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认知，重塑“倾听—回应”观

翻转认知，重塑“倾听—回应”观 本章的主题是“倾听与回应”，我将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1）倾听、回应这两种行为在我们的解释框架中处于什么位置，和我们的日常理解有何区别？ （2）如何“更好地”倾听和回应？ 最朴素意义上的“听”，指通过听觉通道获取信息并加工信息的过程。它之所以有资格成为我们的课题，被各种沟通教材专门划出章节来讲，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如此朴素的意义上“听”过。交流实践中的“听”是复杂的，我们不仅用“听”处理内容，而且用“听”处理关系，“听”自身亦是一种无声的交往姿态。 关于“如何倾听”，有两类常见的指导意见：一类认为我们没有真的在听，总是带着各种成见和框架，错误地过滤掉了太多信息，所以应该不带成见、全然投入地听，“倾听”往往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另一类则正相反，正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分析他人话语的有效框架，所以我们无法捕捉到关键信息，听不出话里的门道，所以要带着脑子听，分析地听、批判地听。两种意见相左，由此衍生出的困惑便是：一串声波灌入耳朵，应该走脑还是走心？ 这个表面矛盾很容易化解，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我们的世界可以一分为二，分成贯彻着工具理性的 系统世界 （比如公司职场）和以价值理性为主导的 生活世界 （比如个人家庭）。 在系统世界—工具理性的场景下，往往侧重内容，你需要在脑子里预埋框架，用框架过滤、挑拣重点信息，化繁为简。最典型的就是商业咨询，你要在脑中装下足够多的分析模型，才能给出专业的回应。对方愿意与你沟通，求的就是你的回应——解决问题，提升效率。 在生活世界—价值理性的场景下，比如在亲密关系中，你要侧重于关系，心无旁骛、不带成见地全然倾听，并引导对方充分表达自己。对方与你交流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让自己被看见、被听到，至于你具体听到了什么，反倒是次要的。 拆分之后，似乎很清楚了，我们的麻烦只在于以下两点：在系统世界的专业领域中缺乏足够多的分析框架；在生活世界中又过多地使用了系统世界中的倾听策略——该分析的时候不能好好分析，不该分析的时候又瞎分析。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这个粗暴的二分之中，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麻烦要处理，这个麻烦源自我们对“倾听—回应”行为所持有的一种根本性误解——当这对范畴出现在我们的脑中时，我们总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把握它们：“ 倾听是为了更好地回应。 ”这是一种非常畸形的“倾听—回应”观。 我们总认为倾听是手段，给出回应才是目的。扪心自问，我们之所以关心“如何倾听”“如何心无旁骛地在关系中听”，也是为了满足“更好地回应”这个目的，即便是前文中说到的“心无旁骛、不带成见地全然倾听，并引导对方充分表达自己”这句话，其中也暗含了“更精致地听是为了更精致地回应”的小心思。 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回应”？当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身份和资格。正在倾听的你，虽然在交往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但一直试图 通过间歇性的回应来塑造自己的身份 ，这背后是一种按捺不住的希望被他人认可、被听见的欲望。我们既带着想要被他人认可的欲望认可他人，也带着想要被他人倾听的欲望倾听他人，真正的麻烦就在这里。 如此一来，倾听必定是困难的。