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之梯与问题之锤

抽象之梯与问题之锤 “抽象之梯”不是什么新奇说法，这是语言学家塞缪尔·早川提出的一个概念，常常出现在各种写作教材中。抽象之梯的底部是最具体的概念，顶端是最抽象的概念。 我们使用的每一个概念都处于抽象之梯之上。好的写作教材会告诉你，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语言停留在上或下的其中一端，避免悬于中间。也就是说，要么使用最抽象、最具概括力的表达，要么描述最具体、最精微的经验事件。这对我们的概念抽象能力和经验觉察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悬在梯子中间，说着一些两头不沾的话。 比如，文学作品里那些一笔扎进经验细节里的白描，就是在梯子底部“最具体、最精微的经验”话语：“一刻工夫，一碗肉已不见，骑手将嘴啃进酒碗里，一仰头，喉结猛一缩，又缓缓移下来，并不出长气，就喝汤。一时满屋都是喉咙响。”（摘自阿城《遍地风流》） 惯常的作文写法，大概会写成“骑手饿极了，用大碗喝汤，满屋都是汤水咕咕下肚的声音”——这就是所谓两头不沾的话。 “饿”是压缩了巨量经验之后得到的抽象概念，“饿极了”相比“一碗肉已不见、啃进酒碗里、喉结猛一缩、不出长气”显得十分抽象；即使用“汤水咕咕下肚”依然抽象，“下肚”是他人的内在经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作者刻意去想象、去概括，相比“喉咙响”，显得间接，难以凝结成意象。 又如，上文写道： 智识成长，就是不断地用更抽象的概念， 理解更广泛的经验的过程 。这段高度概括的表达就处于抽象之梯的顶端，有效地归纳了我们本章前面所讲的全部内容。 话语两头不沾，是“体会”与“思考”两头不沾的结果。缺少体会，便无法具体，我们粗暴地把某类经验归为“饿极了”，再也听不见喉结的响动声；缺少思考，则无法抽象，只能用“好看”“糟糕”“精彩”“普通”这些笼统概念来应对复杂经验，活成一个“二极管”。我们觉得自己一直在体会生活、思考人生，殊不知我们的体会是卡在各种成见框架中间的“体会”，思考是悬在各种默认前提中间的“思考”。 当觉察到抽象之梯的存在，想要强行向上或是向下突破时，你才能从体会下沉到体悟——感悟更直接无染的经验，从思考上升到思辨——辨析更抽离无碍的概念。 抽象之梯揭示了思考和表达的二八定律，鲜活、诚实的经验是我们登上楼梯的第一阶，高度概括的抽象表述是离开楼梯登上高处的最后一阶，它们是决定成败的“二”，要找到它们，得花费80%的时间和精力。剩下无关痛痒的“八”，中间的那些阶梯，都是为了制造一种连贯性而不得不用的填充物。 从真实的经验出发，从基本的概念推演，在这个梯子爬上爬下的你会发现：原有的概念是一种廉价的“方便”，概念可以更基本；原有的经验也许是一种粗糙的“幻觉”，经验总是可以更精微。这把梯子居然是无限长的。我们随即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不能陷入对漫无边际的经验和思绪的追索之中，我们总要开口说话——在实践中，我们应当如何用思考来引导我们的语言？ 攀上抽象之梯还不够，我们还要拿起 问题之锤 。 如果我们问：思考的顺序是什么？答案似乎指向“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推演”，这显然不对，当你思考“思考的顺序是什么”的时候，思考早就已经开始了。 思考只能始于问题。 来关注一个基本问题：话语的基本结构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构？ 前文中提到：在说理中，是前提和结论；在叙事中，是起因和结果。催生出这个结构的基本动力，是提问和回答。驱动说理的问题是“这是为什么”，是对因的疑惑；驱动叙事的问题是“然后怎么了”，是对果的追究。 以下这个假设并不是很难令人接受：人类语言系统的一切繁杂、一切精妙，都来自生存问题的逼迫。 在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足以满足生活所需之后，我们便需要语言的意义生成功能来回应存在的问题了。我们的语言极尽抽象写意之能，极尽具体写实之能，能建构出前提之前的前提，发掘经验之中的经验，折腾来折腾去，都是为了回答那几个令人头大的问题：我是谁？心和物的关系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重要的基本概念之所以来自各个学科，是因为各个学科本质上就是各个特定问题域的答案集。而最能启发人的概念组合之所以经常来自哲学，是因为最开始、最基本的问题是由哲学提出，再分派给各个学科去研究的。当人们遇到最深奥、最无解的问题，依然会跑回来找哲学，让哲学问出更基本的问题，因此所有细分学科的博士学位，全称都是××哲学博士，比如数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哲学博士。 人的一大困境在于，问题是语言的起点，但答案不是语言的终点，问题背后总有问题。