同力量发挥作用，有的把我们推向疾病，而有的转向更为健康的平衡。其中有些力量可以被我们掌控，或许让所有内在和外部的资源都可以为我们发挥作用，而其他的一些力量则超出了个体可以影响的范围。系统在完全崩溃前可以承受的压力程度难以精确计算，而且看似不同的人各不相同，甚至对同一个人不同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但多种力量的动态相互作用影响着健康，无论任何时间、我们处于健康–疾病连续谱系中的任何位置都会产生作用，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会发挥作用。这本书的整个观点，也是正念减压的观点是你可以温和地、可爱地和坚定地为此做很多，通过不争、无为，当需要行动时带着觉知采取行动，影响着整个生命中事情的自然呈现，将它们朝向任何可能程度上的更大的幸福、自我关怀、智慧的方向，而这永不可预知。 如何践行这些知识 与这里呈现的证据一致，作为个体，我们具备基本的能力，当我们观察的时候，去觉察自己的想法、感受及其对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影响。如果能够观察到我们自身某些时刻升起一些有害的信念、思维模式、情绪模式和行为，则可以减少其对我们的控制。知晓一些证据后，当发现我们悲观地思考，压抑愤怒的感受，嘲讽他人和自己时，可能会产生密切地了解那个时刻的动机。我们或许能把正念带向这些思维、感受和态度升起时产生的后果。 例如，你可以观察到当你压制愤怒时，你的身体是怎样的感受。如果让愤怒表达出来，又会发生什么？对其他人有什么影响？可否看见对他人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浮现时的即时后果？这是否会导致你跃入无凭无据的结论陷阱，或者把人想成最坏，并说些以后会让你后悔的话？能否看见这些态度在那个时刻导致他人痛苦？可否看见这些态度在这些感受浮现的时刻给你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 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积极想法和亲和情绪出现时正念地觉察它们。当把阻碍视为挑战时身体有何种感觉？当体验到喜悦时，有何感觉？当你信任他人，当你慷慨以及对他人表示真正的仁慈和关心时，当你真心表达爱时对你的内在体验有何影响？对他人会产生什么表现？可否看到积极情绪状态和乐观豁达观念的即时影响？这些对他人的焦虑和痛苦有何作用？在那个时刻，自身是否产生了一种更大的内在的平和？ 如果可以保持觉察，尤其是对个人的体验保持觉察，与来自科学研究所获得的证据一样，某些态度和看待自己与他人的方式可以促进健康：亲和信任、慈悲、善意看到他人与自己的善良有着内在的疗愈力量，当真正把危机甚至威胁当作机遇和挑战，则可时时刻刻、日复一日带着正念有意识地培育这些品质。这会成为我们培育的新选择，同时也成为崭新但又深刻的看待和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方式。 Condon, P, Desbordes, G, Miller, W, and DeStephano, D. Meditation Increases Compassionate Responses to Suffer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