我们在倾听时，心智当然是过载的——不仅需要考虑信息层面的主次轻重、因果结构，还要顾及社会权力关系中潜在的规范要求，在穿插着表现自己的同时，亦在思考着如何抑制这种表现，使其显得自然…… 在解决这个麻烦之前，讨论“如何分析对方的话语”“如何区分场景”“如何区分关系和内容”这些衍生于“如何更好地回应对方”的隐秘诉求的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我们需要彻底重置我们的“倾听—回应”观。 本章我会向你证明：庸俗的倾听和高明的倾听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为说而听”，后者是“为听而说”。这不是两种倾听思路，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会话结构。 “为听而说”是本章最核心的概念，把它辨析清楚，本章就功德圆满了，余出来的部分，算附送的。 同一句回应，比如嗯、了解、怎么会这样、后来怎么样了、原来如此，在不同的会话结构中，意义迥然不同：在“为说而听”的会话结构中，它们是一系列铺垫、无意义的僵尸话语，它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为将来的某个精彩回应开辟道路，而那个预期中的精彩回应则像个飘忽不定的幽灵，一直诱惑着正在假装倾听的你。相反，在“为听而说”的会话结构中，“嗯”就是如其所是的嗯，“了解”就真的是了解，“怎么会这样”就真的是好奇和不了解…… 重点来了，那些看似孤立的“嗯”“了解”“怎么会这样”并不是孤立的，它们的意义来自它们与会话中其他命题的结构关系。当“为听而说”时，你所有的脑细胞都被调动起来参与话题，你的好奇写在脸上，根本没空考虑“应该用什么框架理解，然后给出一个高屋建瓴的漂亮概括”或者“应该怎么回应，才能深化彼此的关系”。 比如，面对同样一番令人费解、难以应答的话语，当“为说而听”时，你可能会不懂装懂、强行回应；当“为听而说”时，你则能够坦诚地说“不好意思，我没理解”，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能诚实地直面自己的不理解，则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对话中问出一个切中要害的好问题，虽然你没有如此刻意谋划。 两种会话结构从根本上区分了什么是有意义的谈话和无意义的闲聊。如果双方都把关注点放在自己的语言组织上，非但话题本身无法深入，反而会交互出一个彼此争夺权力的会话场景。人们常常为说而听，满足于炫耀知识带来的廉价满足感，这将导致我们无法真正深入一个话题并与对方共鸣，长此以往，甚至会沦为一个丧失“听觉”的麻木之人。 有人会觉得奇怪，“我该如何听”这个问题的答案居然是“你该这样说”，不是如何“听”，而是如何“说”，为了听到更多而“说”。 解决方案看上去“很迂回”，其原因在于，当我们讨论“如何倾听与回应”时，就已经陷入一种悖论：某种意义上，不存在什么“倾听”。“听”应该是一种被忘却的、不在场的存在——当你刻意提醒自己“要认真听”的时候，你反而因为这种刻意而无法认真听。 很多时候，我们的“倾听”不仅在场，而且十分刻意。按照书上教的，我们一板一眼，身体前倾，面露微笑，甚至可以模仿当事人的动作，脑中同时疯狂盘算着接下来要说的话。只有当我们不再刻意强调“听”之名时，才能真正行“听”之实。刻意创造这种被忘却的、不在场的最佳方式，就是积极地去把握那个在场的“说”——为听而说的“说”。 听与说是一体两面的。那些教导你“要少说多听，因为你有一张嘴、两只耳”的书，都应该扔进垃圾桶。因为这个说法会被非常自然地解读为：少说多听，言多必失，你要留心地听，在关键时候，一语中的地“说”。越是打压，就越是在强调，世俗智慧的教导让我们少“说”，其实是侧面强调了“说”的主导地位，暗中突显了“说”的重要性。“多听少说”和大部分经验教条一样，暗含一种精致的愚昧，它打着实践智慧的幌子践行着庸俗的工具理性，不但无助于你真的听懂对方——因为你压根不想听懂，而且会妨碍你给出恰当的回应。 跳出这个教条，你会释然。在一个具体的交往场景里，如果为了“听到更多”，你必须“说得更多”，那么此时你就应该说得更多，而非刻意压抑自己的表达，如此你反而会因为深入主题而不自觉地给出很多恰到好处的回应，展开一场自然流畅的对话。你不能自作聪明地刻意追求这种高质量回应，本书反复出现的那个“主体间的反馈悖论”，在此处仍然成立——越是想回应得大方得体，往往就越是显得自己笨拙刻意。 这段内容是对“倾听、回应这两种行为在我们的解释框架中处于什么位置，和我们的日常理解有何区别”这个问题的回答。接下来，我们来尝试回答第二个问题：如何“更好地”倾听和回应？