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居所，我们通过居所进入世界，在世界中存在，但它不是一个结构坚固的建筑，而是一个首尾相衔、无限扩张的“怪圈”。 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个怪圈中“正常行事”，当然要感谢各种框架和成见封印了我们的惊异与好奇，感谢各种信仰传统、世俗教义阻断了我们无止境的追问。 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使我们存活下来的东西，往往也是妨碍我们发展的东西，比如基因、语言。 妨碍我们发展语言组织能力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日积月累习得的语言本身，要破除这种障碍，除了要意识到抽象之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回撤的自觉，回撤到语言被层层限定或过度发挥之前的状态，用一种相对更原始、更纯粹的方式使用它。 这种方式，就是 提问 。 能提出好问题的人，注定有与常人不一样的命运。对外部世界的疑惑和惊奇塑造了我们的生存结构，所有话语背后都有一大堆问题在牵引，正如今天的学科体系本质上是一堆特定问题域下的答案集，我们的自我认知根本上也是由一系列答案构成的，我们将自己浸泡在各种似是而非的答案中，才勉强寻得了生活的确定性。 接下来，我们需要站在问题的视角，理解语言世界如何与心理世界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又是怎么进入现实世界，影响你我的生存处境的。 我们可以将语言世界粗略地分成三个部分，即已知域、问题域和未知域，它们在结构上对应了心理世界的舒适区、成长区、未知（恐慌）区。在这个意义上，进入问题域就是进入成长区。 “人永远是通过解决问题来获得成长的”这一道理只是悬在梯子中间的泛泛之谈，此处我们要细究的日常经验是：“为什么提出一个问题，会帮助我们想/说清楚一件事”，以及“为什么很多时候 想清楚 一件事情，本身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为了说清楚这两件事，我们需要回到图示中，暂时离开语言世界，去往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 前面说过，心理世界的认知过程是完形性的，我们总是需要在背景经验中处理对象。符合经验原型的，表现为理解，不符合的则体现为问题。而在现实世界中，问题具体指那些构成生存障碍的事件，当生存无碍时，我们便会觉得没有问题。 前两个世界的两种状态，两两交叉，能对应4种认知状态。在语言世界中，我们用4类标记词区分它们，分别是 理解、问题、 成见和盲区 。 一个经验对象，如果既能被心理框架容纳，又不在现实世界中表现为障碍，那便是理解。理解是“已知的已知”。 如果这个经验对象和已有心理框架产生冲突，并且妨碍我们在现实世界达成目标，那便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明确“已知的未知”。 这里要特别关注的是成见和盲区。成见在框架中，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隐含假设和默认前提，我们用它们来处理世界，不自觉地导致了各种问题和障碍，比如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理解，什么是知识，但我们并非真的知道。成见是“以为已知的未知”。 盲区在框架外，它和问题的区别在于，它并不直接妨碍我们的生活。注意，不直接妨碍，指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在妨碍。它像经验疆域之外巨大的暗海，大陆上的气候、生态都和它有关，是小生态之外的大系统，以一种非常基础且宏观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命运。盲区是我们以为不是障碍的障碍，是“未知的未知”。 盯着这个框架，你会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我们似乎必须在符号世界的标记中，才能发现成见和盲区的存在，在此之前，它们 是不存在的 ，否则也就 不被称为 成见、盲区了。通过有意识的语言组织活动，它们被拎出来，贴上标签，进而映射出了心理世界中的某些隐秘范畴。换句话说，盲区一旦被叫作盲区，真正的盲区就被点亮，因而不再是盲区，成了有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语言的组织活动来点亮成见与盲区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我们有“问题意识”。下面这句话极其重要，你要认真领会：问题意识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问题”是揭示盲区和成见的唯一 中介 。通过问题，我们才能发现那些“原来认为自己理解的不理解——成见”和“原来认为不是障碍的障碍——盲区”。 原因很简单， 正是成见和盲区制造了问题 ——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不知道还有不知道的东西，一旦它们刺入日常生活，我们便会感到迷惑、错愕和惊异，我们必须在语言世界中，通过对问题的探究来反向追溯、澄清它们。在逻辑上，我们永远只能通过“已知的未知”，以它为中介，抵达“未知的已知”（以为自己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因此，问题是唯一的线索。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要紧了：如何才能提出一个好问题？ 答案是针对差异性现象发问。 好的问题必须面向具体的差异现象，而非某种含混不清的困惑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如何问出好问题”其实是个糟糕的问题，问得太宽泛，让人很难收拢线索，拎出一个清晰且具体的答案。相对好一点的问题是：好问题和坏问题的区别是什么？如此问，我们才有可能回答清楚“具体好在哪儿”，比这个问题更好的问题是“相比那些平庸的见解，那些发人深省的答案背后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此时，你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找例子，找到那些平庸的见解和发人深省的答案，将之对号入座。 仍然是一开始那个例子：“自信来自自我的积极暗示”就是一个不怎么深刻的论断，“真正的自信是一种你中有我的看见”的说法则带来启发，于是我们要十分具体地问：两者背后的问题意识 有何不同 ？ 一旦如此发问，我们便能得到很多有启发性的答案，比如：有可能是前者诉诸自己的经验直觉——自信感总是由内而生，后者更关注经验直觉中的 矛盾之处 ——但我们总需要他人的认可；或者因为双方使用了不同的前提假设，前者的前提是“自我与他人独立存在”，后者的前提是人的“互为主体性”，后者的前提处于大多数人的知识盲区之中，因而能从中推出更具启发性的结论。 原理在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知道自己有哪些盲区与成见，但我们总能感受到现象之间的不同与差别。有些差别是显然的，有些差别却是微妙的， 那些无法被简单解释的微妙差别，往往直 接指向你的知识盲区与观念成见 ，并非笼统泛泛地指向，而是具体细致地指出。人与小白鼠的差别之巨大，会使追问变得冗赘烦琐，令人全无头绪；人与黑猩猩的差异之细微，则很有可能引导我们厘清人类语言习得、社会性产生的深层原理，因此要死死地盯住那些差异，穷追猛问。 类似地，“如何好好说话”当然是个糟糕的问题，“为什么我在情境A中能好好说话，在情境B中却不能”或者“为什么我说事件A时表述得很清楚，说事件B时却很含混”则好得多，这才是能逼得你直面复杂经验的问题，本书大量线索都由这些问题牵引而来。总之，好问题会倒逼我们去触碰更具体且复杂的经验事实，然后进行细致的比较，找出更多变量和细节，最终建立概念模型，让我们得出一个说法（命题），去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复杂关系。 我们必须在上述意义上理解“人永远是通过解决问题获得成长的”这句话，从而明白问题之锤的重要性。 凭常识，我们知道，要获得心智上的成长，有两条路：一条是经验—实践进路：透过行动，进入真实世界，在舒适区的边缘，在生存障碍中，你会问出一个一个“真实的”问题；另一条是理性—思辨进路，即抽身而出，在符号世界中推演，找到具体问题背后的抽象问题、小问题背后的大问题，把问题类型化，增加知识的普适性与复用率。 所谓成长，就是舒适区的扩张，这个扩张的本质，是问题域的双向膨胀，我们不断地追问，给出回答，使得原本已知域/舒适区中的成见被识别出来，未知域/恐慌区中的盲区被辨认出来，它们被包含进一个巨大的问题空间。 参考“抽象之梯”，编造出“问题之锤”这个说法，是为了创建一种心理标记，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问题，问题背后还是问题。一如无限延长的抽象之梯带来的困惑，这么多问题，似乎永远也回答不完。为什么要把世界搞得这么复杂？ 我们真正的麻烦，不是问题太多，而是问题太少。准确地说， 在符号世界中成为命题的问题太少，会导致现实世界中成为事实 的问题太多 。出于思维的惰性，每个人都希望能简单思考、轻松生活，这是人性，但世界本身是复杂的，问题一定会顺着你的盲区和成见以各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刺入你的生活。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直面那个巨大的问题域，也必须接受“已知越多，未知越多”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